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地退场的农民工

土方车淌着水滴驶出工地大门，清洗区后方暂时没有车在排队，刘修田放下高压水管，坐到一边的椅子上，边走边从烟盒里掏出一根烟，抓紧时间吸了两口。

刘修田的工作是冲洗土方车，以免它们将工地的灰尘带入城市主干道。他所在的杭州市Z工地将要建成一座大型商用写字楼，这几天正在挖地基，土方车进出频繁，一天出入约上百次。冲车的时候，刘修田偶尔叼一根烟，但烟头容易被水沫打湿，抽得不痛快。

跟以前在工地上的活比起来，刘修田觉得冲车“像小孩玩水一样”。他看着苍老，头发稀疏，满脸白色的胡茬，身体却还很硬朗。但2021年满60岁后，当时的工地将他辞退了。在高强度、高风险的建筑行业，多地明确规定，“禁止60周岁以上男性、50周岁以上女性进入施工现场从事施工作业。”

被这道禁令挡在工地外的人，大多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第一代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在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尚未兴起时，一头扎进工地，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图景添砖加瓦，创造了世界最大规模工地的发展奇迹。现在，到了他们离开的时候。刘修田是幸运的，他在工地上找到了辅助性的岗位，更多的人离开了工地，只能回家干零活或种地养老。

他们像是一架高速运转的建造机器上的螺丝钉，勤恳本分地承受了几十年的重压，一朝超过了检修年限，被从机器上取下。很少有人关注他们去向何处。

这些被取下的螺丝钉，仍然卡在城市和现代文明发展的缝隙，无声地提醒着这样的事实：有一群人曾建造了城市，却很少被人关注，在过去行业还不规范的年代，他们没有充分享受到工人的福利，在行业规范之后，他们却因“超龄”而退场。

可是，他们不甘心成为闲置的废铁，别人看到的是他们身上的锈迹，而他们仍把自己当坚韧的钢，只有这样，才能继续撑起家庭的负担。

出入工地 

刘修田的老家在河南信阳，从小生活在集体的环境中。上世纪80年代初，他在生产大队干一天活挣四工分，只能领两毛八分钱。因为穷，二十多岁了还娶不上媳妇。1984年，村里实行分田到户后，他跟着老乡外出打工，七年后成家，十年后儿子出生。

为了养家，他一年到头几乎都在外面做工，辗转于郑州、合肥、武汉和杭州的工地上。长期出苦力的身体不能歇，一歇下来，再上工的时候浑身疼。三十多年来，只有2004年到2007年三年间，他待在老家没出来。那时候妻子因肺癌去世，儿子才十几岁，父亲生病下不来床，他得回家接过照顾老小的责任。直到老人去世、儿子长大了，他才又返回工地。

当时务农的收入太低了，2007年，他种了12亩田，只得了万把块钱。村子里一半以上的人都出去了，不到65岁，很少有人会真正回归故乡。

刘修田多年打工的积蓄大部分用在儿子身上。他给儿子在镇上买了房，存了彩礼钱。2020年儿子结婚，小两口在杭州打工，一个月收入共一万多元，够他们小家庭用了。刘修田的负担卸了大半，但他还不能休息。刘修田每个月的花销在一千元左右，养老金只有一百多元。退休前，他只缴纳了三年新农保养老金，领到的金额几乎是最低一档。“我身体还很好，想挣出养自己的钱，不拖累儿子。”

满60岁后工作并不好找。刘修田不识字，一辈子都在工地上干，没有其他技能。2022年开春后，他每天去杭州杭海路劳务市场等，找工的常常有几百人，招工的只碰上十几回，无论是保安、保洁、工厂还是其他临时工，刘修田都被拒绝了，“那边年轻的、三四十岁的人也多，有的被要走了，有的嫌工资低。我不嫌弃（工资低），但人家不要。”

几天前，他才被信阳老乡介绍了这份冲车的临时工作，每天工作10小时，上午9点上班，下午4点到7点休息，晚上10点下班，一天100元。

中午11点半，另一位冲车工和门卫起身去吃午饭，刘修田坐在位置上没动，仍旧点了一根烟。他一天只有两餐，9点上班前吃早饭，下午4点回家后吃晚饭，“没钞票，混不到钱，吃少一点。”工地上的午饭12元一份，一荤一素，刘修田抽的金圣蓝色经典12元一包，省一顿午饭能抽两三天烟。

劳务市场几位年纪稍大的农民工还在等机会，他们中最大的58岁。像刘修田这样60岁以上的老人在杭州的劳务市场很少见，因为找不到工作，他们大多回了老家。而五十多岁的人总想再试试，每一份坚持背后都是一段不一样的经历。

吴平五十多岁，来自江西省景德镇市。他一天吃一顿，自称睡在“蓝天宾馆”，有几分“以天为盖地为庐”的意思。2021年下半年，吴平带着3000元从老家来杭州打工，至今没找到一天活。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但他暂时回不了老家，回村需要自费隔离14天，花费几千块钱，他拿不出来。

董成从湖北来杭州打工有15年了，之前也在工地上，“工地管得严、很累，每天都要加班，赶工期。”几年前他觉得身体有些吃力，从工地上退下来，去饭店帮厨、打扫卫生，疫情后饭店生意不好，倒闭了，他又来到劳务市场。

他们学历都不高，吴平没读过书，董成读完了小学。吴平说：“我们小时候，又穷又乱，哪个去读书？”董成有些怅然：“知道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有什么区别吗？脑力劳动越干越富，体力劳动越干越穷。”

