周锡瑞：以中国为方法

自几年前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退休后，周锡瑞回到他年轻时求学的伯克利居住。在盘山小路上绕行一段，找到夫人叶娃给的地址，进入一扇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小门，入门后拾阶而上，恍然发现里面别有洞天：各种植物葱茏繁茂，小院错落有致。周锡瑞教授早已站在那里迎接我们，身材高大的他站在房门口，令人顿生“顶天立地”之感。他说年轻时身高大约6英尺多（195公分），“现在我缩小了”，他打趣道。蓄了多年的胳腮胡也几乎成了他的标志。有一年他和妻子叶娃约定，如果叶娃通过驾照考试，他就把胡子刮掉。叶娃顺利拿到驾照，他也履行诺言。第二天清晨，一看到他的新形象，叶娃大呼：“你还是留胡子吧！”

赴伯克利采访的那两天据说赶上了湾区难得的好天气。秋日的艳阳倾泻而下，整个客厅笼罩在金灿灿的光影里。眼前的周锡瑞教授一口流利的汉语，全程无障碍交流，一度让我忘了他是一个“老外”。

“周锡瑞”这个中国味十足的名字，曾令很多中文世界里的读者以为他是“美籍华人”，“其实我真的很想做美籍华人呢”，周锡瑞笑着打趣。22岁那年，他从哈佛大学本科毕业后去香港新亚书院读书一年。当时需要取一个中文名字。他的英文姓是Esherick，通常来说，要取“艾”姓，但他并不愿意。“我一想到姓‘艾’，就想到‘艾森豪威尔’，他是共和党，是保守的，对中国不友好，所以我不想姓艾。”老师们想来想去，“反正你的英文名字叫Joe，也是先读名字，我们就把你的名改为姓，就姓周吧”，我说“好的，我跟周总理同姓，要比跟艾森豪威尔同姓好。这个名字比较有中国味”。从此，海外中国问题专家的谱系上增添了一个有分量的名字——周锡瑞。

2021年10月18日，作为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荣休教授的周锡瑞，与英国剑桥大学荣休教授鲁惟一（Michael Loewe）、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叶嘉莹获得“第6届世界中国学贡献奖”。“世界中国学贡献奖”创设于2010年，每两年评定一次，致敬为中国研究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是目前国际上中国研究的最高奖项。

“能获得这个奖我很高兴，觉得非常荣幸，”周锡瑞谦逊地说，“不过，我与以往的获奖者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比如之前获奖的日本学者毛里和子、哈佛大学的裴宜理……他们都是大学者，出过很多大作，而我只是搞近代史的小人物。”周锡瑞的书房在顶层的阁楼上，坐在书桌前，抬眼便可望见浩瀚的海洋——大海的那一端，是他研究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他曾被这片海洋隔绝，后来成功跨越，如今因为疫情及其他因素，又暂时隔绝开来。“我已经有两年没到中国了。”他的语气不由得凝重起来。

这么近，那么远

1964年夏天，从哈佛大学本科毕业之后，周锡瑞去香港新亚书院学习一年。尽管在地理空间的意义上，他与中国大陆的距离已小得可忽略不计，但那时仍有一道“坚不可摧”的墙高高地筑在彼此之间。周锡瑞在香港那端，用望远镜遥看大陆，“对面的深圳就是一个农村，不少人还在那儿耕田。”

1942年，周锡瑞出生于加州湾区的马林（Marin）县，父母都是有声望的建筑师。“我父亲的书房很大，有好多书，大部分是建筑的书，也有好多历史书，他对历史特别感兴趣……”母亲与父亲一样，早年在宾州大学建筑学院学习。“我母亲是第一批拿到宾州大学建筑师文凭的女性。”对周锡瑞的成长非常重要的是，父母都是“世界主义者”。他们要求孩子们不仅仅关心美国，更要关注世界——美国是世界里的一个国家，其他国家也重要。

“所以我到哈佛大学读书的时候，根本没考虑研究美国或者是学美国史——我更想了解国际，了解世界。这肯定来自家庭的影响。”

