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 年轻时把文学当匕首，年老时当拐棍

枪声。争吵声。忧伤转而欢快的口琴旋律。新生儿的啼哭。

3月，北京二环的一处排练厅，德云社成员为主的班底正排练话剧《窝头会馆》。为了第三幕中枪的重头戏，演员们在导演张国立的指导下，一遍一遍地抠细节。扮演苑国钟的郭德纲看起来略有些疲惫，但每次大段的独白，声线都给得足足的，眼里不时泛起一点泪花。

对情绪没有那么饱满的演员，张国立强调：“得让角色在心里生根。要去理解台词深刻的寓意。戏剧中废话很少，这个本子尤其如此。”

《窝头会馆》共三幕，聚焦解放战争末期，展现了以四合院房东苑国钟为代表的一群北平小市民，在极度匮乏的环境里如何挣扎于苛捐杂税、恶人欺诈，又如何面对命运、情感和人心的拷问。极度生活化的台词和鲜明的人物个性，充分展现了编剧刘恒的功力。

2009年，北京人艺版的《窝头会馆》集结了导演林兆华和一众名角，成了一部现象级的口碑大戏。此后，刘恒找过濮存昕、杨立新等人，希望能重排这部戏，也想过自己来导，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直到去年，（戏剧社）龙马社姚怡提议，何不找德云社来演。刘恒方觉得：有门儿了。从围读会到联排，他眼见张国立调度自如，剧本文案做得细致入微，“每个细节怎么处理，逻辑是什么，标得清清楚楚，想得明明白白。”

写作，做影视和话剧编剧，与邹静之、万方合作创立龙马社，到近年担任电影监制，刘恒说自己生命里总有那么一只看不见的手，把一次次偶然契机推为现实。

朋友评价刘恒“笔很硬，人很软”。大抵因为他年轻时的不善言辞，与世无争。但对待文学，他早早就有种要豁出命来的生猛。

他曾形容自己：15岁读小说，上瘾。20岁偷偷写东西，又上了瘾。23岁发表处女作，瘾越来越大，到四十多岁，“病入膏肓”。

“膏肓期”也正是他的写作旺盛季。早年的《狗日的粮食》（1986）《力气》（1988）和《伏羲伏羲》（1988），刘恒道尽他熟悉的农村人对生存、力量和性的渴望，语言充满元气;《苍河白日梦》（1993）书写清末阴翳乱世中人性的压抑;《黑的雪》（1988）和《虚证》（1988）看似转向当代都市，目光变得审视和冷峻，实则还是在描写内心孤独、和外界无法产生连接的个体。文学评论家孙郁评价，刘恒不是趋时的作家，他始终在苦苦寻找人的生命与周围世界不和谐的根源。

到《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1997），则进入了另一重生活哲学和世俗乐观的天地。有人担心刘恒风格不稳，或以为他就此转型，他只道文学的锻炼就没有止境，至少不应该给自己多绑一条绳索。底色悲凉的他早早意识到，不幸福是必然的，“我的悲观主义也源自人和人的不理解。”

《黑的雪》是刘恒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描写内心自卑又渴求温暖的青年李慧泉劳改出狱后，与改革初期社会的逐利氛围格格不入，寻找友谊、爱情、自我，皆不可得，始终无法掌控命运。这部小说促成了谢飞导演的《本命年》。有报道称，姜文曾言他饰演的主角李慧泉是自己那些年最满意的一个角色，但刘恒表露过，李慧泉貌不惊人、生活委顿，姜文却“实在太帅了”。自那时起，刘恒和影视界有了延续至今的紧密联系。由小说《伏羲伏羲》改编的电影《菊豆》获得奥斯卡提名，《苍河白日梦》改编的《中国往事》被称为国剧“遗珠”，《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口碑和收视都堪称爆棚，连刘恒自己也觉惊讶。

