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斯特·刘别谦：性，谎言，和三角关系

三角关系

今年是德国喜剧导演恩斯特·刘别谦130周年诞辰，打开他导演生涯后期的经典作品《天堂里的麻烦》（1939），开篇的场景让我忍不住想鼓掌。就如同比利·怀尔德将刘别谦作品评价为“对超级笑话的优雅使用”：“开了个玩笑，你感到很满足，但还有一个更大的笑话，你没想到的笑话。”这个特点在《天堂里的麻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高级酒店，衣着光鲜的一男一女在约会，隔壁房间的男士丢了钱包。

男爵边叉食物边向伯爵夫人表白：“这就是旅馆生活，一个房间的男人丢了钱包，另一个房间的男人丢了魂。”

伯爵夫人边向男伴要盐罐边说，“我得对你坦白，男爵先生，你是个骗子，你抢劫了那位先生。”

男爵递过胡椒粉，指出女伴偷了他偷走的钱包。“你从我口袋里掏出它的时候，我非常清楚，你弄痒了我。不过你的拥抱真是甜蜜。”

甜蜜的配乐响起，俩人站起来，男爵无法抑制感情似的摇晃伯爵夫人的身体，一个钱包掉到地上。

他们仿若无事发生，坐下，继续约会，互相表达爱意，展示自己的技能：男人从怀里掏出女人的胸针，女人偷走了男人的表并调了时间，男人拿出女人的吊袜带并亲了一口……眼花缭乱。

伯爵夫人惊喜地喊：亲爱的，快告诉我，你是谁？

刘别谦轻易地建立了他的世界：男女主角在对话交锋中卸下贵族的假面，以窃贼的身份相爱，态度之自然就像男人给女人递盐罐。在他们的价值观里，窃取这一行为与其说带来物质，毋宁说意味着智慧和吸引力。

再往后，这对窃贼盯上了一位富婆，为她工作以窃取财富。富婆倾倒于骗子的绅士，骗子也为富婆的美丽折腰。一段带着欺骗的三角恋展开。

从上述例子已经可以看出，刘别谦不是个爱做道德审判的导演，他很喜欢在电影里谈金钱，谈性。《红楼艳史》（1932）的开头，警察扫荡夜晚充斥着男欢女爱的公园，斥责巴尔迪：“你不能在这做爱！”巴尔迪反驳：“我可以在任何地方做爱！”警察说：“你不可以！”柯莱特插话：“不，他可以！”刚刚相识的巴尔迪和柯莱特因此生情、结婚。不过他们很快就分别陷入了婚外恋的诱惑中。

伟大的影评人罗杰·艾伯特在一篇影评里借用了评论家格雷格·法勒的观点：刘别谦喜欢“一种本质上稳固的关系暂时受到对手性威胁”的故事。

请看《红楼艳史》是怎么拍巴尔迪在和柯莱特结婚后受妻子好友米基引诱的戏的吧——初次见面，巴尔迪与米基共同搭乘出租车，镜头对准了计程车后座的米基和巴尔迪，然后是一个完整的调情场景：

巴尔迪在读报纸，米基跃跃欲试地搭讪：“你觉得我们这样在车里孤男寡女的有问题吗？”

“肯定没有。”巴尔迪回答。

“我也这样认为。两个陌生异性在同一辆车上，并肩坐着，男人读着报纸……”

“而女人看着窗外风景。”巴尔迪接话。米基和巴尔迪四目相对，大笑。

“向你妻子那样汇报吧！”米基突然说。

“她不会相信的！你会相信吗？我自己都不相信！”

“我丈夫也不会相信！”

“夫人，情况对我们不妙啊。”

“所有事实都不利于我们。”

“那怎么办？”

“把报纸扔掉吧，面对我们的现实！”米基的引诱差点成功，巴尔迪抵住诱惑，自己下了车。

之后的90分钟里，米基仍然寻找机会引诱巴尔迪，柯莱特也经受着巴尔迪的伴郎猛烈的求爱攻势。夫妻双方都有小小的失控，但在歌舞片的欢愉中言归于好。

刘别谦说过这么一句话：“婚姻的链条太沉重了，需要两个人共同承担，有时需要三个。”其“四艳史”系列的另一部片子《驸马艳史》（1931）的开头，一个男人对他的同伴说：我非常爱我的妻子，她很好、很善良、很优雅。同伴打断男人：长话短说，你迷上了另一个女孩，而且你不知道怎么办。男人和同伴迅速决定约那个女孩出来晚饭，令男人着迷的小提琴手对他的同伴一见钟情，形成新的三角关系;而那位同伴后来又成了邻国的驸马，再进入新的三角关系，这是后话了。

如影史评价，刘别谦的电影里充满了“成人的嬉戏”。和电影作品相比，刘别谦的生活显得正确保守到乏善可陈：1935年，他与英国演员薇薇安·盖伊结婚，三年后有了一个女儿。他的生活里没有他电影里那些风花雪月的事。在工作上，他态度认真、对下属和蔼。他拍摄于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的“四艳史”（以上提及的两部，外加1929年的《璇宫艳史》、1930年的《赌城艳史》），是他最早的有声电影作品。他成功地将轻歌剧引入电影，让歌舞片从找明星热闹唱跳的《派拉蒙大集锦》类影片向真正的歌舞电影发展;他自己也轻松地完成了从默片到有声片、从欧洲到好莱坞的过渡。

