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译传人”，世上唯有罗新璋

2022年2月22日下午，翻译家、《红与黑》经典中译本作者罗新璋因病离世，终年85岁。

在法国文学翻译界，罗新璋不属于最耀眼和著作等身的译者，但圈内人都称，他只要出手，皆为精品，其简洁古雅的译文颇有傅雷之风，被誉为“傅译传人”。

罗译《红与黑》迄今被多家出版社一版再版，达四十多个版本。罗新璋主编的《翻译论集》和《古文大略》也给后世留下丰厚和精当的学术遗产。而更令人们感怀的，还有罗新璋近乎极致的严谨、令人莞尔的幽默、对后辈与友人的情深意切。

字里行间，“化傅为我”

翻译家施康强在《后傅雷时代》一文中曾说，他们这一代的法国文学翻译家，或多或少都是傅雷的私淑弟子。

这当中，罗新璋的表现更为特别。

在北大上学时，他读了傅译作品，惊为天人，便将傅雷译作全部研究了一遍。

“傅雷对翻译的要求是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讲究色彩变化，而且他讲究用字不重复。伏尔泰有一句话：Il y a du divin dans une puce;傅雷译成‘一虱之微，亦有神明’，这‘之微’两字加得好，反衬（神明）至大。”罗新璋总结。

他极爱傅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大二看了第一卷原文，接着顺下去，从中文看全书，“相见恨晚”。傅雷在此书中融进了自己的朝气与生命激情，克里斯朵夫雄强的个性，也对自认“性格偏弱”的罗新璋形成很大的激励，觉出“尤其在青年时代，宜于培养一种崇尚坚忍的斯多葛精神（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强调人要把痛苦视为人生的一部分，必须直面并且克服这些痛苦）”。

毕业后他工作的国际书店，前院办公，后院就是宿舍。他定出一张作息表，保证一星期40小时纯学习时间，四年不看电影不看戏，“有所为就只能有所不为”。

法语逻辑缜密，语法复杂。翻译家郑克鲁当时是从背诵两万六千生词的《法汉词典》开始入门。罗新璋的自学法，则是——抄。

9个月里，他抄完了傅雷翻译的《高老头》，整部《约翰·克利斯朵夫》、两篇梅里美、五本巴尔扎克，且是把傅译的中文写在原文的字里行间，一一对照品读。傅雷在1949年后译有274万字，罗新璋足足抄了254万字。抄《约翰·克利斯朵夫》前，他理了个发，下了决心，“灭此朝食”，等全书抄毕，两个半月，头发已长得像囚犯。

罗新璋曾说，有时看了下一句法文，回头看傅雷的译法，好像是从自己脑子里迸出来一般。抄写期间，《世界文学》杂志约他翻一篇八千字的小说，他三晚就完成了。用香港翻译学会会长、学者金圣华的话来说，这正如“‘观千剑则晓剑，读千赋则善赋’，说‘傅译传人’，世界上不作第二人想，唯有罗新璋才当得起”。

1962年底，罗新璋拟信把翻译上的疑难困惑向傅雷请教。次年1月初誊写寄出，傅雷两天后就回了信，提出：“愚对译事看法实甚简单：重神似不重形似;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要求将原作化为我有，方能谈到迻译。

金圣华回忆，她准备有关傅雷的博士论文时，从傅聪傅敏兄弟那里得到很多宝贵的一手资料、手稿。再版《傅雷家书》时，他们托付她把其中的法文和英文信函翻成中文。“罗新璋把傅雷先生和罗曼·罗兰的信件也翻成中文。我心里感觉，他才是翻译傅雷家书最棒的人选。我们算是研究傅雷的同道中人，但他跟我之间绝对没有同行如敌我的排挤、猜忌，反而是终生的默契、尊重和欣赏。”