太多人问过他做编剧的动因，以及和文学创作的不同。他把这看成一种自然转向，无非是探讨生命意义换了一个轨道。只不过，这个角色的话语权大大渐弱。但他尊重合作者，也了解游戏规则。拍《少年天子》（2003）时他首次做导演，说起其中的演员赞不绝口。全剧拍完赶上“非典”，剧组都散了，他戴着口罩窝在房间里一个月，剪片子兴奋得两眼放光，“好像一大堆形容词、动词、名词在那儿堆着随你挑，一个句子，一个段落，一个章节，一直向下编，真是乐趣无穷。”

但那样的机缘，不可多得。

采访时，他极为坦诚地强调，自己不再有写作小说的欲望。王安忆见他一次说他一次：“太可惜了。你为什么不写？”采访时，刘恒把老友的诘问当段子说笑。但说到不写，却是严肃而令人服膺的口吻：生理和心理的衰老，对创作激情以及拓展文体和题材边界的能力不再自信。

儿时在门头沟农村，刘恒过早地目睹了死亡并被迫开启对生死的体悟。文学成为他和时间、和外界对抗的工具。他把文学当作“敌人的替身，同谋”，把自己变身为抓文学这只“耗子”的猫。“只想胡来，哪怕像疯子，像流氓，痛快就行。”

那个顽壮如秋菊，发愿一条道生气勃勃走到底的刘恒，就这样老老实实地向岁月缴了械。

在这点上，他似乎有些道家所讲的“顺势而为”。

面色依然红润，工作室里的健身器他每天都用，也时常徒手练俯卧撑。缓慢如常的语调里包含一分波澜不惊的从容。但在不经意间的来去里，他发现人力终究不敌自然之道。“这大半年出去开会，看所有人的脸都松弛了，皱纹增多，皮肤暗淡。我和他们开玩笑是戴口罩捂的，把二氧化碳给捂到皮肤里去了。”

记忆力减退亦是不争的事实。中年之后的会议发言，他需要提前写下关键词。从四五年前开始，光记中心词已不管用，得告诉自己中心词是什么意思，想说什么。到最后一个句子不行，得写两三个句子心里才踏实。

关于这种不可抵挡的暮年之势，青春在握者浑然不觉。几次和年轻学子、编剧们交流的公开场合，他不断强调要善待生命资源，“最重要的资源是生命本身。”在香港地铁上，他注意到路人多半在玩手机游戏，于是提醒还有文学梦的听众：持久地注意一个自己愿意注意的事物（比如阅读），也是产生灵感的办法。

有大学生问他，和身边人有精神上的隔膜怎么办？看到别人有缺陷要不要讲？他答：不要埋怨环境，不要在意自己竞争的姿势，不要关注别人的缺点。

“我已经未老先衰了，喜欢静，喜欢独处，以为读书写字是人生一大乐事和善事。这种散淡的文人心态可能会削弱写作的内在动力，但是我已经过了靠激情泼墨的好时光了。我必须在自得其乐之中惨淡经营，并将（同道中的）优秀者视为镜子，在彼此微光的映照中一步一步地走下去，直到完蛋。除此之外，不指望什么别的了。”

这是1997年时四十多岁的刘恒刊发在《花城》上的文字。那时的我们尚不曾料到，刘恒与文学作别会如此决然。对这样一份自觉自知和对文学的郑重，与其叹息，不如尊重，并且依然期待。

替身

上一版《窝头会馆》，你曾表达过，希望观众能够明白作品想要表达的东西，但有一些观众似乎没有接收到。

观众有的时候看热闹。比如剧的最后，一个人（主角苑国钟）将死的时候，一个小孩生出来，它是一种象征。结果上回有很多人很不高兴。认为这是概念化，刻意要搞一个光明的结尾。可是戏剧逻辑到那了，就得哭出来。还有人觉得你不就是想写个献礼剧吗？他们还是把这东西简单化了。

《窝头会馆》不仅仅只是写社会动荡期的底层命运。写它的时候，我会不停想到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改朝换代，总会有一些缺陷，这些缺陷造成特别大的不满，有的时候可能会产生暴力。那一个旧社会的覆灭和一个新社会的诞生，它所涵盖的那些内容到底是什么？实际上就是资源初期分配严重的不平衡，对资源的争夺造成了新的贫富不均，就像钟摆一样，稳定一段时间之后又把它摧毁重来。

