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看破因与果

没想到我和律师林丽鸿的对话是以禅宗故事结束的，她说她信佛，有时候法律没办法给出唯一的答案，但宗教能提供终极安慰，比如“凡事都有因果”、“好人应该有好报”。但是陈泗翰的案件让她对这些定律产生了怀疑，她觉得陈泗翰的遭遇就是不幸突然降落到一个善良的家庭，命运对他们没有丝毫眷顾。

这是非常典型的小城家庭，父母务工，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下一代身上，耗费一切想将孩子培养成人，考取好大学，找一份好工作。为此他们已经努力了15年，就中断在那一次随机选择对象的霸凌事件上。

2021年5月，我报道过南通一起校园霸凌案件，15岁的霸凌者将他的同学殴打致死，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在陈泗翰的案件中，双方结局倒转过来，霸凌者被反杀，被霸凌者入狱8年。

校园霸凌并不鲜见，每个地方都有一套大家心照不宣的处理规则，死亡则是意外的结果。参与霸凌陈泗翰的学生们也都只有十四五岁，被拉去录口供时，语无伦次、手慌脚乱;陈泗翰更是不知所措，当他在医院醒来，听到对方死亡的消息，脑中一片空白，他感到悔恨和自责，即使对方几番欺侮他，但也远不至于死。正当防卫不应过当，死亡实在太沉重了。

事发几个月后第一次开庭，陈泗翰从看守所走进法庭，第一句话是感谢自己的父母，第二句是向死者父母道歉，然后他鞠了一个躬。死者父母冲上来要打他，被狱警拦住，庭审被迫中断。第二年，陈泗翰的案件已经判下来，他被关进未管所，母亲李荣惠被死者家属提起民事诉讼。在庭上，李荣惠陈述，“大家都是做父母的，你们的孩子如果被人打成全身青紫，你们不心疼吗？”死者的父亲接了一句，“我们家的孩子死了。”巨大的愤怒和无助冲上李荣惠的喉头，又被她咽了下去。

陈泗翰的量刑这么重，部分原因是死者家属不肯写谅解书，李荣惠和陈善坤几次去求死者父母，给他们下跪、在他们生病时陪着打吊针，都没能取得他们的谅解。有一次死者父亲在村干部的说服下答应写，去公安局的路上又反悔了。陈泗翰在未管所听说后，对李荣惠说他的错误他自己承担，希望父母不要去下跪了。

死者家属的悲伤很难化解，他们要事件另一方赔上前程。我由此想到，未管所里其他的少年犯，有一些在很小的年纪，懵懵懂懂种下“因”，然后用一生去承担“果”。我去见陈泗翰，也希望能从他那里了解，这些少年的出路是什么。他算是未管所里最上进的人，争取到了读中专、大专和进音乐班的机会，出来后也只能在一家琴行里教吉他，他们监区回归社会的典型是一名理发师。同龄人在谈论的大学绩点、考研、考公、大厂招聘，对他们来说如天方夜谭。法律对未成年犯更为宽容，但社会没那么大度。

林丽鸿原本希望陈泗翰能争取做一名为未成年犯辩护的律师，他会是一个难得的与这个群体长时间共处过的法律从业者。但陈泗翰说他没力气去追逐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了，他只想走好脚下的路，他甚至没力气去处理自己的申诉，他想抛开过往的一切苦难，只记得那些值得感恩的时刻。

那天我和陈泗翰聊到午夜12点，大街上依然车来车往。他对我说：“其实我根本不想接受记者的采访，你别介意。”我说：“没关系，我理解。”我把他送回家，他跟我挥了挥手，独自走入寂静的小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