逆境求生

抄写“傅译”，不只是一个学子自我造血的传奇，也是他面对人间不公的某种抵抗。

1957年秋，罗新璋从北大西语系毕业时，正遇上“反右”，原本他和德文专业的樊益佑一道被分配去人民文学出版社;因樊成了右派，出版单位不能去，上头草草了事，就把两人一起派去国际书店。主要的工作是汇集和核对全国各地的订书订单，再统一寄给外国经销商。

西语系和国际书店说明情况，希望调整;法语教研室主任郭麟阁推荐罗新璋去商务印书馆，商务要，但书店不肯放。同学柳鸣九对罗新璋说，只好靠自己努力，将来叫社会承认吧！

1963年，罗新璋父亲去世，他微薄的薪水要养六个人，实在力不从心。为节省京沪两地开支，他申请调回上海，书店依然不准。人事处后来还通知有关出版部门，勿发表罗新璋的译稿。多年后，罗新璋和中法同文书舍创始人朱穆说起这段“阳光永远也照不进来”的往事，依然愤愤不平。

直到后来对外刊物《中国文学》筹备法文版，罗新璋调入外文局，去这本杂志做编辑，命运才见转机。然而每每读到黄景仁的诗“汝辈何知吾自悔，枉抛心力作诗人”，仍有“劲儿没使对”的感触。

在《中国文学》他工作了17年，把中国文学的经典译成法文，后期担任编委和法文组组长，看似“稳定上升”。但在和金圣华对谈时，他自认“中国法文到法国法文，这一关过不了。光靠努力，还不够，缺少环境，先天不足”。

采访时我问金圣华，这样的认知是否主要出于罗新璋的自谦。

“不，这关乎翻译的本质。”电话那头金圣华用非常严肃的口吻回答。

“外界似乎有种观点，一个人可以两种语言双向翻译，才是大翻译家，实则不然。目前在翻译界，中译外基本还是由那些汉学家来完成。像杨宪益夫妇翻译《红楼梦》是双剑合璧，妻子戴乃迭是英国人。因为翻译是件极其艰苦和困难的事情，除非你在双语环境长大。依靠后天学习所得，在某些点上仍然无法完全涵盖翻译中遇到的问题。罗新璋清楚地知道，自己法译中的高度远远超过中译法。他这样认识自己，除了他谦逊的美德，要求完美，也是因为他透彻地了解翻译的本质。”

1981年，罗新璋总算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拜访钱锺书时，罗新璋说，搞了17年翻译，结果走得还很不愉快（外文局不肯放）;钱锺书答，（1950到1960年代）他也搞了17年翻译，建议罗新璋好好翻几本自己喜欢的书。

于是，从莫洛亚的《栗树下的晚餐》开始，到法国中世纪作品《列那狐的故事》、《特利斯当与伊瑟》，罗新璋终于在知天命之年，启动了法译中的事业，还以一己之力校订了二十卷《傅雷译文集》。

对“归化派”的争议

1992年，罗新璋接受浙江文艺出版社邀约，着手翻译《红与黑》。试稿的几个月，他觉得上班回来译书，进度太慢，遂调整为每日凌晨4到7点潜心译书，无任何干扰——这每每让至交施康强赞叹不已。

公家书，不便做记号，罗新璋每天就翻千把字。细细读，重在领悟，不认得的字字典也不查了，脑子里边看边翻，有时凭imagination et fantaisie（奇思遐想）能得意外句;“（这样做）不好的地方则是意义不确。”

初稿译了一年，第二年一章一章修改。改时由放而收。“二稿倘或有可取或可译之处，或许得益于清晨平旦之气。”在罗新璋，这已是难得的自诩之辞。

当时《红与黑》已有赵瑞蕻、罗玉君、郝运和闻家驷等多个译本，且流传甚广。许渊冲的译本也在1993年出版。柳鸣九说：“我生平有一志，只想译出《红与黑》来，但得知他（罗新璋）在翻译后，我心服口服，从此断了这个念想。”

