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照：追问如何做自己的主人

大半生里，杨照曾担任媒体机构的总主笔和高管、出版机构制作总监、大学兼任讲师，写小说和剧本，笔耕不辍，兴趣庞杂。他回忆年轻时与同代文化人交游，常有知识占有方面的虚荣心作祟。“比来比去，最后是比有没有比别人多知道一点什么。”然而历经时代更迭，他发觉知道自己是谁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最重要的是必须去解释历史。”

学历史的意义、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从一开始便缠绕着他。

1980年代，在台大历史系读大四的杨照，为准备研究所（生）考试，每天在图书馆用功温书到深夜。

某天夜里，像往常一样过马路到对面等公交车的他，突然感到一片迷茫。“当时正在读王仲荦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突然间脑袋里面全是芜杂的史料，眼前则是台北的车水马龙。我在想，我所读的历史跟我眼前的现实到底是什么关系？老师和书本都告诉你，学历史是为了帮助你以史为鉴，能够了解现实。真的能吗？”

他很快找到答案：我们必须要有更确切的现实感，要看清楚所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在这次“心灵拷问”之前两年，杨照在图书馆遇见了1960年代芝加哥大学出版的《资本论》，遂将日译本跟英译本的《资本论》逐句对读，读完了三大卷。在美国求学的日子，他又对照英文本和德文本，重读了一次《资本论》。

人一天有几个小时是真正为自己而活？杨照认为，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对资本、价值、人性、剥削和阶层的诠释，在今天依然出奇地精准。他在台湾诚品讲堂开设“西方现代思想名著选读”，出版著作《资本主义浩劫时我们聆听马克思》和音频讲解，希望借由巨擘的观点和实践，带动听者省思自己对生命的选择。

在将左翼思想视为“毒蛇猛兽”的彼时的台湾，另一位学术巨匠韦伯也进入了年轻学子们的视野。他的新教伦理，关于“要追求志业（神圣召唤）”的描述，都给杨照留下了深刻印象。纵然马克思和韦伯两人在许多方面观点不一，但他们以知识与思考对抗既有的世界秩序，从不因循标准答案的态度都让杨照终生受益。在看理想平台讲述《认识现代社会的真相：韦伯60讲》时，杨照提醒：只有深切理解我们所在的环境，才能进一步去提问，该如何去适应这个环境，或者有无机会凭借主观意志去改变它。

在强烈的现实关怀意识的驱动下，钻研了一辈子历史却苦于传统历史教育窠臼的杨照，中年时开启了一人讲中国通史的尝试。

从2007年开始，他分别在台湾敏隆讲堂和趋势讲堂讲授中国通史课程，前后跨越10年。根据讲稿整理的《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系列共有13册，涵盖从新石器时代到辛亥革命的时间范围。目前这套书在大陆已经出版11册，剩余两册仍在修订中。

有读者把杨照比作“历史界的费曼”（费曼不仅是杰出的物理学家，而且在物理学的教育和普及上也有突出贡献），他讲方法论，细谈考古，重视思想史和语言哲学，做中西横向对比，如同“航拍模式”的通识课。如果说他所崇敬的钱穆是从中国史内部追寻中国历史的真相，杨照则尽量避开“刻板印象”，加入了近百年来史学界的突破性成果，如他承袭的民族史学脉络、大陆盛行的唯物史观、西方汉学和中国研究的传统、日本的东洋史研究等等。他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个勤劳、忠实、不轻信不妥协的二手研究整合者。在杨照的描写和阐释里，我们可以感知到“史实”是基于哪些底层逻辑发生，产生了怎样的流变。他再从考古实证反推原初，今天我们视之为理所当然的世界，为何做出如许选择。杨照不希望读者把他的说法当做终极答案，而是把他的书和节目当作一个“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提醒，多了解、少判断，讲证据、讲逻辑。

人：人民周刊 杨：杨照

“你的意义之网由自己织就”

