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昌耀：怀着对美与善的盟誓

“酒杯已朽。我不再擦拭铜壶或礼器。/烛光在窗纸晾干。屋脊不再呜咽如狼。/书稿摊开撒满废字。是鱼目刺痛眼珠。……/一切平静。一切还会照样平静。/一弹指顷六十五刹那无一失真。”（《极地民居》，1990年）

2000年3月23日清晨，时年65岁的昌耀，在肺癌病痛磨折中艰难地移步医院阳台，朝着窗外满目曙光纵身一跃……10年前写下的诗句，竟一语成谶。

1996年3月23日这天，昌耀曾对着窗外新鲜纯洁的春雪，写了些欣亮的句子：“从启开的窗口呼吸，骋目雪原的体香，相对于枯干涩燥的昨日，以及昨日之前更加久远的隐含了期待的日子，滋润的蠕动感已深入到每一关节的软骨和隆起的滑膜层，既是人体的，也是万象万物被滋润、被膨起的感受。复活的意识如此常思常新。”（《从启开的窗口骋目雪原》）

许多年过去了，昌耀在他那些常读常新的诗句中一次又一次“复活”。人们扪摸辨识他慧思独运的诗章，字符与字符、血珠与泪滴，交相辉映、排比嚎呼，其吟咏、倾诉、喧哗的情态，已成为诗人生命样式的独有见证。

近三年，关于昌耀生平及其诗作的研究资料又相继浮出水面。2020年，纪念昌耀逝世20周年的《高车——昌耀诗歌图典》，除了收录昌耀书写西部风情的近70首诗歌，影印公布了两百余幅鲜见的昌耀手迹、书信、照片等珍贵资料;2022年初《昌耀年谱》面世，作者张颖对诗人苦寒的一生及生命中的波澜、种种境遇下的创作，作了系统、客观的梳理，极具史料价值;2022年3月，《时间的雕像：昌耀诗学对话》出版，作者马钧以独到笔法精析昌耀诗文，并在书中收录了《昌耀诗文总集》中未收入的十多篇重要资料，公布了昌耀部分不为人知的摄影创作。

“昌耀在中国当代诗坛的地位，说极端些，就是一流，没有之一。现在诗坛很多流派，但无论哪一派，都对昌耀百分百五体投地。”说这些时，诗人肖黛的语气是坚定的，她向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回忆：“当年我在青海，内地诗人去见昌耀就是朝圣，这些人现在都是诗坛中坚了，上世纪80年代，他们坐着硬座跑到青海，没有任何目的，就是怀着膜拜的心情去见昌耀。直到今天，即便已经过去很长时间，昌耀的作品仍是独一无二的，等级上位列一流，没人对他的作品有异议，只有研究他的份，昌耀现在还像座山一样，就是当年韩作荣讲的‘巨灵’。”

尽管生于南方，某种程度上讲，昌耀却是个真正的“西部诗人”。

《高车》《荒甸》《莽原》《戈壁纪事》《旷原之野》《达坂雪霁远眺》《腾格里沙漠的树》《青藏高原的形体》《踏着蚀洞斑驳的岩原》《寻找黄河正源卡日曲：铜色河》……他的诗作中，许多篇名已有明显的西域特色;由他本人生前编定的《昌耀诗文总集》，所收作品上自1955年，下至他离世前的2000年3月，所有诗文都是他在青海的创作，是他以45年青春韶华和生命苦难与西部高原相互砥砺的见证。

早在1957年，年仅21岁的昌耀就以短短8行的《高车》显示了他的天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从地平线渐次隆起者/是青海的高车。//从北斗星宫之侧悄然轧过者/是青海的高车。//而从岁月间摇撼着远去者/仍还是青海的高车呀。//高车的青海于我是威武的巨人。/青海的高车于我是巨人的轶诗。”

西部是昌耀心中的圣域。艺术家在自己所神往的空间中描绘圣境，铸就自己的艺术语言，昌耀就在高山、激流、荒甸、大漠中塑造和完成了他的“西部放歌”，在他的诗笔之下，冷峻、犷悍、棱角锋锐粗粝的西部莽原凸显崛起在我们面前，他所形绘的西部令人有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之惊诧。

