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席流动的盛宴

“空间像手风琴一样舒展开”

坐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第一排，看巨幕中西奥·安哲罗普洛斯的长镜头，实在是美妙的体验。

诗人亚历山大生命进入倒计时，他偶遇一个阿尔巴尼亚流浪儿，与之度过一天一夜。这是《永恒和一日》（1998）讲的故事。白天，在河边，亚历山大对流浪儿讲起希腊诗人狄奥尼索斯·索洛莫斯：1818年，尚未独立的希腊艰难抵抗奥斯曼土耳其的统治，22岁的索洛莫斯从他长大的意大利回到希腊，想以诗歌为武器服务国家。他不懂希腊语，于是走遍希腊乡下，用从村民口中买来的通俗词语写诗，改变了希腊的诗歌语言。

亚历山大和流浪儿停下，镜头掠过河面，一晃，穿燕尾服的诗人索洛莫斯便出现在画内，上马车，沿着小径远去。索洛莫斯来到一地，村民们拥上前争相把词语卖给他，前景，一位年轻女子慢慢朝诗人走去。诗人和女子先后穿过神庙的废墟，女子道出一个词，诗人给她硬币，女子行礼离去，镜头再往左，亚历山大和流浪儿在废墟另一头。

2022年8月12日晚，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以《永恒和一日》拉开帷幕。

傍晚6点多，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外，有两三影迷举着iPad、手机，屏幕滚动播放几个字：“求票，求票。安哲《永恒和一日》。”国内影迷习惯亲切称这个导演为“安哲”。

片子放映前，北影节策展人沙丹介绍，每年北影节选择展映开幕片，他们会藏一个小小的私心：北影节曾以《日日是好日》开幕，去年9月是以《秋天的童话》开展，今年则是《永恒和一日》，“我们在这一日相聚，也希望我们的相聚是永恒的。”沙丹说完下台，大厅灯暗，《永恒和一日》开始。

安哲1935年4月27日出生于希腊雅典的商人家庭，2012年1月25日因车祸逝世，今年适逢他逝世10周年纪念，北影节展映了他除《塞瑟岛之旅》（1984）外的全部13部长片、短片《放送》（1968）和纪录片《雅典，重返雅典古城》（1982），片目之全、修复画质之高，在国内尚无先例。

在北影节，我首次看到安哲的处女作《放送》：综艺节目现场直播，请一堆女人描述理想男人的模板，接着节目当街挑出一位理想男人，宣传他将与当红女星共度一晚，但当然，承诺光鲜而虚假，安哲意在讽刺大众传播文化。《放送》就像一部初出茅庐的新浪潮导演的普通实验短片。确实，希腊电影新浪潮比法国要晚上好几年。根据学者诸葛沂《尤利西斯的凝视：安哲罗普洛斯的影像世界》（2010）一书对希腊电影史的梳理，在悠久传统的影响下，希腊艺术家群体更偏向戏剧创作，或是音乐、绘画、小说;加之政治高压、资金短缺，直到1960年代，“作为一种娱乐媒介的电影在希腊仍然衰微不振，毫无亮色。”当时首都雅典只有六家运作中的电影院，大多放美国电影。希腊本土电影大致发展成通俗音乐剧和喜剧。

1960年代中期，受法国新浪潮影响的一代电影人在希腊出现，创作者开始从电影里发掘刻画现实、表达自我的可能性。但1967年，帕帕达普洛斯上校在美国中情局的协助下发动政变，新成立的军事政府开启严格的审查制度，新生的希腊新浪潮被打断。可以说，安哲是希腊政治高压时期触及敏感话题并取得艺术成功的最醒目的导演。

1962年，安哲到法国高等电影学院进修，他在短片作业上表现出色，被称为“新的雷乃”。但他也因不喜欢基础作业而被认为狂妄。一次导演课上安哲迟到，老师要求他上黑板做镜头脚本作业。安哲点上烟（学校禁止此举），画了个大圆圈说，这就是脚本，一个360度的全景镜头。教授要他做正反打镜头练习，他拒绝，说他来这儿是为了实验。后来，他从法国高等电影学院退学。