人：不久前你接受“一条”的采访，借由马克思和韦伯的主张，提出年轻人应作为“创造者”而不是作为“打工人”存在，要努力去追求志业而非职业。你很早就走出体制，定义自己为“读书人”，希望可以鼓舞年轻人。然而有读者认为你这回说得太过“怂恿和鸡汤”，在大陆“除非家境小资，父母工作稳定收入可观”才能不去卷;甚至说你“何不食肉糜”。

杨：我很高兴你提出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设想和鼓励年轻人模仿我的这条路，我这条路是我替自己走出来的。如果这条路真的有意义，不是说“我是一个读书人”的头衔，我更多地想说我不要做一个有头衔的人，这是比较重要的。

不过说老实话，我真的有点无力感，我不太知道怎么跟这些年轻人说话。我年轻的时候，周遭也是如此的沉闷，我们想象可能到晚年都还必须不断地去斗争。可是我们就觉得我们应该要改变，我们可以改变，这是我所喜欢的生命状态。

我在一条说，“2亿的中国年轻人如果停止内卷，这是多么大的爆发性的力量。”可我们目睹的是，我们正打造出人类文明历史上一个极其特定的社会。我一直在思考，今天大陆的年轻人，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到底是哪一些力量，让他们相信自己的处境不会改变，社会不会改变？我很希望我能够找到这个答案。

人：在大陆，一个大学生毕业之后几年，他很难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加上父母的努力），在一个中大型城市有一席之地。“安身而后立命”成为大多数人的首要目标。

杨：这个东西就打结了。这里出了最大的问题，不只是自我认知的问题，还有对社会的认识。你为什么认为今天的状态几年后一定是不变的？

可以问问年轻人，三年五年之内就要面对的一些社会变化。比方在较高收入行业里，最有可能被AI取代的会是什么岗位？未来医生的一些岗位就极有可能被AI取代。依靠大数据，AI可以比现在的医生做诊断的时候更准确。包括房子，如果可以租一个大一点舒服些的房子，为什么非得买房子？

人：有稳定性的考虑，也有为孩子教育等方面的考量。

杨：老一辈的人那么在意房子，新一代的人在意小孩的教育、落户。你不觉得，应该找到一种方法，让我们可以体会该如何去看待这些事情？

直到今天，韦伯对我们都很有用——遇到任何问题，你应该要去质疑，而不是接受。从西方的启蒙主义到理性的发展，到它帮助欧洲快速进步，产生现代性的优势，韦伯帮助你去分析，当你跟集体、跟社会互动的时候，你的工具理性是怎样发挥作用的？你的价值理性或者你的信仰又是如何形成的？

人：你也问过，作为个人，我们的自由意志做的决定占的比例到底有多高？而“被这个社会所决定，因而没有自由，就是依循着已经安排好的路线去做固定的事情”，这个成分又有多高呢？这些问题有解吗？

杨：韦伯是一个悲观主义者，韦伯最后弄清楚了现代社会，但他像是个末世论者。他认为，我们越来越了解现代社会，就越被困陷在这个工具理性所织的网中。而马克思是持“一个社会必然要改变，不可能停留在这里，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必然要瓦解”的视点。

我忍不住会说，把这两个人加在一起除以二，比较接近我所认知的（他们）百年后的社会。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会比较倾向马克思的看法：资本主义的系统发展到越来越完整，工具理性、金钱的数字理性已经席卷了全世界。活在这样的系统底下，工作变成目的，你越来越少自主意识。我们好像很难逆转社会变化的走向。