苑国钟是其中你写得最投入、最饱满的一个人物。

苑国钟是我的替身。但古月宗（编者注：《窝头会馆》中的另一个重要角色）的一些话，也是我想说的。比如他讲，“关公手里一手拿刀，一手拿元宝，你得等着皇上赏。皇上没赏你千万不能上去拿，你上去拿他就给你一刀。”实际上他说的是君臣关系，在一个系统和制度里掌握权力的人，他的生杀予夺。还有古月宗说，“你瞧见小达子那脚踏车了没有？前轱辘都笼了，后轱辘还不定得歪到哪个姥姥家去呢……”观众他不知道“笼”是什么意思，是自行车圈扭了，拧麻花了，修车的把校正叫“拿笼”，这个说的也是统治者的事。但观众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像周玉浦（编者注：《窝头会馆》中的角色）说他老婆在看圣经“吧嗒”掉眼泪，他问他老婆哭什么，老婆说“摩西领着人出埃及了”。他说这么一句话，下边呼呼就笑了，好像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但戏里展示的现实就是，一个旧社会要完蛋了，有人领着大伙奔向了新社会，要带着头把自己的同类引到一个更好的境界去。观众可能不知道你让人物说这些干什么，他觉得你是在开玩笑。所以不能强求所有的观众都跟你同步，完全不可能的。

邹静之说，小淼子（注：苑国钟的儿子苑江淼，长期患病、默默印制传单的革命青年，对父亲怀有多年积怨）这个角色写得不太舒服。

他第一次看完之后就跟我说了，他觉得小淼子对他爸爸太苛刻了，弄不好让观众讨厌。静之是我朋友，他的直言一下子提醒了我！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考虑过。他觉得，不管小淼子你怀疑你父亲这个钱（用革命党留下的资金买下四合院）来得干净还是不干净，但是你父亲对你的关爱，你是时时在领受的。后来我仔细分析，这么写正是我自己家里父子关系的写照：我是我父亲的独生子，但跟我父亲没话说。他心眼好却脾气大，每每一说狠话，我扭头就走了。这种潜意识影响到小淼子的塑造了，也算是一种报应吧。

观众对于新版德云社的班底，可能会有先入为主的一些判断。你怎么看他们的优势和劣势？

人艺那版的演员非常棒。重排找其他演员的话，观众都会认为是巨大的障碍。超越不了前面版本的话，在演员的职业评价上就会出问题。所以一般势均力敌的演员不会轻易“趟这浑水”，但没有名和实力的演员又撑不起表演需求的能力。

德云社对舞台跟观众之间关系的控制是一流的。但我的观察，最大的差别可能是，相声演员在台上是演自己。所有著名的相声演员在塑造了强大生动的自我形象之后，观众都不能容忍他有丝毫改变，他必须得演一个聪明的、伶牙俐齿的、搞笑的、让人亲近的角色。所以他会竭尽全力去塑造这一形象，不停地调动观众的情绪，包袱的频率非常高。而话剧演员必须得把自己的本色抹掉，让人认不出原来那个人才行。一旦掌握了这个开关之后，我相信他们凭借自身的功力会进入非常美妙的状态。

少年时代

 不管是窝头会馆，还是张大民家在的小院儿，你都写出了底层生活的鲜活劲儿。这些环境和你自己的生活很近？

我今天还跟我爱人经过北京北站边上拐弯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就是北京城的一处墙角。人在城墙下面掏了个洞，洞不到一人高，人进去猫里头，就跟钻窑洞一样，外头人从那儿钻过去到城里去，城里人从那儿钻出来。要走正门的话，得再往边上绕。1965年前靠着城墙，有大量是人们自己盖的房子，算违章建筑。

 用什么盖？

就用城墙砖盖，你们都想不到。好多城墙砖都被拆掉了，有的地方城墙里边黄土全露出来了，他们把下边的砖全扒走，扒了土自己盖小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