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强：语文教育不是生产车间

“如果把语文当成工具，用那种反复训练的方法来进行学习，结果就是把语文课堂变成了生产车间，把学生当作技术工人一样来训练，教育就沦为一种技术培训。在这种培训中，活生生的语言、生动的文学世界变成了一堆堆僵死的‘知识’。”

儿童文学专家、国际格林奖得主朱自强曾经连续多年批阅高考作文卷子，还曾担任高考阅卷作文组的负责人，在他眼中，这几乎是一份苦恼的工作，在相对集中的时间内，每天高密度、大批量，看到的多是千篇一律的八股文，散发出车间流水线产品的气息，仿佛用粗糙的工业模具压制而成，令人眼前一亮的好文章寥寥无几。有时，甚至连专家们集体讨论投票出来的满分作文，其质量也令人怀疑。

“2020年浙江有一篇满分的高考作文，叫《生活在树上》，这篇作文最初得分并不高，后来整个阅卷组，语文教育的专家，由大学教授领着，经过集体讨论之后，改判给他一个满分。可是这篇作文在我眼里就是一种八股文，说些漂亮话，没有自己的思想，里边大量地引用名人名言，什么卡尔维诺、海德格尔……我数了数，几百字的文章里引用了七八个名人的话，而且有些引用的内容和他要表达的主题之间也没有什么关联，有的引用甚至是生拉硬套的错误理解……”

朱自强在给学生讲授的通识教育课上，把这篇满分作文印发给了他的学生，希望学生们也效仿专家组讨论，给这篇作文把把关。结果令人惊讶，这些刚刚从应试教育里脱身出来的学生，在毫无提示的情况下，大都认为这篇文章“不怎么样”。

这种两极分裂式的评价，可能反映了语文教育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在学生（甚至老师）的心目中，有两种好作文，一种是能真正打动人心的好作文，另一种是他们认为符合考试标准的好作文。一个学生即使有能力写出第一种好作文，但面对试卷的时候，也往往要去写第二种好作文。久而久之，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渐渐失去了写第一种好作文的能力。

少儿语文教学，痛在何处？

在漫长的汉语言传统里，作文能力往往被视为知识分子最为综合的能力，也是筛选人才的决定性指标。在古代，士子们往往通过一篇精彩的策论就可以金榜题名，得到重用。国家的统治者和选拔者相信，一个人的道德、才能、学养、见识和人品，一个人是否具备文韬武略和治国安邦的能力，都可以通过写文章来测试。这种科举取士制度，到了清代越发“八股文”化，终于在1905年被废止。不想到了今天，“八股文”又以不同的形式在应试教育中复活。

朱自强常年为教学一线的老师们做讲座，这些老师的教学跨度很大，有全国各地幼儿园的园长们，也有小学的全国骨干教师、一线的普通语文教师。现在活跃在学科领域、在全国知名度很高的许多语文名师，比如窦桂梅、薛法根等等，早年都曾是他教过的国家级骨干教师培训班的学员。

在长期关于儿童文学教育的实践中，朱自强发现，一线教师反映的痛点很多。很多老师在他的培训现场提出来：朱老师你讲得都好、都对，但一回到学校，校长和家长就不是这个要求了，他们要的是好分数，要的是升学率。“言下之意，就是我这套建构论的语文观和语文教学方法，对应到考试中，拿不到好分数。”

但事实并非如此，朱自强所接触到的优秀小学语文教师，教出来的学生应试能力都很强，因为老师教的是更高级的创造性表达、语言文本的意义建构，这些能力一旦具备，再去应试，类似于高维打低维。

深圳百仕达小学，是一所私立学校，因此在教学上有一定的自由度。朱自强曾经连续三四年，每年暑期到这所学校给教师做培训。有一次，校长对他讲起本校在罗湖区统考中的考试成绩。校长说，自从他们学校开始把文学阅读作为语文教学的重点之后，成效就渐渐彰显出来。“一开始，他们通过抓阅读，统考成绩比其他学校的均分高出两三分，数年坚持下来之后，他们的统考成绩，已经高出其他学校的均分十几分。可见，阅读抓得越好，持续时间越长，学生的语文能力就会越高。”