在世界范围内，直译与意译间的冲突是永恒的争议。反映在《红与黑》的多个译本上，许渊冲、罗新璋等人成了“归化派”的突出代表。得傅雷思想精髓的罗新璋一直牢记：外译中，是将外语译成纯粹之中文，而非外译“外”（译成外国中文）。这点颇深入人心，但他认为文学翻译也是艺术创造，而在翻译上，“精确未必精彩”，则激起了不同的声音。

另一方面，受利益的驱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市面上外国名著滥译、抄袭现象频出。当时在南京大学外语学院任教的许钧有感于此，希望能铸造一个既科学又艺术的尺度，促成积极健康的理论发展和高质量的译本出现，因而发起了有关《红与黑》中译本的大讨论，不料却激起了一次中国范围最广、影响深远的翻译争鸣。

在许钧撰写的《是否还有个度的问题》这篇文章里，他指出罗译不拘泥于原文，句子短而句式精，词汇色彩浓烈（有的甚至比较华丽），“朝译夕改，孜孜两年，恐怕有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是花在用语‘求工’上。”

他以“Placécomme sur un promontoire élevé， il pouvait juger， et dominer pour ainsi dire l’extrême pauvreté et I'aisance qu'il appelait encore richesse.”这句为例——

郝运译为“他好像是立在一个高高的岬角上，能够评价，也可以说是能够俯视极端的贪困，以及他仍旧称之为富有的小康生活”，罗新璋则译成“他仿佛站在高高的岬角上，浩魄雄襟，评断穷通，甚至凌驾于贫富之上”。

许钧认为，“浩魄雄襟，评断穷通”这八个字虽然气势不凡，但用于传达似乎有些失度，与原作质朴的文字不甚相符。

翻译家罗国林也曾问过罗新璋：这句未免过分雕琢了吧？罗新璋回答说：“那是为了避免与以前的译本雷同。”罗国林则认为这恐怕是一种刻意的追求。

但参与各方都能开诚布公，就事说理，来来回回中并不“夹枪带棒”。罗国林记得，在北京参加亚洲翻译家论坛会议之余，许钧约他去许渊冲家聚会，罗新璋和施康强也在。“这是一次不寻常的聚会，因为许钧公开批评过罗新璋、许渊冲所译的《红与黑》，尤其撰专文批评过罗译本，而这一次他带着尚未发表的新批评文章来，请许罗二位过目，当面征求意见。批评者和被批评者聚在一起，有友好诚挚的倾谈、严肃认真的探讨，也有慷慨激昂的争论。（殊为难得）”

当时许钧和团队还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向社会发出了一份调查问卷，询问读者对于不同译本的喜恶和看法。回收的316份问卷结果显示，大多数读者比较喜爱与原文结构较为贴近的译文。对于许渊冲把《红与黑》结尾的Elle mourut（直译“她死了”）译成“魂归离恨天”，读者给的票数为零。

在多个场合，个性张扬的许渊冲都对许钧直言，舆论引导在先，读者调查在后，有“误导”之嫌，对“化派”不公。许钧坦承，自己虽没有“误导”，但内心确实主张译文不要离原文太远。

“是夸大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的差异，赋予自己以更大的‘创造'自由，还是实事求是地对待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别，尽可能采取既不背叛原作，又能为目的语读者接受的手段……达到原作风格与译作风格的一种动态平衡呢？ 这是我希望带给大家的思考。”

较之许渊冲一贯的“大炮”做派，罗新璋相对温和。“我们相差十几岁，但他对我们非常平等。有什么观点都摆到桌面上来说，少有那种文人相轻的酸味。”许钧说。

不过，从罗新璋1995年致许渊冲的一封信里，也可见他的心境：

没有创造力的译文，总没有生命力。生命就是创造，创造，才是生命。“魂归离恨天”，曲终奏雅，译得好，我就没想到。想到，我也会用上。但据许钧说，这句得票等于零！不得票，难道就不好？！求le plaisir du travail bien fait（凡事精益求精），心安理得，自得其乐，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