不过，对那时的他来说，研究中国，多多少少有些偶然。

1960年，18岁的约瑟夫·埃舍尔瑞克（Joseph Esherick）——后来的周锡瑞进入哈佛大学读书。这一年，43岁的参议员肯尼迪宣布竞选总统，挑战共和党人、时任副总统尼克松。因为肯尼迪是波士顿人，他的竞选团队很大一部分有哈佛背景，他们经常来哈佛做演讲或者是辩论——后来很多人都变成肯尼迪政府的幕僚。周锡瑞还选过基辛格的课，虽然他并不喜欢共和党人，但是因为基辛格所谈的、所关心的是当下的热点，所以他仍被吸引。

“那时我们都关心政治，关心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刚当上总统的肯尼迪非常年轻，我们觉得未来充满希望、要面向世界。”作为这个“火热”的时代中的一员，只有大国才在周锡瑞未来研究的考虑之列：印度、苏联、中国。

周锡瑞本来的专业是经济学，“新制度学派”领军人物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讲授的论经济发展的系列课程，激起了他对印度的兴趣。可是随着肯尼迪的当选，加尔布雷思很快被任命为驻印度大使，另一对研究印度的专家夫妇也转去了芝加哥大学，“印度”这个选项不得不从他的视野中排除。剩下来的问题就变成了在苏联和中国之间选择。

因为是冷战时期，了解苏联非常重要，所以周锡瑞选了几门苏联的课，也选了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课。当时中苏被视为一个阵营，但是周锡瑞发现，讲授这两门课的学者却有着微妙而有趣的差别。

一众苏联研究者不少是俄国革命时期的流亡者，他们满腹牢骚，既不喜欢他们的研究对象苏联，也不喜欢同行——他们的课上充斥着对其他苏联问题专家的批评;对俄罗斯文学的赞赏勉强算是他们唯一的共同点。但教中国史、中国社会的教授就不同了，像费正清等人，很容易看得出他们非常喜欢中国，三四十年代他们在中国生活过，喜欢中国人，赞赏中国文化，喜爱中餐。尽管“中国也在批评‘美帝’，但他们一直对中国抱有美好的回忆，也期待有朝一日中美能够恢复外交，他们能再到中国”。对周锡瑞来说，“研究一个你不喜欢的国家没有太大意思，你喜欢一个国家，你喜欢一个文明，你喜欢它们所承载的文化，研究这样的国家，那才有意思。”

“费正清人长得高大，是非常有威望的一个人。讲课也挺有条理，很容易看出他的逻辑。”除了智识的部分，其实周锡瑞这些学生更被打动的，是费正清对他的研究对象——中国——付诸的情感。周锡瑞回忆，费正清每次讲完课，会为学生放有关中国的幻灯片，“不像现在，放PPT都是讲课的时候同时放，他是讲完的时候单独花时间给学生们放，那些幻灯片都是他在中国时期收集的。”在中国与世隔绝的时代里，费正清用这种方式，让学生们得以对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家有所认知。

哈佛的学生管这门课叫“Rice paddies（稻田研究）”，选“稻田研究”的学生不少，仔细分析，一部分人对日本的兴趣缘于二战;对中国的兴趣相对复杂些：“从国际上来说，中国和苏联都是共产主义国家，但他们彼此不一样，关系又恶化，所以就好奇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1962年，周锡瑞开始学中文。“那时很少有本科生学中文，所以我的同班同学都是研究生。”担任他们中文老师的是赵元任的女儿赵如兰，她的丈夫是航天专家卞学璜，所以同学们都喊她“卞太太”。“我们用的中文课本是赵元任写的，我们也知道赵老师是赵元任的女儿。但对赵元任的影响和他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的地位了解得还不够。”

从“哈佛学派”出走

上世纪50年代，早年对中国介入颇深的费正清遭受“麦卡锡主义”的打压和迫害。从政治漩涡中全身而退后，费正清愈加感到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对近代中国的缺乏认知。1955年，日后非常有影响的哈佛“东亚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在费正清担任首任所长的18年间，先后培养了两百余名学生与研究人员。“哈佛学派”（Harvard School）的名号也因此而轰动于江湖。

