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归都是原谅的呀

作者: 张明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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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4月,秦怡在北京。图/视觉中国

2011年5月27日,“秦怡艺术展示馆”在浦江镇召稼楼古镇礼园举行落成典礼,这年秦怡89岁。她因此荣登一个在中国极为罕见的成就名单:仍在世却拥有一座纪念馆的演员。这无疑是对秦怡及其影史地位的重大肯定。

这位生于1922年的老人,当时已从业七十余年。她经历过战火纷飞,从动荡中一路走来,她参与拍摄的电影大多因年代久远而淹没于时间长河中,所演角色已成时代文物。比起一个女性的百年跌宕,她亲历中国电影史本身似乎更具有历史价值。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健在的秦怡就是中国电影史上的宝。

秦怡或许也深知这一点,所以尽管她漫长的演员生涯不可避免地走向尾声,但接下来的10年,仍有10部电影中出现了她的身影——大多客串,以老迈但庄严的身姿在银幕上留下一瞥,比如《妖猫传》中出场不到三分钟的白头宫女(为了这个角色,95岁的她在剧组待了三天),让“白发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第一次具象化。当然,也留下了一部她呕心沥血的精心之作:筹划30年的自编、自演的电影《青海湖畔》。拍摄时,她已经92岁,在青藏高原全程参与拍摄,没用一个替身,拍摄结束后因腿疾住院。但没多久,她又出现在影视作品中了,她的访谈、活动邀约几乎从未停止。对此,秦怡一边抱怨自己忙不过来,一边积极投身其中,尽心尽力扮演着“中国电影史中的秦怡”。

2019年9月17日,秦怡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和她一同被授予称号的是王蒙和郭兰英。

作为一名演员,秦怡为人乐道的角色和作品已随行业更迭而作古,她在影史上留下的声名大多围绕着“美”、敬业、两段婚姻、一双儿女——无一不与她个人有关。

从自传来看,秦怡果敢但马虎,叛逆又封建。她生于一个传统的封建大家庭中,激荡的人生则开始于16岁的一次逃离,此后她始终在反抗和妥协中反复。

我总归都是原谅的呀1
《铁道游击队》 ·1956
我总归都是原谅的呀2
《青春之歌》,秦怡(左)饰演林红 ·1959
我总归都是原谅的呀3
《海外赤子》·1979

在重庆,她极不情愿地进入了第一段婚姻,埋下再次逃离的种子。第二段婚姻亦多曲折,兼顾丈夫与儿子,还要养起上海中落的大家庭,她三度逃离。期间,她被确诊肠癌,此后经历四次大病、七次开刀。医生曾断定她命不久矣,但她撑到百岁。她说,“所有女人受过的苦,我都受过。”她中年丧夫,85岁痛失爱子,称自己终于了无牵挂。由此,她多次在采访中重复的“我心里只有电影”“我是个电影疯子”“我只要工作,没有工作我活不到现在”更显发自肺腑。

在表演上,秦怡从来“豁得出去”。演工农兵时,她去西康矿山体验生活,各种矿坑她都跟着下。拍摄《农家乐》时,她奔赴胶东莱阳深入生活,住在堆牛粪的草屋,跟农民同吃同住,一起下地劳动,用牛粪暖炕。拍《女篮5号》,剧组主创称,“她几乎把自己练成了准运动员。”拍《浪涛滚滚》,她饰演一个水利工程的党委书记,连夜搬来几十本书,每天看到凌晨三四点,第二天又一大早起来排戏。她终身以“演员要体验生活”为黄金准则,因此在职业后期有诸多疑惑。95岁时她接受采访,谈年轻演员拍电影“已经没有生活”,言辞恳切。和记者聊《金陵十三钗》,苦恼为什么张艺谋的镜头下“没有了生活”……疑惑之后她依然坚持自我,《青海湖畔》便是铁证。

