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的记者们

布伦特·雷诺德的生命永远定格在2022年3月13日这一天。

这一次，死神终于抓住他的颈项。他倒在血泊中，弹片扎进了他的脖子。

当时，这位著名的美国纪录片导演、记者正在伊尔平的一座桥上，把镜头对准正在逃离家园的乌克兰难民们进行拍摄。突然，一阵密集而猛烈的枪炮声响起，为他开车的当地司机调转车头就跑，随后迅速冲过乌克兰军方设的一个关卡。

伊尔平是乌克兰首都基辅北部郊区的一个小镇。它是俄罗斯进攻基辅的重要关口之一，也是俄罗斯近几周来密集轰炸的战略要点。

和布伦特同在一辆车上的，还有一位美国摄影记者、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兼职教授胡安·阿雷东多。他遭受了重伤，被送进基辅地区的一家医院。得知消息后，一名意大利女记者冲到医院来找他们，拍下阿雷东多侧身躺在病床上接受紧急治疗的痛苦表情。

生死概率游戏

2015年，在皮博迪奖的颁奖典礼上，面容干净、穿着一身笔挺黑西装的布伦特和哥哥格雷戈棒着奖杯站在红毯上合影。他面目英俊、身形挺拔，宛如一位明星。

大多时候，布伦特的形象更接近于同行们用手机为他随手拍下的工作照：胡子拉渣，穿着皱巴巴的橄榄色野外工作服，里面露出防弹背心。他双手摆弄着摄影装备，蓝灰色的眼眸望着镜头，流露着一种迷雾般的忧郁。一位和他在哈佛大学尼曼课程有过交集的人士这样描述他：“极富天赋，温和善良，为人羞涩。”

布伦特及其兄长格雷戈是美国的纪录片导演、新闻记者和电视制片人。在过去20年中，兄弟二人在全球范围用镜头、文字记录下冲突、暴力、毒品和社会问题，屡获重量级行业奖项。他们曾被艾美奖、DGA奖提名，摘得过国际纪录片协会奖、爱德华·莫罗奖、两次哥伦比亚杜邦奖、两次海外新闻俱乐部奖。2015年，兄弟二人以一部关注芝加哥地区心理问题少年的纪录片《最后的高中》（Last chance High），拿下了有“美国电视新闻界的普利策奖”之称的行业最高奖——皮博迪奖。

穿梭在冲突、炮火和暴力中，雷诺德兄弟总能死里逃生。格雷戈称之为一种“概率游戏”，他自信地认为，如果掌握一些规则，“即使是在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你活下来的几率都可能很高。”

车祸、枪击、炮火轰炸、被人用枪指着头、从高台上被踢下去……在职业生涯里，兄弟俩多次侥幸地和死神擦肩而过。有时候，甚至是逃难途中的一次汽车爆胎，都可以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2013年接受《电影制作人》采访时，他们分享如何得以“死里逃生”的经验总结：“在报道战争和冲突时，真正理解政治局势以及相关的玩家是很重要的，你必须知道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会是相对安全的。”

“在冲突地区，有太多不能控制的情况，但是你必须学会准确地评估风险，这在救自己一命上是最重要的。”他们认为，如果和设路障的人、军阀的谈判经验多一点，当情况变得危急，就知道脚该站到哪里，能相对安全地完成工作。“如果我们对这一点不确信，我们就不去做。”

雷诺德兄弟的成就和惊险刺激的人生经历，引来了不少雄心勃勃、想进入这一行的新手。

但他们总是劝告这些年轻人不要盲目冲动地冒险，建议他们先学习在冲突地区所需的生存技能和功课：包括如何找到能帮你私下疏通很多事的“中间人”、能干的司机;学习如何和外国的军人、警察打交道;在一个缺少法律规范、只用现金的经济体里，如何处理财务问题;在困难重重的高压环境下，如何使用工作设备。“在出发去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之前，我们俩都已经有在国外工作生活很多年的经历。”

布伦特本人尤其赞赏一些免费向独立记者开放的战地生存技能培训的公益项目，包括紧急医疗救护技能：“如果你能正确地为受伤的同事处理好伤情，在被送去医院之前，你就能为他争取到活下去的机会。”

布伦特和格雷戈是最亲密的事业伙伴，共同创办了雷诺德兄弟工作室和影像。他们和《纽约时报》、《时代》集团、HBO、半岛电视台等国际知名的媒体机构合作，共同拍摄了一些新闻纪录片，同时保持一定的独立性。

通过多年的配合和设计，两人在拍摄、制作及后续工作的整个过程里，每一个步骤都可以做到角色替换，这使他们得以奔赴全球许多地区拍摄不同的选题，同时保持稳定的作品数量。在他们的纽约工作室，有数位全职编辑参与项目的后期工作。