他的第一部长片《重建》（1970）的最后，360度全景镜头扫过颓败的村庄。《亚历山大大帝》（1980）中，这一手法运用得更频繁、纯熟，所有故事都发生在一个小村庄，在全景镜头下如同环形剧场。

安哲年轻时在法国电影资料馆做过短暂的引座员，看了许多电影。他不喜欢爱森斯坦，被“安东尼奥尼那比预期稍长一些的长镜头攫住了呼吸”。

他认同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的概念：“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长镜头无疑是符合这一理念的形式，“长镜头像是有生命的细胞，一呼一吸之间传递着主导词。”安哲说。

“通过摄像机的跟踪移动，空间像手风琴一样舒展开。在镜头和被摄物的亲近里，空间扩张，又收缩。镜头连续不断的流动带来一种难以置信的灵活性，就像流淌不息的河水一样。”安哲的长镜头往往放得很远，人物移动，调度复杂，时间在空间中流动，观者像在旅行，或者享用一席流动的盛宴。

在《永恒和一日》里，长镜头像河水缓缓流淌。亚历山大致力于写完索洛莫斯未尽的诗篇《被囚的自由》而未果。夜里，他与流浪儿坐在公交车上，目睹一群扛着红旗的激进学生、一对闹别扭的恋人、三个音乐家上车下车，接着，索洛莫斯上车，朗诵自己的诗，“黎明前最后的晨星，昭示了朝阳的到临/浓雾或阴影都不敢玷污那万里无云的天际;轻风微拂，抚慰苍穹下的众生，犹如向内心深处低语/生命是甜美的，是的，生命是甜美的……”

在安哲的长镜头里，主观和客观视点同时存在。此前在《尤利西斯的凝视》（1995）里，安哲用一个镜头展现了导演A的童年变故：A在火车上遇见自己儿时印象中的母亲，母亲带他回家，中年的A旁观了家中1945、1948、1976年的新年舞会，见证同一场面里被关押的父亲返家、伯父被带走、有人来抄家，但剩下的人哪怕三次被打断，也一直在跳华尔兹庆祝新年。

“有些时候，我感觉过去是现在的内在部分。过去并没有被遗忘，它影响到我们现在所做的每件事。我们生活的每时每刻都由过去和现实、真实和想象组成。”安哲说。

安哲的长镜头手法在《流浪艺人》（1975）中就让人惊艳，该片近四小时片长，只由八十多个镜头组成，获得世界各地超过15个重要的电影奖项，电影批评家皮特·帕帕斯的论断被后世影人认同、引用：希腊电影史应以此为分水岭，分为“前《流浪艺人》”“后《流浪艺人》”两个时代。

《芝加哥论坛报》影评人迈克尔·威尔明顿说，安哲在《流浪艺人》中表现的希腊，就如小津表现的日本，改变了别国人对其历史的想象和理解，此片是布莱希特、埃斯库罗斯和沟口健二的交叉。

在《发现安哲罗普洛斯》中，安哲说，“通过两个过渡阶段可以避开时间的顺序叙述，我想在同一个动作中将一个占领期衔接上另一个占领期，而无需描述两段占领期间发生的事情。对我而言，（《流浪艺人》）这部电影就是连串的占领期。”

学者詹明信曾称赞安哲的这种结构为“伟大的历史回环”。

“历史的不安支配着我”

《流浪艺人》是典型的安哲早期作品，有历史纵深感和政治性，重群像描摹而少具体人物。

安哲出生的第二年，希腊梅塔克萨斯将军发动政变、建立独裁政权。1940年初，墨索里尼要求意大利军向希腊境内行进。1941年，德军入侵希腊。在为《尤利西斯的凝视：安哲罗普洛斯》写的序中，安哲写道，他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写作，“过往历史的动荡引起的不安和情感无可抵挡地支配着我。”