但就算生活里各种东西都系统化、组织化，即便在现代理性高度发展的空间里，韦伯从未预言个人意志的丧失。我们每个人仍然有编织和别人不一样的意义之网的自由。

人：那么在一个渐趋异化的社会，该如何自处？马克思和韦伯二人对异化的不同态度，对我们有什么帮助？

杨：当我们创造出来的外在力量，反过来统治了人，就是一种“异化”。马克思认为我们的痛苦是自我的错误认知所造成的。所以对马克思来说，异化太有用也太重要，你必须不断去寻找，到底在你的生活周遭，有一些什么样的力量创造了异化——比如思考国家跟个人之间的关系。到最后，如果国家不退化，就变成了异化的来源。所以追到最根源就要问，什么状态下我们才是自己真正充分的主人？这就回到了康德，这是马克思非常哲学的一面。

可是韦伯没有把工具理性抬高到像马克思所说的异化那样的程度。我们很难在现代社会里面逃离工具理性：月底拿到这份工资，你就必须要有一个理性去分配。但韦伯告诉你，还有价值理性，价值理性永远都比工具理性重要。

回到打工人，其实也就是集体性高于个体性，你是顺应着集体的要求和目标，没有自主性。那我觉得这对于中国整体的发展是相对不利的;而且每个人能发挥的都只有真实能力当中非常小的一部分，我会很希望看到集体性跟个体性之间的比例做一定的调整。

人：如果说在螺丝钉的岗位上，“原创性”的工作也少的话，如何来实现你提倡的创造性？

杨：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在谈创新的时候，讲到了七个面向。创新不是说在实验室里面发现了新的东西。台湾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研究机构，也没有像苹果和谷歌众多的专利，最大的长处，就是这么多年做电脑做手机，包括代工，真正把高科技每一个制作程序想得清清楚楚。像海底捞，它创新的地方在哪里？不是任何一个服务的做法，而是服务的心态。所以不要觉得打工人没有任何创新性，而是永远保持一个创新的态度来面对你的生活——我是不是非得这样活着不可。

我再问，你现在可不可以想出10种改变你跟手机之间关系的方法？很难吗？一点都不难。如果你愿意这样去做，你会发现生活里面有多少是把自己给绑死，以至于失去了自由和创新性。

人：最近有不少“‘00后’整顿职场”的消息和说法（有入职新人提出不愿意加班，还有的刚入职不久发现很多东西和预期的不同，导致个人权益受损，于是迅速离职）。你如何看待这些现象？这是一种自我觉醒，还是个人冲动？

杨：中国的产业升级不能靠固定僵化的工作方式来进行，一定要发挥创意。职场是需要整顿的。“00后”们刚刚进入职场，会带来一些很新鲜的东西。但不能够单纯靠消极的、表达不满的方式，也需要有长期而且是社会集体性意识配合，才有效果。但老实说，年轻人的觉醒和力量，是不是有必要对体制形成巨大冲击或者一定要展现出冲击？倒不见得。还是要一步步地推动。

如果我去挖过二里头，关于夏代我一个字也不敢写

人：除了你说的二手资料的整合，你做田野工作的经历其实不太多。如何把手头爬梳的资料、多年来华语世界的考古发现，和自己的论点结合在一起？

杨：前阵子我跟许宏老师对谈，对这些考古学人我非常尊敬。但说实话，如果我累积了更多考古的田野经验，比如说如果跟许宏老师去挖了二里头，我敢100%跟你讲，今天《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第一册里面讲夏代，我一个字也不敢写。

我的老师们给过我的东西，在我的心灵里面，我永远不会抛掉。正因为他们在学术上的严谨，我们必须把他们对历史的认知和理解传播给更多人。而我的任务是，要把考古和文献资料配合和对应，整合出一个个故事来。那些故事在相当程度上都是大胆的论断，可是我至少有把握一点，我读过够多的考古报告，而且我的论断回到这些报告上是可以被检验的。

人：对夏商周，大家以前多认为是相继出现的朝代，但你告诉大家，原来它们曾是同时而处的部落，且因某方实力的增强，先后成为共主。这个观点并非你首次提出，但你花了几乎整整一册书来阐释。厘清这一点，对于认识和理解中国文明的起源，究竟有多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