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越：拨动人心里的江海

轮回

排演舞台剧《你和我 剧场奇妙七步》（以下简称《你和我》）中的《新原野》片段时，饰演主角六团的女演员史可在台上忽地蹦出一句，“这个女人，怎么这么讨厌？！”

六团生活在上世纪中的大栗堡子村，17岁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鞠生结为夫妇。婚后没几天，鞠生便进城离她而去。18年后，鞠生回乡恳求六团同意离婚，六团不肯。

“都没有爱了，为什么还非要绑在一起？”史可想不通，问参演这部剧的张越。

“你有没有想过，她可能是一个裹小脚的女性？男人就是他们的天。‘她’是不存在的。不像今天的你可以上学、工作，直接地表达自己。”张越说。

史可脑子里一下有了画面感：六团的悲哀原来在于此。

《你和我》是剧作家曹禺的女儿万方回忆父辈的一本书，这出戏剧则撷取了《冬之旅》《原野》《新原野》《北京人》《日出》《你还弹吉他吗》《雷雨》七部父女两人剧作的片段，既是后代向父辈的致敬与对话，也是过去与现在、经典与当下的勾联与映照。

在《你和我》里，张越扮演的“张越”是戏剧情境中的一员，从始至终或在旁静静观察，不时给予角色一个凝视或拥抱，或发出疑问与评说。

央华戏剧创始人王可然说，《你和我》包含七出戏，不熟悉剧目的观众看起来容易有断裂感。他想，或许可以找一个人做奇妙的推动，于是，他想到了张越。“张越在上世纪90年代通过节目看到了一个个女性的个体故事，节目呈现出光怪陆离的社会面貌。她把自己化到节目里，时进时出，产生了一种魔幻的间离感。她和她接触过的人的生命也都融到了一起。”

这一次，戏里戏外，张越再度分享着她对戏剧、人性和命运的体悟。

《日出》段落，出身低微的李石清野心勃勃，为了跻身上层苦心钻营，积下的却全是愤恨和不平。丈夫的行为裹挟了妻子的一生，但那个时代的小职员太太没有话语权，只能依附。经由张越讲解，饰演李太太的铭晗懂得，自己问丈夫“你这是做什么呀”，不该是质问，而是卑微与无奈。

《北京人》里，民国时代的温婉女子愫方始终爱着曾家长子文清，因为对方有家室，她便默默地与之保持精神上的连接，维持一生。曾家孙媳瑞贞不解，愫方却道，“这才是活着。”

“这不是绿茶吗？”排练时，这样的声音在现场时而响起。

“今天很多人恐怕不能理解这样一种受困牺牲、自我献祭的情怀。”张越感叹，“这里其实有创作者的个人经历与体会。愫方和文清的原型承受着彼此的爱，也面临巨大的道德困境。小媳妇瑞贞从家里出走，坚决反抗令人窒息的家庭。但你无法判断谁的选择是对还是错。这就是一个生命的历程，选择，付出，承担。”

“修补旧世界;或者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却仍然有牢笼。戏里表达的生存状态和人性状态，百年来没有本质差别。”张越说。

呼喊

演员们爱听张越带着阅历的讲述。张越笑言，这是在发挥此前工作的“剩余价值”。

那份价值的缘起，要追溯到她30岁前后。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涉及“女童上学”、“妇女就业"、“对女人的暴力”等多方面问题。次年，中央电视台唯一一个以性别定位的节目《半边天》开播。

张越原本做电视剧编剧和策划，因为连着几期到《半边天》客串嘉宾，谈吐幽默自然，被制片人邀来担任主持。“我的形象和气质不符合传统意义上的播音主持要求。可当时的电视和文化界，思想开放，接纳度高，崔永元、白岩松，我们都赶上了那一波。”她讲。