刘别谦式的轻触

刘别谦的电影生涯从1910年代开始，横跨了一战和二战。他是一个裁缝的儿子，1892年出生于柏林的犹太家庭，在高中参加戏剧演出时被舞台吸引，16岁退学。为了满足自己和家人的愿望，他白天在父亲的店铺记账，晚上到歌舞厅和音乐厅。

1911年，他加入德意志剧院演一些小角色，第二年，为了增加收入，他在柏林 Bioscope 电影制片厂担任学徒和勤杂工。又一年后，他出现在一系列喜剧电影中，最受欢迎的一个角色是善良的犹太笨蛋迈耶。作为演员，他出演过约30部作品;1915年，他开始将重心逐渐转向创作和导演电影。

1920年代移居美国前，他拍过四十余部德国默片，最著名的是《杜巴里夫人》《安娜·博林》《法老的女人》和《爱妃苏姆隆》四部。电影理论家克拉考尔在《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德国电影心理史》中总结了从一战前到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电影，一战结束后两类电影流行，一类“毫不掩饰其对色情主题的兴趣，详尽描述性事”，填补人们的空虚，另一类是“场面盛大的历史剧”，战败使得德国历史剧总体倾向历史虚无主义。刘别谦的电影就有上述特征，他对历史故事、狗血奇情进行移植拼接，荒腔走板。比如《杜巴里夫人》将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故事搬到了杜巴里夫人身上，让后者死于大革命的断头台。

这几部历史剧让他拥有了作为导演的业内声望，他是最早离开德国的艺术家之一。到了好莱坞，他和华纳兄弟、派拉蒙都签过长约，是好莱坞极少数拥有最终剪辑权的导演之一。他拥有易辨识的拍摄风格，被公关人员形容为“刘别谦式的轻触”（“Lubitsch Touch”），这种风格也被写入影史。

“刘别谦式的轻触”究竟是什么？很多电影评论家和导演试图归纳、总结，但没有统一答案。

赫尔曼·温伯格（Herman Weinberg）将之定义为“意味着从一般到特殊，突然将一个场景甚至整个主题的结晶浓缩成一个迅速、灵巧的时刻”;雷·杜格纳特（Ray Durgnat）没那么故弄玄虚：“（刘别谦式的轻触）与其说是添加到故事中的东西，不如说是一种通过省略和强调来讲故事的方法。刘别谦省略了明显的情节，用暗示性的细节代替，然后强调细节……”

从《天堂里的麻烦》中，我们能看出刘别谦的这种“不直说”。冒牌男爵和富婆第一次约会，刘别谦的拍摄对象是一只时钟，从5点到9点，从白天到被夜色笼罩。然后男人和富婆出现，互相告别。他们住在相邻的房间。摄影机对着那两扇门。富婆先关自己的门，然后男人回到自己的房间，关门，锁自己的门。富婆再锁自己的门。有留白余韵。

刘别谦让我们知道富婆和骗子关系的递进，还是通过委婉的方式：从富婆的卧室镜子里可以看到他们拥吻的身影，镜头往下，床上映出那对男女接吻的影子，然后就没有了。这种大胆的省略呼应了片中前期男女二贼的感情戏：他们斜靠在同一张单人躺椅上，然后两个人都消失，只留下躺椅。

《天堂里的麻烦》故事似乎发生在威尼斯，和刘别谦的所有导演作品一样，风流韵事总是发生在欧洲都市或者虚构的西欧小国。温伯格评述：这样的设置让他“可以‘逍遥法外’。对美国人来说，外国人是颓废的——美国本身必须保持纯洁”。这也让刘别谦的电影能够勉强通过好莱坞严格的电影审查。有审查员评论他作品是如何招人恨的：“你知道他在说什么，但你没有证据指出他就在说这个。”

当然，除了逃避审查，“刘别谦式的轻触”本身就很美妙。小津安二郎对此极为赞赏。给刘别谦当过编剧的比利·怀尔德以后作品中那些风趣的讽刺和调笑，也来自刘别谦。

有的时候“刘别谦式的轻触”看起来只是简单的镜头摆动和对时机的掌控，易模仿，但是韵味难以复制。比如《学生王子》（1927）的一场戏：镜头对着长廊，王子在追逐调戏女孩，女孩朝画外跑，镜头位移到下一根廊柱;王子亲吻女孩的手，女孩跑开，镜头跟到下一根廊柱;王子亲上女孩的锁骨，女孩挣扎，镜头位移到下一根廊柱——到这里，我们等了一会儿发现，镜头里空寂无人。

特吕弗说，“如果你对我说‘我刚看了部刘别谦作品，里面有一个多余的镜头’。那我会说你是个骗子。”

轻浮而深刻

在1930年代的好莱坞，刘别谦是个异类。美国正值经济大萧条，最流行的爱情故事是疯癫喜剧（screwball comedy，也译为“神经喜剧”），典型代表是弗兰克·卡普拉和霍华德·霍克斯，在前者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一夜风流》（1934）里，白富美和中产记者相遇，男主角逆境奇袭，事业爱情获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