燎原在昌耀临终时受托，为其《总集》作序。他在《高地上的奴隶与圣者》（代序）中评议，“昌耀的确太庞杂，太丰富，也太深奥，在他以青藏高原的方式堆垒的诗歌大块中，含纳着地质史般博杂的造化与生命的信息，以及灵魂震颤中从大地上弓起的眩目的极光。这种精神与艺术的方式，在20世纪的中国新诗史上是罕见的。”

燎原之后又撰写了《昌耀评传》，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采访时，他对故去老友保有深深敬意。“昌耀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如果没有密切交往，大家都觉得他不太好接触，他也不随便跟人闲扯。”

“谁与我同享暮色的金黄然后一起退入月亮宝石？/一个蓬头的旅行者背负行囊穿行在高迥内陆。……/一个挑战的旅行者步行在上帝的沙盘。”（《内陆高迥》）

“昌耀不是侃侃而谈的人，他拘谨小心，对人充满戒备，这是他性格的底色。但你看他的诗，又发现他内心对这个世界、对周围的人充满了矛盾的情愫。”马钧精研昌耀文字，完成《时间的雕像：昌耀诗学对话》，忆及昔日交往，他也愈发理解了昌耀，“他一方面渴望结识知己，敞开心扉，一方面，他又远远地躲开人群，与人保持疏离的关系。”

改革开放后，昌耀曾颇具匠心地给自己设计了一张名片，姓名下方的职务职称栏，他打了一长串：“男子·百姓·行脚僧·诗人”。

有趣的是，这位“诗人中的诗人”将自己的雄性性属放在首位，而把诗人放到末位。马钧指出，这与昌耀的大诗歌主张有关，“他提倡的诗学之美是雄健之美，正如他崇拜惠特曼，惠特曼在诗中几近完美地体现了一个男子的雄健之美。诗人首先是带有肉身性质的，有了雄健的身体，其他才能往上附着、提升。昌耀强化他男人的属性，实则是对萎靡、柔弱的世相的不满与批评。”

1960年代在祁连山下被放逐时，昌耀写下名作《良宵》，短小的情诗中，依然体现出他对雄性气质的推崇：“放逐的诗人啊/这良宵是属于你的吗？……/是的，全部属于我。/但不要以为我的爱情已生满菌斑，/我从空气摄取养料，经由阳光提取钙质，/我的须髭如同箭毛，/而我的爱情却如夜色一样羞涩。”

“‘放逐’从古至今极易成为诗人命运的魔咒，在其催逼下，诞生了昌耀这位伟力诗人，正如同时期《凶年逸稿——在饥馑的年代》中所写：我在沉默中感受了生存的全部壮烈/如果我不是这土地的儿子，将不能/在冥想中同样勾勒出这土地的锋刃。”这是张颖的看法，90后的她读研时就以昌耀诗歌为题，历经数年，整理出版了《昌耀年谱》。“钙质、须髭、箭毛，野蛮生长把人还原到从自然中摄取能量的原始经验。但爱情如夜色羞涩，这个朴素比喻或许代表了昌耀对爱情的质朴期待，甚至是对人与人之间温情的渴望。”

1997年，昌耀写下《人生四境》：拓荒、生命之水、繁育和司春女神，这与他的“命运之书”确有映照，他是在高原和诗田拓荒耕种的男子，“劳动是生命的冲动，成为匠心独运的艺术”，他一生崇拜司春女神，“爱既是权利，也是美德。”

生命的霜秋之季，经历病痛磨折，不再有健美肉身，爱情亦枯萎时，“投身到土地的怀抱，/它也就安宁了。”（《春雪》），诗人在《踏春去来》中写道：“已经饱受生命之苦乐的芦梗将无惧霜风/而视死如归。只有春天的不幸最可哀矜。”