秦怡的美久享盛名。秦怡艺术馆雕像后方就有剧作家、导演吴祖光写的《秦娘美》:云散风流火化尘,翩翩影落杳难寻;无端说道秦娘美,惆怅中宵忆海伦。海伦的名字来自《特洛伊战争》,是秦怡在川渝时,一群男性好友为她取的英文名。没那么文气的故事流传得更广,同样来自吴祖光:秦怡去逛公园,一只孔雀一直不开屏,秦怡站过去,啪,孔雀开屏了。

在传统叙事中,红颜长寿是罕见的幸运。可对秦怡来说,这长久的幸运里承受的不幸可比薄命来得更多。快90岁时,秦怡接受过一次采访,她说:“我的人生怎么搞得乱七八糟的……我所有的婚姻生活和爱情生活是一塌糊涂……人家还羡慕死我了,好像我多不得了似的,我却什么感觉都没有,忙忙叨叨就老了,没想到这么快就90岁了,竟然没什么好的回忆。”

故去的儿子金捷形容母亲:总是工作啊工作啊,总是算了啊算了啊。心酸又精准。她自己也说:我总归都是原谅的呀。

“跑龙套”

1998年,秦怡出版过一本自传体散文集《跑龙套》,详述了从艺经历和人生感悟。定义演艺生涯时,她形容自己是一个“跑龙套”演员。

秦怡生于上海南市的一个望族,据秦怡艺术馆记载,秦家是秦裕伯的后人。秦裕伯是秦观的八世孙,去世后,被朱元璋敕封为“显佑伯”,称“上海邑城隍正堂”,亦是上海城隍庙的来源。秦怡的父亲是秦家老二,有一个儿子、九个女儿,秦怡排行第六。大伯掌家,秦父这一脉不复兴盛,尽管父亲在洋行做账房的职,依然无法负担庞大家庭的开销,秦怡的几个妹妹一度被送去育婴堂。

秦父钟爱在报纸、电影、戏院中流连。秦怡认为,父亲虽然看起来软弱,但有内在的反叛精神。“他非常注重读报,特别希望知天下事。听音乐、看电影这些喜好对封建家庭来说都不是好事,可他没有放弃,这是他唯一的寄托。”秦怡回忆。父亲常带她去大光明影院听周日上午的音乐会,教她听音乐会时别说话;带她看中外电影,她因此熟识了当时当红的范伦铁诺、考尔曼、弗雷德·马区、嘉宝……能背出几乎所有30年代稍有名气的中国导演和演员的名字。看了《七重天》后,她几天几夜都沉浸其中。8岁多时,她挤在人群中去看《西线无战事》,脚不着地被人群裹进电影院,新的围巾都被挤丢了。秦怡最爱阮玲玉。阮玲玉去世时,她和同学闹罢课,只为去殡仪馆瞻仰阮玲玉的仪容。

在大姐的影响下,她阅读了大量书籍,多是苏联作家的作品,如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我没有什么选择,无论懂不懂都如饥似渴地吞下去。那些文学作品与我后来的成长密不可分。”当时的电影作品有不少反帝反封建的内容,秦怡认为这些给了自己启迪和寄托,“从影片的广阔天地里感受到了社会与人生,中外文学作品反映的现实生活和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人物灵魂深处的波澜,也拨动了我幼稚的心灵,使我产生一种对人生模模糊糊的追求与理想……懂得了选择和舍弃,懂得了善与恶、爱与恨,甚至也逐渐渗透到我自身,形成了我的风格、气质,以至人生观、世界观。”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上海陷入战火。秦怡加入学校的红十字会,成为骨干,召集全校学生及家人做军包、棉鞋、棉帽和棉手套,课余时间紧张地练习战地救护。她从报上看到部队的招考启事,一股热血涌上心头,报名通过后,和几位女学生毅然出走,随军去武汉,又辗转到了重庆。

在重庆,秦怡被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史东山和应云卫在剧团外发现,对方邀请她进入制片厂,由此成了一名演员。“我年轻、血气方刚,恨透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当我观看了描写抗战的话剧后,对那些从事话剧工作的人们有一种尊敬和信任,推动着自己做出抉择,就是要当一名演员。”

