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2000年

这是一次关于过去的旅途，我和摄影老师大食的目的地是贵州毕节市大方县的一座山里，准确地说，是靠近山顶的位置。采访对象是一对老夫妇，在山上独门独户居住了40年。

在时间的幽深中，山下的变化肉眼可见。多少高楼林立，多少道路通畅，多少年轻人离开又归来，属于这个山区的故事有着和其他很多地方类似的叙事逻辑。人们也在为新生的普遍的问题发愁，不熟悉的人踏足，首先谈论的往往就是房价，然后以叹息或者调侃或者咒骂匆匆结束。

山上并非如此，王华文、姚正先夫妇是这次的采访对象，老先生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承包种树，时光轮转，把5亩荒山变成超过600亩的森林。老夫妇执拗固执，又纯朴天真。40年足够长，穿行山间，林木茂密，只有鸟叫，没有人语;只有自然，没有俗世。这样的场景似曾相识，仿佛是这样：“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

倘若固定生活在一个地方或者熟悉的环境中，比如每天在同一写字楼打卡上下班，时间大概是以不易察觉的方式线性前行的。但在路上的这番出差体验，却给人一种生活在别处的感受。从一线城市的霓虹灯影到山间小路的萤萤之光，周遭的一切诸多变幻，有时会不知今夕何夕，那些逐渐掩埋于童年记忆的集市与习俗，在另一处空间里继续生长，好似时间倒流。

回到这次旅途，要抵达山顶的居所，我们的车子只能停在山脚，顺着半米宽、只容纳一人通行的蜿蜒山路，步行半个多小时才能爬上去。另一边有条宽一点的路，是刚修好不久的森林防火通道，可以容纳一辆车通行，距离有几公里。

有了之前爬行的艰难体验，我们到山脚下的一户人家去借摩托车。跟着采访对象的儿子，直接进大门，打个招呼，对方就把钥匙拿出来了，没有扫码，不需要押金，和城市里的生活大不相同。大食老师在晾晒着辣椒的院子里试骑一下，我们就向山顶出发了。车子马力小，途中只能推一会儿骑一会儿，勉强完成了这次进山之旅。

我的上一段旅途，是从当地高铁站打车去县城的酒店，一排出租车停在车站外，我一人前往，上了车司机却不走，要等凑够人数，加钱也不行，这是当地的规矩，直到我被塞进后座的中间位置，全员，车子才缓缓出发。路上司机告诉我，“没有发票，这里的出租车百分之九十九都没有发票。”他笃定的语气某种意义上也暗示了当地出租车运营的整体状况，也许有发票，但一定没有这个开发票的惯例，这些散落的细节通常是了解陌生地方的第一站。

城市生活往往是时代的浪潮最先卷过的地方，在更遥远的田野与河流处，空间的差异让人顿感时间的错乱。就在从县城到村庄的路上，我们围观了一场当地的婚礼：红色塑料布盖着的吃食，耳边夹一根烟的男人们在象征“账房”的桌子旁点钱、分烟，炊烟袅袅中的流水席，这是今时今日的此处，也如彼时彼刻的别处。走在路上，穿越经纬度，时间的固定被空间转换替代，一年没有四季，可能是从夏天到冬天，或者一路向北一路都是春天。

而在疫情当下的这个时期，很多寻常被打断，每一个原本有着固定日常的人都体验着“生活在别处”。我们云上的生活变得更多，人们似乎越来越依赖短视频去记录自己、观赏他人，自以为体验着更丰富的一切，但除了不停滑过的时间，又有什么把握在手中？

我没有答案，但真的走在路上，在真实的时空里，没有滤镜，没有快进，没有剪辑。每一条蜿蜒的山路，都伴随着汗水滑落;每一堵粉刷完全的墙壁，都伴随着时代回响。一切空间变化都被准确封存在时间里。

这样如彼时彼刻的体验，好像回到遥远的过去，回到朴树世纪之交的那张专辑《我去2000年》，里面充满了希望和对新世界的幻想，“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上空飘荡，新世界来的像梦一样，让我暖洋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