说话间，两个头戴黄色安全帽的中年人从马路边走过，其中一人肩背大号蛇皮袋，跟在另一人身后走，一边听那人说话，一边点头。“这一看就是今天刚来的，跟着老乡。”董成说。

劳务市场附近有几个正在施工的工地，正对面的工地在盖住宅区，几架塔吊轮流起落钢筋，显示出工地上的繁忙。而这繁忙与董成他们无关。无论现代招聘方式变得多么数字化与信息化，建筑行业依然遵守着自己的传统，靠熟人社会拉起招工网络。

被冲击的熟人关系

王忠实是Z工地合作的包工头之一，现在的称呼是劳务公司老板。他52岁，进入建筑行业33年了，从工地上的小工做到“带班”（监管小工的班头），再到自己包揽项目。“清退令”的实施让他队伍里超过60岁的农民工都走了，而他的熟人圈大多“一个萝卜一个坑”，很难新招到人。陌生人是不敢用的。

“碰上捣糨糊（吴语，意指瞎折腾、惹是生非）的怎么办？不会干活是小事，来讹诈的就麻烦了。”王忠实觉得招人越来越难了，“老一代其实是干活主力军，年轻的小伙子、小姑娘谁在工地上干？没有。但他们超龄了，不能用，真的很可惜。”

Z工地项目负责人对《南方人物周刊》解释，禁止超龄农民工进入工地的规定早就有了，但以前不怎么管，近几年的严格管理是从工地实名制开始的。实名登记后，超龄的问题就暴露了，而工地实名制产生之初，是为了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

王忠实说：“工地发工资不是按月结钱，而是按工程段或者按年结，平时就发点生活费。碰到好的老板，年底给你不少钱，碰到小老板或者工程不好的，年底跟你结不清了，或者小老板跑掉了，钱很难讨回来。”

“欠薪”曾是建筑行业的老大难问题，各级政府出过很多保障工资顺利发放的措施，要求建筑企业按月支付工资。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重点提到“建立健全农民工工资（劳务费）专用账户管理制度”，要求建筑企业将农民工工资存入专户，由银行每月代发到农民工个人实名制工资卡上。

王忠实还没适应这一转变，他由包工头变成了劳务公司老板，由发放工资变成教农民工开通银行卡，用谁不用谁不能再完全由自己决定。招工难，他只能提高农民工的工资，相应地，剩下来的人得干更多的活，“加钱，加班，没有人工程也得起来，是不是？”

以前农民工从属于包工头，与施工单位没什么接触，实名制专户建立后，他们必须与施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制度与规范在保护农民工权益的同时，冲击着熟人社会式的管理。

被改变的不只是工资的发放形式。建筑工人的流动性变大了，工资年底结付时，农民工一定会等拿到钱才换地方，现在按月结清，随时可以走人。农民工的福利保障更完善了，王忠实说：“以前没有什么福利，人来了，发一套生活用品，就开始干活了，现在强制要求给工人买保险、买社保。”与此同时，农民工的权利意识也在觉醒。

在王忠实看来，工伤保险才是建筑公司考虑禁用“超龄”农民工的关键。“工地很容易发生事故，以前没有保险，出了工伤，私下谈赔偿，严重点赔一两万，轻伤补个千儿八百的，没有什么规矩，就怕出大事情。但现在有保险公司赔，超龄农民工不好买保险，就不愿意用你了。”

“前两年清退的时候，我手下的几个人不乐意走，说‘我们不买保险行不行’‘出了事自己担’，说实话我也怕，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我答应你，假如出了事我就承担责任了，公司也要承担责任。”王忠实说，他的潜台词是：谁能保证出事后真的不赔钱呢？

一个江西建筑公司的管理人员告诉《南方人物周刊》，2020年他管理的工地上发生过一起事故，一个工人被塔吊上掉下来的东西砸死了，由于没买工伤保险，公司私下协商，赔偿了20万，因为觉得如果让政府介入可能会更麻烦，“只要农民工闹到劳动局（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去，劳动局基本上清一色判付钱的。”

王忠实介绍，被辞退的农民工，有的回家种地、有的带孙子、有的找点临时工做，跟他联系时，都说自己“心里空落落的，闷得慌”。王忠实提到他们，连连叹气，“这一代农民工，50、60一代为国家创造的财富是很多的，不管工地也好、企业也好，特别是建筑行业，国家发展得这么快，离不开我们建造的高楼大厦。”

充满矛盾的地方

尽管王忠实表现出非常为难又不得不配合政策的态度，但他往工地上偷偷塞过“超龄”的农民工，还曾被Z工地项目部的主管陈正发现，陈正将那名农民工请出了工地，“一看就是生面孔，再一问年龄，支支吾吾地不说话，肯定超龄了。”

陈正很年轻，一个26岁的小伙子，老家在江苏连云港，身材像壮实的北方人。他在工地上有着超出年龄的游刃有余，见到谁都能上前聊几句，被工人们喊“陈总”“领导”时，会故作严肃地回答“好好干”之类的话。

作为项目主管，陈正最主要负责的是工地上的安全问题。他需要给每一个登记在册的工人进行安全教育，告知工地危险源、风险区域和正确的安全操作，并让工人们签字确认，“事故分为两种，一种是意外，一种是责任。我告诉你了，你出事，那是意外，我没告诉你，那是我的责任。”

建筑业属于高危行业，事故多发。陈正很谨慎，经常在工地上检查，制作安全周报，里面列举着诸如“电线破皮没有更换”“氧气罐储存不当”“材料随地堆放”的现场照片。工地上如果发生违反安全管理规定的重大伤亡事故，管理人员可能会被刑拘，陈正说自己是“拿着卖白菜的钱，操着卖白粉的心”。

陈正所知道的上一次工地严重事故发生在2021年11月25日，一工地钢结构架倒塌造成6人死亡。看到这条新闻，陈正的第一反应是：“如果（死者）里面有超龄的，这家公司就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