1944年，希腊内战爆发。极左的激进组织以安哲的父亲斯皮罗在德军占领期间未支持该组织为由逮捕了斯皮罗，实施逮捕的人就是斯皮罗的堂兄弟。直到1949年，希腊内才战结束。

战争背景下家庭关系的撕裂在安哲的电影中出现。比如《猎人》（1977）里两兄弟因政见不同而反目，《哭泣的草原》（2004）里不同阵营的双胞胎在战场相遇，《塞瑟岛之旅》（1983）中，流亡多年后归国的父亲斯皮罗（与安哲本人的父亲同名）与家人、村民不和，被再次驱逐出境。

1957年，安哲11岁的妹妹伍拉意外去世，他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从雅典大学法律专业退学。1959年，他服兵役，曾穿越全国去核实新兵信息。在这趟旅程里，他看到了国家的黑暗和沉重面。1960年代，他有一次无意中走进左翼游行队伍，被军警殴打，也让他对希腊的前景陷入忧虑。

拍摄《重建》和《流浪艺人》前，安哲都走访了希腊的大部分小镇、村庄。《重建》的拍摄对象是伊庇鲁斯地区贫穷落后的村庄，衰败不可避免地给村子带来道德失序的危机。安哲本人扮演的记者在片中采访年老的村民，“我们会死，村子也会死去。”他们说。

从《重建》可以看到安哲鲜明的立场，这有助于理解他之后的“希腊近代史”三部曲（《1936年的岁月》《流浪艺人》《猎人》）。“这是对我不曾了解的另一个希腊的探索，”他说，“把它呈现给出生和成长在城市而对别的地方有所忽视和低估的人。”

《1936年的岁月》（1972）发生在安哲一岁那年，但观众明白安哲是在指涉1970年代的希腊。故事源于两个新闻——一位工会领袖被当众枪杀;一名罪犯挟持著名国会议员为人质，但片名把观众拽回到1936年，激烈的党派斗争、暗杀、逮捕层出不穷。在集会上举枪的嫌疑人被捕后，绑架了去探监的议员。接着，片子围绕政客商议如何处置嫌疑人和议员而拍，各派大人物们挤在监狱阳台，一个镜头打过去，是一群发福的中年秃子，分不清谁是谁。这是安哲有意为之，对群像的模糊处理深受当时政治气候影响;同时通过“隐抑晦涩”的表达来贴合本身就混乱难解的时代。

之后的《流浪艺人》是《1936年的岁月》的结果，安哲最初的想法只是表现一段旅程：1939-1952年，一个流浪马戏团“游荡在全国的小城里，他们穿越过希腊的风景和历史，从一个小镇到另一个小镇”。剧团艺人每回演出历史剧《牧羊姑娘戈尔芙》，都被突然的事件打断，演员被逮捕、剧院被轰炸……他们见证历史进程，将遭遇作为素材加进下一次排演。

1977年上映的《猎人》开头，漫天大雪里，一群打猎的权贵发现了一具新鲜尸体，它又源于真实新闻——1970年代一群农夫在雪地上发现一具尸体，后经调查，这是流亡东欧的游击队员，感觉时日无多而思乡心切，返回故土，猝然而逝。

正是除夕，在即将举办宴会的旅馆，权贵们围着尸体轮番展开审判和忏悔。安哲有意不让观众分清大家的面貌，一排男女一度围着尸体背对着观众说话。在虚构的审判（不同人的口述被安哲外化，在一个个不尽真实的外景镜头里表现出来）中，观众能大概推测他们的身份，有巴结权贵的旅馆老板、背叛共产主义的告密者、亲美反共的企业家、右翼极权主义者、中间派政客……但他们没有性格。大量群戏支撑了近三小时的电影，以那群人最终把尸体送回雪地埋上而告终。这是安哲在国际上最不受好评的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