最初的亮相让张越很快“火”了，但也给她带来了疑问。每期10分钟的《谁来做客》里，张越要与不同的男性嘉宾就某一女性问题进行争论，唇枪舌剑，咄咄逼人。第一期下来，领导便批她不合格。“你应该智慧、大气，怎么这么鼠迷（北京土话：怯懦胆小）？”每次录节目前，领导都告诉张越，去把他（对方）干掉。“其实没有一次真正干掉过对方。”她苦笑。

在当时节目组的设定里，必须通过激烈争辩，在思想和声量上超越男性，才意味着女性成功。 “性别的平等、个人的独立，必须要这么剑拔弩张吗？”张越疑惑。

摇摆不定了一段时间，《半边天》确定了“颠覆性别陈规定型，促进妇女进步和发展”的使命，还建立了由制片人、主编、性别顾问以及学者参与的策划组。经由“性别顾问”讲述，编导们才明白，性别有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之分，所谓刻板印象就是一次次塑造的过程和结果。

画家陈曦1994年画了一幅名为《仿膳》的油画。张越记得，“画里一帮男的喝完酒侃侃而谈，几位女性坐在旁边，折服于男性的高谈阔论，捂着嘴笑，似乎就是‘你知道的真多’那样的姿态。”对陈曦称赞有加的评论家也会觉得，“很难想象这种近于粗野的表现主义画风竟然出自一个清秀美丽的青年女画家之手。”

“原来性别塑造就这样藏在生活里的每一个角落，包括在一幅油画当中，这些时刻都是会让人想到这个话题的。”张越回顾。

那几年《半边天》讨论过的话题有：“男人上岗女人回家”、“只因生女孩被迫出家门”、“学校不收丑女孩”、“生命重要还是贞操重要”、“农村妇女的土地权”、“女性参政少因为素质低”、“怀孕了被辞退”等等，还关注到瘦身、隆胸、割双眼皮、截骨增高等现象，把人的主体性引入性别角色与性别关系之中。有网友留言表示，《半边天》可能是其生命里受到的“最早有关女权与尊重的教育”。

张越强调，节目倡导的并非女权，而是平权。“不是非要伸张某一个群体的权利，让他们的权利得到极大的宣扬。”

“但在通往平权的这条路上，可能前几步也会需要有呼喊和动作，去彰显那种权利意识？”我问她。

她点头。“成为一个真正的自我前，是需要先嚷两嗓子。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都要在世人面前表达，我与你们全都是不同的。都要经历这个过程，才会长成一个真正有独立思考的人。”

钥匙

博闻强记，思维缜密，是张越留给所有人的第一印象。

在漫长的青葱岁月里，张越曾以为，聪明是巨大的美德。准备节目时，她做的功课都用在以什么样的语句来陈述观点，才会显得自己非常有攻击性、有文采。

转折点发生在遇到瓶颈的那两年。她去深圳，在罗湖火车站厕所的门背后，看到路人留下的字迹，“深圳我爱你，你给了我梦想;深圳我恨你，你夺去了我的灵魂。”她一下子找到了那把钥匙：“特别多满怀激情的人冲向一片新大陆，要实现梦想，然后在生活里磕磕绊绊，有的人获得了骄傲，有的人鼻青脸肿落败而归。这一二十年那么大的变动，每个人都经历了什么？他的选择导致了什么？什么是无法摆脱的宿命？什么是可以挣扎着追求或逃脱的东西？……我就想看见这个。”

她不再急于表现自己的聪明劲儿，更愿意倾听、理解，感受时代变革中不同阶层的蜕变。

2000年底，《半边天》推出子栏目《张越访谈》，以一对一的形式呈现采访对象的生存状态及心路历程。访谈对象不再是那些成功人士，而是进城打工的农村女孩、失去妻子的丈夫、逃婚新娘、寻找双亲的农村青年……张越去到他（她）们的身边，在山谷水边、田间地头、狭窄的居室里聊天。解说词都由张越撰写和播读，结尾的总结通常在外采现场即兴完成。