用“通识”对“应试”纠偏

除此之外，朱自强也在大学从事通识教育的实践。他担任院长的行远书院成立于2015年，自成立之初，其定位就是中国海洋大学通识教育的实验区和本科教学改革的“特区”。朱自强教授的课程名为“大学之道”，从给学生们授课的第一天起，他就明确告诉这些刚刚进入大学的年轻人：今天起，我们将以全新的方式来学习，你们应该迅速地从以前那种应试教育的学习状态中走出来。

在朱自强的理念中，所谓“通识”的“识”是超越知识、获得见识。见识即个人的思想和观点、个人的判断、个人的批判性思维能力。“通”则包含“三通”，第一通是“打通古今中外”，既学经典学传统，又学今天的现代思想，既学中国的，又学国外的;第二通是“融通科学与人文”，不仅学文史哲，自然科学的思想和方法也要学;第三通，“汇通人与自然”，要让学生了解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了解我们的生存和自然应该形成怎样的关系。行远书院的通识课不是简单一听了事，课前要读大量的相关资料，几乎每节课的课前阅读资料都多达50页，课中必须有小组讨论环节，课后还需要做复盘，输出自己的心得和观点。这种全程强调主动性的学习模式，也要求学生鼓舞起百般精神去投入。

“我们希望通过通识教育的实践，能够对大学教育做出一些改变。中国的大学现在本质上还是专业教育。你去看学分就知道了，各高校的纯粹通识课程的学分，不会占到总学分的10%。学生本科阶段大量的时间精力在学专业知识和技能，结果一毕业，大多数学生又不做与专业有关的工作，还要‘改行’。这时你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就没有多少用处了。有用的是什么？有用的是通识教育培养的健全的心智能力、自学能力、思辨能力、超越困难的精神品质等等，这些才是教育的根本，也是学生的立身之本。”朱自强说，这种学习之道，其实应该从孩子的童年就开始，幼儿园、小学、中学，都应以此为基础，一以贯之，培养心智健全、保有浓厚学习兴趣的孩子，而不是等到大学了才来“纠偏”。

但即便是迟来的“纠偏”，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通过彻底改变学习方式，行远书院的学生精神面貌变化很大，行远书院学生最后考上研究生的比例，近几年都是全校最高的，他们学习能力变得非常强。”

把绘本阅读“写进法律”

朱自强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毕业后即留在他就读的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被动地承担了儿童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对儿童文学缺乏了解，最初有两年打不起精神来，当时读到的一些儿童文学作品，在今天看来，我觉得很多都属于二三流，儿童文学学术界的研究能力也比较弱。”

几年后，他作为教育部公派的访问学者，去日本留学考察。日本是亚洲儿童文学的发达国家，学术水平在全世界也属于前列，尤其是儿童绘本创作独树一帜，这无疑来源于日本人独特的歌咏儿童的文学传统、绘画传统，以及他们对儿童教育的重视。留学之初，朱自强的日文水平就不错，可以直接研读日文原作，此刻方知儿童文学亦别有洞天。回国的时候，他携带了十几箱沉甸甸的行李，全部是在日本收获的原版书籍。

“其中大量是优秀的日本绘本，还有欧美儿童文学发达国家的那些世界级大作家的经典作品，比如凯斯特纳的文集、林格伦的文集，在当时还没有完全引进翻译，国内根本看不到这些书。特别是绘本，那个年代真正的绘本在国内非常少，我们自己的绘本创作水平也很低。”

