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影，写电影

这两年，我做了一些以电影回顾展和诞辰纪念为由头的电影导演选题：去年北影节策展的卓别林、基耶斯洛夫斯基，今年130周年诞辰的刘别谦、90周年诞辰的塔可夫斯基。

借着选题温故、补全片单，阅读相关书籍论文，将爱好转化为工作量，实在奢侈而美妙。卓别林电影里满溢着不过时的幽默，观影感受自然十分愉快;看刘别谦的电影，我也会为90年前那些男女间的机锋妙语拍案大笑。基耶斯洛夫斯基在他的谈话录里严肃探讨自己电影的主题是关于个体而非政治时，会说，他苦苦寻找一些问题的答案：人为什么早上要骑车？为什么晚上上床睡觉？为什么又要起床？十分可亲。

这次看《塔可夫斯基日记》，也收获了很多可爱。老塔很崇拜伯格曼，某年1月7日的日记里他写：“听说某处有伯格曼访谈，他认为我是当今最好的导演，甚至好过费里尼（？！）。我一定要查查在哪里，登在什么报纸上，什么时候。我不大相信。听上去不像。”如此真实。

这类选题做得多了，我会有些愧疚，沉迷已逝去的文艺作品，而没有着眼当下更重要的新闻，没有面对、消化、传递新的信息，似乎是一种逃避。另一种情绪是面对文献资料的焦虑。比如塔可夫斯基，虽然只有七部长片、一部短片而已，但因为他在中国的现象级火热地位（部分是拜与他文集同名的小资咖啡馆“雕刻时光”所赐），他的日记、图文集、电影论述书籍、学者研究，都有不少被译介到国内。

我一面觉得自己在资料里花了太长时间，一面又觉得资料永远也看不完，担心因为不够专业而产生误读，继而下笔有错。在写稿时我也陷入资料里，没有保持旁观者的清晰视角，初稿交出后，编辑发现许多地方读来让人费解。与编辑沟通后逐项修改、写清楚明白，才感觉好了不少。

至于愧疚，我常想的一点是，这些选题对他人还可能有什么意义？写到此不免又进行一番自我说服。在地质礼堂看卓别林的《摩登时代》，流水线上浑身机油污渍的查理不断地转螺丝，被卡进巨大齿轮也无法停下工作;最后他被超负荷的工作异化，精神崩溃。类似场景让我觉得，这些作品即使放到当下，应当依然能给忙于无意义工作的人以共鸣。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全部创作生涯都在苏联时期，但他的《蓝》《白》《红》三部曲，指向的是自由、平等、博爱。那时，他受到业内非议，因为他的电影并没有反映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巨变。但他说，哪怕在波兰处于混乱、无政府状态时，他想到的也不是政治，而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紧张、幻灭感、不知道为何而活。那时的波兰电影人有三条路可以走：要么不拍电影，要么拍被批准的电影，要么拍爱情或自然。但他选择的是第四条，尝试理解普通人。

塔可夫斯基在二十多年的导演生涯中饱受折磨，大量时间都在和看不见的东西对抗。学者王垚在讲座和采访中都提到，塔可夫斯基是个文化英雄：我们觉得做不到的，老塔就是做到了。

王垚讲座的最后，资料馆1号厅的巨幕上放出《乡愁》临近片尾的一个截图：戈尔恰科夫护着蜡烛的火苗，试图穿过干涸的水池。“所以，还是有希望的。”王垚笑着说。观众也笑了。作为一个意志力和行动力均孱弱的普通人，这样的鼓励我很受用。

在读《塔可夫斯基日记》的过程中，我摘抄了一段话，也得到了相似的力量：“的确，人类自由的罗盘一边是恶，另一边是善。但我从未听说，有谁一边挣扎着站起来，一边又在退却滑倒。站起来就必须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