一开始，也避不开媒体人常有的预设。

她去东莞，想采访在广东“打工年头很长，特别不容易”的那种人。找到一位老陈（化名），人到中年，在城市里兜兜转转，也没挣够回老家盖房的钱。

她原以为遇到的会是一位自述生存之艰、但也要继续奋斗的打工男性。老陈却不然。“他脾气冲，好多事想不通，认为谁都对他使坏。”

她渐渐放下预判。“关心的不再是按照原有设想做一期节目，而是他为什么成了这样的人？”

老陈长在四川穷山沟里，自小喜欢画画写字，创作些散文小诗。不到15岁便因为家里的经济困境辍学到广东工地上打工。在工友面前，文艺的表达都成了可耻的，“偶尔念两句诗，别人便看不起，你牛逼什么，怎么不上大学，不去住别墅？”时间长了，他跟他的环境越发对立，变得极端戒备。天气热的时候，工友们的鞋熏得他睡不着觉，他就悄悄买一瓶花露水，夜里往每个人的鞋里边滴一滴，“要趁着夜里干，因为白天敢这么干，人家要打你的。”

张越想，“如果把我泡在那个环境里能怎样呢？如果他在我这个环境里，他又是谁呢？”看着老陈，就像看见一趟行进得特别快的列车。“那些内心特别敏感、性格特别纤细的人，就更容易磕着头，可是谁都顾不上谁。”

出口

人人都有自己的困惑。随着时间流逝，有些人内心的江海渐渐止息，还有一些人，始终被禁锢和左右着，却仍然心怀念想。

在小城里看仓库的女孩A，孤单坐着，日复一日。张越去采访时，唯一能听见的，就是女孩身旁的闹钟，“卡塔卡塔”，每响一下，张越心里就揪一下。“那是离死亡又近了一点又近了点，一个人的一生就这样一点一点全过去了。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

本分的年轻人B，不敢去城里打工，又不甘心待在全是老年人的村里，就跑到一个临近公路的房间里睡觉，“只为了能听到门前轰隆隆的车声，他就在那儿想象，那些车是去干什么了。那是他全部的活力来源。”节目播出后，一个企业主联系到B，说可以到他那儿打工。男孩真去了。

生长在西部的男孩C，写信给节目组倾诉，生活苦闷，唯一的盼头就是等着看《张越访谈》，每周到时间便如过节般激动。张越好奇，他为什么能拿这个节目当粮食？待去到当地，发现男孩家徒四壁，一个捡来的玻璃瓶子里插着只有几片绿叶的树枝。

节目组凑了几千块钱，让C开了个豆腐坊。过了两年，C进城打工。再过了一两年，他告诉张越，自己发现了快速致富的门路：传销。张越劝阻他，“不能去。会毁了你自己。”劝了很长时间，张越急眼了，“你要去就不理你了。”再然后，C没影儿了。张越到后来都不知道他的决定。

她遇到的来自农村的采访对象中，也有能打破环境桎梏突围的人，比如从云南远嫁到贵州山沟里、带着全村致富的耿六芬，因为有文化追求而被村里人嫌弃、后来由于书法能力超群而改善了生活的刘智莉。但那些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还是像A、B、C那样，处在彷徨、困顿甚至流离中。

圈内公认《张越访谈》是张越主持生涯的巅峰时刻。虽然在深夜播出，依然有许多电视观众每周守候观看。有社会学家说，二三十年之后，要是有人想研究今天的中国，《张越访谈》是一个特别好的文本。

2002年3月播出的《我叫刘小样》，是《张越访谈》中口碑最好的一期，她捕捉到了一个农村妇女对精神世界不懈的渴望，以及无法获得平静的内心与外在环境之间的张力。这期节目也帮张越捧得了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近20年后，媒体重访刘小样的深度报道发表，再度激起广泛的共鸣和回想。“我也是刘小样/我妈妈也是刘小样”，这样的评论比比皆是。张越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记得这期节目，她把报道下面的留言全部看完，心潮难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