但真正前往冲突区现场的，只有他们两人。在2013年的一次采访中，布伦特说他们俩很早就明白了一件事——在冲突地区，轻装上阵是保持工作效率的关键。“团队过于庞大，常会是负资产。我们经常看到大机构媒体派出的报道团队被美军丢在了后面，因为没有这么多空余的车位留给你们。”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兄弟俩常常只拿着台小型数码摄影机和无线麦克风就动身了，他们不带三脚架、灯光，也没有扛设备的制片助理。碰到部队运兵车上连捎带一个人的空间都没有时，他们就骑着骆驼跟随。他们的脑袋上方是操作50口径机关枪的炮手，炮手们的腿在他们面前摇摇晃晃，有时他们就直接坐在坦克的上面。

对雷诺德兄弟来说，故事永远是第一位的，他们也不让自己过于依赖装备，因为在冲突现场，经常面临的处境是只允许使用智能手机的视频拍摄功能以及手掌大的袖珍摄像机。

2013年左右，埃及开罗政府军打击“穆斯林兄弟会”，雷诺德兄弟到开罗采访拍摄。在双方激战的街头，他们遭到了暴徒的两轮袭击，“因为他们不想被国际媒体拍到暴行。”最终，布伦特用苹果手机，利用GoPro随拍摄像机自带的内置WIFI，外加一只索尼袖珍摄像机，远距离操控完成了这一不可能的拍摄任务。

临界点：把镜头对准生存绝境中的人们

布伦特关注的题材有战争、毒瘾、帮派暴力、无家可归和环境灾难等。

倒在乌克兰之前，他正在为《时代》集团拍摄一部名为《临界点》（Tipping Point）的纪录片。这是一档关注全球难民危机的项目，乌克兰是他记录的其中一站。

事实上，生存绝境下人们的逃亡和迁徙，是布伦特投注心血多年的议题。过去十年，他和格雷戈拍摄了关注被美国驱逐出境的海地难民（《异乡陌生人》）以及因贫困、暴力而逃离故土的中美洲儿童（《国界之间：美洲难民危机》）的纪录片。

2014年，他们在美国、墨西哥、危地马拉、洪都拉斯等多国边境上拍摄《国界之间》。布伦特跟随逃难的孩子们踏上一路朝北的危险旅程，用镜头记录下他们的每一步，包括凫水穿越危地马拉-墨西哥边境的河流，以及在路线上的每个关口设法逃脱墨西哥移民局的拦截、抓捕和遣返。

《纽约时报》这样评价雷诺德兄弟的作品——“富有挑衅性”、“有着惊人的接近性”以及“令人震撼、同时也被低估了”。该报前高级制片人大卫·拉梅尔曾担任他们处女作的剪辑，他说：“我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像他们那样的作品。他们花费时间发掘到了此前没人关注过的故事题材。”

“重要的是你足够接近拍摄对象，近到几乎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待他身处的世界。”2007年接受行业刊物《美国电影摄影师》采访时，兄弟俩如此解释自己的拍摄哲学，“而我们则尽可能地隐身。”

一位熟悉布伦特的该报记者评价，他在社会学、历史学方面学识渊博，总能侃侃而谈。但是，“他的作品中最为突出的，是把对人道主义的关怀和深入一线的采访记录结合起来。通过对人们近距离的刻画，展示了他们如何看待身处的世界，以此检视那些需要关心的社会问题。”

孤独的记录者

1971年10月2日，布伦特出生于美国东南部的孟菲斯，在阿肯色州的小石城长大。他的父亲路易斯是一个推销员，他的母亲则是一名社工。小石城在美国民权运动中具有历史性意义。后来，他专门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小石城中心：五十年之后》，重新审视美国社会中依然顽固存在的种族主义和社会不公。

1990年代后期，布伦特在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获得社会学专业硕士。在纽约，他从“市中心社区电视中心”起步，这是一个拍摄、制作纪录片和教授电影制作的组织。不久，他的兄长格雷戈也搬到了纽约。兄弟俩随后和电视中心创办人之一Jon Alpert合作，开启他们的职业生涯。

大学毕业后，布伦特一心想做战地记者。但他很不愿意进入一家机构媒体慢慢积累资历，然后再申请、等待外派机会。“我于是自费飞去了柬埔寨，随身只带了一台小型数码摄像机，而且我都不太会使用。”他最终设法让自己被认真对待，搞定了一个重要采访——一位副总理手下掌实权的高级将军，当时这位副总理的安保部队在金边街头正和另一位副总理掌控的武装力量巷战。

随后，这位毫无经验的美国青年很快就遇到了麻烦。一天，他跳上当地翻译的摩托车后座，奔向丛林深处，去采访一个村里的村民。然后，他才意识到自己闯入了红色高棉的武装控制区。形势变得很糟糕，“糟糕到得靠一支配有重型武器装备的军队才能把我营救出来。”幸运的是，他之前通过采访结识并成为朋友的那位将军真的派兵把他营救出来了。

此后二十多年，他和兄长格雷戈合作，一同成长为成熟乃至卓越的纪录片导演和新闻记者。两人走遍了柬埔寨、阿富汗、伊拉克、埃及、墨西哥等充满冲突和暴力的地方，也关切着美国本土的吸毒、种族歧视、青少年问题、战后创伤和医治等社会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