高原夏天的对比色

大暑下的高原山岳。/逆光。大方折线轮廓勾勒的高原山岳。/一层层逆光。一层层推向深远背景的高原山岳。/愈往西北角山色愈堆愈深愈重，愈堆愈冷愈浓。

——《高原夏天的对比色》

昌耀曾自言，是一张宣传画《将青春献给祖国》把他引向西部，画上的女勘探队员在他心中是“女神”。西部“辉煌的地貌”，自然也成了他要朝觐的圣地。上世纪50年代有一支激情澎湃的《勘探队之歌》，歌中“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那一定也曾令昌耀年轻的心为之激荡。

是的，激情、激荡，也许因他生在热烈的夏天、生在“怕不辣”的湖南，是“风雨雷电合乎逻辑的选择”。

“昌耀是湖南人，性格耿直，说话有时直来直去，直到不给人台阶下。他生性内向，但是一旦他性子起来，湖南人骨子里的倔劲就会表现出来。”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时任《江河源》（《青海日报》文艺副刊）编辑的马钧，因约稿与昌耀渐渐相熟，诗人“字斟句酌”的“严苛”令他印象深刻。

“昌耀对字词的要求特别高。当年约稿有篇《春天漫笔》，写他参加了一次由某位省长招待的宴会。行文中，昌耀很有意思地用了个词，‘省长大人’，古今杂糅的词语，带有某些戏谑、复杂情绪的表述。我们老总一看，这个不行，要作处理。我向昌耀反馈意见时，他‘暴烈’的脾气就上来了——你要删掉‘大人’二字，那就不要发表了。”

“还有一篇《诗人写诗》，他先在文中说了诗人类似夜莺之类的各种美称，第二段有这么一串表述：‘自然，也不免于恶谥，如称‘凤歌笑孔丘’的楚国诗人接舆为楚狂。如是，即便是‘狂人’也无损于诗人的令名。’坦白讲，那时我还没接触过“令名”这个词语，抄写手稿时，错误地抄成了‘命名’。两个词义似乎都能讲通，但有微妙区别。稿子一见报，第二天昌耀就打来电话，直直说了句：‘你们也不能免俗！’这给我留下极深印象，原来诗人对一个字的要求这么严苛，怪不得他是从事语言文字的艺术家。昌耀的字斟句酌，精雕细刻，简直和唐代推敲派诗人如出一辙。”

1936年6月27日，昌耀诞生在湖南桃源一个王姓大家族，是王家第三代长子。他曾在代表作《哈拉库图》开篇写下这样的诗句——“城堡，宿命永恒不变的感伤主题”，如许感喟或与他幼年禁闭于女眷留守的“空城堡”有关。

当时，昌耀家的宅院约占去全村建筑面积一半，但这个“豪门城堡”的男主人们，为实现理想，相继离家出走。那个动荡年代，昌耀的父亲王其桂在北平念完中学便去山西参加抗日决死队，后进入延安军政大学;他的大伯王其梅，上世纪30年代在北平接受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曾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平解放西藏时曾是军方最高首长之一;他的五叔王其榘，曾是历史学家翦伯赞的秘书，后在北京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任研究员……

昌耀的这些父辈，是身怀抱负的男子、有所作为的百姓、闯荡世界的行者、诗书濡染的学人，但都没摆脱雷电交加的飘摇宿命：他的父亲与伯父，曾经的革命兄弟，“文革”中以不同身份罹难。王其桂回到桃源后，1950年在“土改”中遭批斗，此后十多年在北方多个农场劳改，1967年坠湖而亡;王其梅因“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重大错案蒙冤，在京忧愤离世，弥留之际曾表示：“请求党把我的骨灰送回西藏。”

昌耀的行旅，冥冥中追随着父辈们的踪迹。年仅14岁的他决意投笔从戎，从湖南故乡随部队奔赴东北，继而走出国门开赴朝鲜战场。“1950年夏天，我随部队北上驻防辽东，从桃源乘船在武昌登岸，街头一城关门洞触动了我，感觉似曾相识。我确信这一感觉不无根据：1938年我祖父病危去世前曾派人去武汉并在当地报纸刊登启事寻找‘大革命时期’闯荡在外的父亲及伯父的下落，我也几次听到母亲向人谈及‘武汉跑马厅’如何如何之类。……”（《我是风雨雷电合乎逻辑的选择（未完成稿）——昌耀自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