朱自强希望把这批优秀的绘本译介到中国，他翻译了其中十本，拿着书稿跑了长春和沈阳的多家出版社，出版社给他的回复都是相似的——“当时是上世纪80年代末，出版社的编辑都说这些书很好，可如果按照国外原版书的品质来印刷，定价太高，怕没人买。”出版社提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就是缩印：把左右跨页统统缩小，然后在一页纸上，缩印四个跨页的图。但朱自强觉得，绘本是翻页的艺术，随着翻页，故事出现戏剧性的变化，它的整个讲述逻辑和节奏，都跟形式紧密相连。一旦篡改，原书的艺术魅力就荡然无存。

到了2000年前后，中国少儿图书市场的境况开始发生大规模的改变，市场经济的活力和加入WTO，让中国经济有了腾飞式的发展，语文教育的理念也随之出现了变革。

“在90年代末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一场整个社会关于语文教育的大讨论，当时就提出人文性的问题。要重视人文性，当然就要重视文学性。到了2001年，回应90年代末关于语文教育的大讨论，我们的小学语文课程标准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在此之前的语文课程标准是不提‘文学’二字的，完全是遵循60年代出现的工具论，把语言当作一个工具，所选的教材也是满足工具性要求的，但到了2001年，开始把儿童文学阅读写进了小学语文课程标准，比如阅读板块，明确规定了在小学阶段，一年级二年级要学童谣、童诗、故事，到了小学中年级要读童话和寓言，这是以前没有的。这么一明确规定之后，整个小学语文教育就都跟着动了起来。”

语文教学观的发展，也带动了绘本发展。在日本，小学语文教材一二年级每册必有一本绘本作为教材。中国的小学也开始意识到绘本阅读对于儿童语言发展的效用，这种重视，进而向下延伸到了幼儿园，“绘本一下子就起来了。这也说明儿童文学的发展是需要经济基础的，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温饱都有问题，你怎么能拿得出钱来买这么贵的书？”

正因如此，朱自强在《黄金时代的中国儿童文学》一书中，把改革开放作为中国儿童文学百年发展史中“黄金时代”的起点。我们今天依然处在这种勃兴与发展的黄金时代之中。2020年9月教育部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草案（征求意见稿）》里规定：儿童在幼儿园阶段的课程资源不允许有教材，为符合学前儿童的特质和身心健康发展的需要，学前可以使用的课程资源只有三种：一是玩具;二是道具;三是绘本。如果草案通过，就等于把儿童绘本阅读写进了法律。

人：人物周刊 朱：朱自强

推演法的妙用：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人：实际上，早在2001年语文课程标准改革之前，你在1999年承担的教育部的小学语文文学教育项目中，已经提出了小学语文核心理念必须是文学教育，当时这种观点的接受度如何？

朱：我从儿童文学这个角度进入小学语文教育研究之初，所提出的“文学教育”这一理念是具有超前性的。其实，直到现在，在教育的现场、实践的现场，在语文课堂上，“工具性”的教学依然压倒“文学教育”的教学。两者是不相容的。你只要强调它的工具性，最后就会消解人文性和文学性。把语文，全称式地判断为人类交际的工具，我认为是有问题的。我是持“建构论的语文观”，我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建构论的语文观，认为我们的语言、语文，它有传达信息的功能（包含了所谓的“交际”），但是它还有认识世界、表现心灵的功能。认识世界是指什么呢？我们人类认识世界是通过语言来完成的，没有语言，在我们的头脑中这个世界就不会存在。语言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方法，绝不是简单的工具论就能解释的。

人：做了教育部的科研项目之后，你持续研究语文教育，最近的成果就是《小学语文儿童文学教学法》，听说在家长和老师中都广受欢迎。在那本书中，你从文学阅读实践中提炼了18种方法。这“降龙十八掌”你能给我们简单举例介绍一下吗？

朱：比如说十八法里有一种方法叫推演教学法。所谓推演教学法就是，我们给孩子们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他们之前没有读过，而且你选的这个故事一定是有一个发展主线，这个主线贯穿始终，但一波三折，而且是前有车、后有辙，下有蔓、上有瓜，有前因后果。然后你讲到其中某一处关键地方，停下来，不讲了，问孩子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让小孩子自己去推演、判断，并拿出一个结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