“冲击-反应”（impact-response model）模式是费正清的重要观点。按此基本模式，中国现代化之所以迟缓和一再失败，归根结蒂，不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中国本身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或儒教，不能适应现代工业社会的要求。到周锡瑞读书的时候，费正清及其弟子形成的“哈佛学派”已初具规模。该学派的重要学者除了费正清推荐到伯克利的列文森之外，还有哈佛大学的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耶鲁大学的芮玛丽（注：刚刚去世的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即为她的学生）以及在密歇根大学历史系执教的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等人。

“中国研究当时在美国基本上只有两个学派：一个是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哈佛学派’，另一个是以乔治·泰勒（George E.Taylor）为代表的‘华盛顿学派’，他们比较保守;冷战时期，反对‘亲共’的那些人大多来自‘华盛顿学派’。我们视他们为我们的斗争对象。”周锡瑞回忆。

在哈佛学习几年之后，周锡瑞认识到，无论是所上的课还是课后读的参考书，都离不开他已谙熟的“冲击-反应”的框架。“临近毕业、到了该选择去哪里继续深造的时候，我就在考虑，费正清的路子我是比较懂的。如果我继续留在哈佛做他的学生，我也要跟着他的理论走，跳不出这个路子。”

假期回加州时，周锡瑞拜访了在伯克利任教的列文森。作为费正清的得意弟子，列文森当时已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周锡瑞回忆，他在哈佛时读过列文森的名作《梁启超与中国的近代思想》，相比后来的那本“特别玄”、“特别难读”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梁启超那本还比较好懂”——在第一、二代中国研究学者的著作中，人物传记占了很大的比例。用另一位著名学者黄宗智的话说，“有的论著写得很玄，以丰富的想象力来弥补资料的不足”，列文森的两部名作便是例子。“列文森的著作在海外被誉为‘辉煌的贡献’，其价值不在于资料的搜集与钻研，而在于列文森的一些观点被不少人誉为敏锐的观察。”

从方法论上说，列文森也是费正清的正宗弟子，但周锡瑞很明显地感受到费正清与列文森师徒二人的不同风格。“列文森特别聪明，思维很发散;话题非常多，也都不是一个方向，不太容易被人理解——相比之下，费正清的表达思维逻辑特别清晰，也很容易理解。但列文森让你感觉，你不知道他要到哪儿去，我就觉得这人太聪明了，知道的太多了。我跟他学能学到好多东西。而费正清，我觉得我基本上知道他要讲到什么、要举什么样的例子。所以到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倾向性。”不久，周锡瑞拿到了伯克利的奖学金。

风云激荡的伯克利

1965年的伯克利校园并不宁静，反越战运动如火如荼，23岁的周锡瑞成为其中一份子。

说起来，这与周锡瑞当年在香港学习期间的一段特殊经历有关。作为从小在加州长大、喜欢户外运动的青年，香港对他来说太局促。所以到了假期，他就想着去哪儿“放飞一下自我”。当时，越南战争已经爆发，但外界对这场战争的认识尚不清楚，“反正是反对美国的、也是一个类似于中国的农民式的战争”，他觉得这件事有意思，应该去看一看。父亲帮他联系了《旧金山纪事报》，对方同意他以“海外记者”的身份报道越南战争。周锡瑞拿着这封信找到美国的军人新闻处，领到了记者证。

“有了记者证，就可以到机场等，那里有军用直升飞机，如果一架飞机有空位置能带上记者，我就可以跟着他们一起去某个地方。”周锡瑞后来在《旧金山纪事报》上发表了几篇越南战场的前线报道。回到伯克利之后，恰好列文森的一个学生专修越南史，之前也是一位军人，周锡瑞的经历引起他的兴趣。“人家说看过我的文章，你也是反战的，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吧！我不好意思说我不是反战。不过，后面逐渐觉得这场战争肯定是打不赢的，也是受那位学生的影响和指导，就参加了反战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