秦怡第一次参与演出的话剧是《中国万岁》,她饰演一名女学生,作为群演的一员,只需要背对观众,举手说“中国万岁”。为此,她练习了好几天。之后,秦怡一边在山城合唱团工作,一边在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合唱团唱歌,一边兼职跑龙套的演员,觉得自己想去前线没去成,想深造又没条件,整天混着,纯是为了吃饭。一次饭局上,一位气度不凡的男子安慰她:你的歌声会激起千万人的热血沸腾,有数不清的人在这歌声的鼓舞下浴血奋战,可你还觉得没意思!她深受鼓舞,对自己的事业燃起热情。饭后,她问人才知道,那位男子是周恩来。

随后,秦怡受邀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方局组建的中华剧艺社,成为基本演员。她凭借话剧《大地回春》一炮打响,参演了《天国春秋》《钦差大臣》《战斗的女性》等多部话剧,创作过程中,与夏衍、郭沫若、阳翰笙、老舍、曹禺等文艺界中流砥柱常常交流,提高很快。几年后,秦怡已经成长为与舒绣文、白杨、张瑞芳齐名的重庆话剧界“四大名旦”之一。1946 年,24 岁的秦怡主演了电影处女作《忠义之家》,开始在电影界崭露头角。两年后,她与赵丹主演《遥远的爱》,成为了当时她的电影代表作。

新中国成立时,秦怡参加了一天一夜的大游行。1949年11月,秦怡加入上海电影制片厂,主演厂里第一部故事片《农家乐》。1954年,秦怡进入了创作高峰期,接连出演了《两家春》《马兰花开》《摩雅傣》《女篮5号》《青春之歌》《铁道游击队》《林则徐》等电影,广受好评。

1959年5月,秦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距离她第一次参加革命工作已经18年。“我一直在问自己,都说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我是吗?我觉得自己能坦然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决定加入党组织。”入党后,她的第一个角色是《青春之歌》中的林红—— 一位视死如归的女共产党员。在这个角色上,秦怡倾注了巨大的心血,剧组拍摄到林红赴刑场前向狱中同志讲述丈夫从容就义的那场戏时,现场安静得不得了,她称自己“整个身心都融入戏中”。影片上映后,林红成为秦怡的代表角色,影片还曾走出国门,在日本放映。秦怡出席的放映活动中,当她讲完话,现场就响起长时间的掌声,出现大幅标语“我要向林红学习”“林红是榜样”……铺天盖地。她从剧场走出,人们夹道目送,拥挤着握她的手、拉她的衣服。无论她走到哪里,总有人叫她林红。“观众这样热情,不是说我的演技有多好,只因我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激励人们在最困难的时候勇敢前进。我塑造了林红,林红却始终在教育我、鞭策我。”秦怡回忆。

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接受采访时称:当时的演员都面临转型的问题,因为社会在转,演员的美学观念、创作手法都要跟着转。秦怡迎头而上,创作出一系列崭新的、符合时代特色的新角色。改革开放后,秦怡再度转型,在《雷雨》《梦非梦》等影片中奉献出精彩的表演。1980年代,她积极地投身电视剧拍摄,凭借电视连续剧《上海屋檐下》,获得了第一届大众电视金鹰奖优秀女演员奖。

“抗日时,我一心想奔赴战场,觉得只有在前线才是抗日救国,没想到后来却成了一名文艺工作者。我从前不是学戏剧的,当了演员以后几次三番地想退出来,但是最后还是当了,因为我自己被这个工作迷上了。”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时,秦怡说,“我作为一个电影演员,虽然有点经验,但还不够,离真正的好演员、了不起的演员,还差得很远。”

家人、好友对秦怡的评价都是“电影疯子”。第二任丈夫、演员金焰对电影要求很高,他说秦怡“什么蹩脚的片子都看”。秦怡认为,看到哪些缺点,自己拍片就可以警惕。电影从她的童年进入她的生活,相伴至生命的终结。即便在干校时,秦怡在结束了白天的高强度劳动后,夜里也会拿着小板凳去等着放电影。电影滋养了她的童年,陪她度过了青春,也帮她顶住人生的艰辛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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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5月,上海郊区的国营农场,电影演员张瑞芳(左) 、秦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图/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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