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绍璗：去日本调查汉文典籍

2022年8月6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严绍璗逝世，享年82岁。他是著名比较文学家、古典文献学家、中国日本学家，长期从事以中国文化研究为基础的东亚文化与文学关系的研究。

严绍璗曾获号称“日本文化研究诺贝尔奖”的“山片蟠桃文化奖”，也是首届“中国比较文学终身成就奖”和首届“国际中国文化研究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开创了比较文学“发生学”研究和“日本汉籍文献学”。在比较文学、日本学、古典文献学，以及国际汉学 （中国学） 诸领域均取得卓越成就，并且在这些领域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学术人才。

“中华书局竟然出这样的书”

200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三卷本《日藏汉籍善本书录》，380余万字，作者严绍璗，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他将这部著作视为自己的“墓志铭”。写到后期，感觉自己已入垂暮之年、身体不济，担忧写不完怎么办。

2022年8月6日，严绍璗在北京去世，享年82岁。他担忧的事情没有发生。

从18岁到北大读书，到后来任教数十年。从思想成长、定型，到学术上勇猛精进，一切的知识、一切的成长，严绍璗都在北大获得。他坦言自己是典型的学院派学者，很多想法跟社会上的人不一样。太太总是要他少发表意见，说他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回事。

严绍璗知道的是象牙塔内的事情，是如何治学。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院长钱婉约评价严绍璗：“从上一代学人手中接过了理想与抱负，也包含了清末民国以来中国学术落后于邻邦的抱憾，扛起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文化学术使命。”

写这本书的念头萌生于1974年，当时，严绍璗参加“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访日团”，走访日本各著名大学，他在自述中称，“有机会第一次看到留存于彼国的数量众多的汉籍，激愤和惆怅融成难以名状的心情，于是，便萌生了要查明日本藏汉籍诸种状况的念头。”

特殊的历史时期，访日结束回到国内，为了“洗涤从资本主义国家受到的污染”，严绍璗接受上级安排，到北大锅炉房做运煤工两个半月，工作时间是每晚9点到次日清晨5点。白天，他频繁参与相关外交事务，如接待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参与接待以吉川幸次郎为团长的“日本政府文化使节团”等等;夜里，他化身运煤工，锅炉房是他全部的天地。

此后30年里，无论外部世界如何翻天覆地，象牙塔内，严绍璗初衷不改。为这本书，他多次往返日本，对那里至今保存着的我国自上古以来到17世纪的汉文文献典籍做了全面调査，收录并甄别了一万零八百余种文典，综合记述了它们在文化史意义上大致的来龙去脉，目的是为了寻找和建立研究上述各个领域的基本的“事实源点”。

北大和清华举办这部书的“学术研讨会”，称此书的编撰与出版不仅是对一个作者、一个学校、一个学科具有积极的意义，事实上它为人文学术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日本文学会前会长中西进教授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曾说： “我读过一些中国学者研究日中文学关系和日本文学的论文，心里有许多疑虑。 后来我读了严绍璗的著作和论文，深深感到‘北京大学はやはり北京大学た’（北京大学到底是北京大学啊）！ ”

2008年，日本文部科学省直属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特地在京都举办了名为“严绍璗先生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出版纪念”的祝贺会。这是日本国家人文研究机构第一次为一个中国人的一部著作举办“出版祝贺会”。他们认为这部书录的编撰成功，“为推进日本文化研究增加了助力”。户川芳郎理事长说，“这本来是应该由我们日本学者做的工作，现在由一位中国教授完成了。我为我们日本人感到遗憾，我们为严先生感到光荣！”

与此同时，这本书在国内引起争议，一些学者认为完全是外行做的，劝诫严绍璗还是做“中日关系研究吧”。他们责问“中华书局竟然也出这样的书”，言下之意是一个“外行”做了一本“糟透了的书”。这种愤懑在严绍璗看来，是自己在学科界限上“严重越轨”“搅了他人的饭碗”所致。

该书出版三年后，2010年底日本设立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的唯一奖项“山片蟠桃文化赏”评审委员会全票通过，授予严绍璗第23届“山片蟠桃文化奖”——该奖每3年颁发一次，此前中国获奖者只有周一良先生。

谈及学术道路的选择，严绍璗提到梁启超。梁先生当年对自己的《新中国未来记》自嘲道，这本书“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自顾良自失笑”。严绍璗说自己的学术观念和具体的学术作业就像这本书一样，实在无法让它在眼下的“单一学科”的某个范畴内就范。他认为，近代关于人文学术的“分类”所造成的“壁垒”常常会使“不安分”的学人陷入尴尬境地。

有一次，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对严绍璗谈及的某人某事有所质疑，严绍璗很认真地说：我是有日记的。“说实话，学海本无涯，我们上下这几代人耽搁的时间以及面临的陷阱实在太多，在漫长的学术史上，大概只能发挥承前启后的作用。认真记录下我们在这个风云变幻、跌宕起伏时代的阅历、观察与思考，或许更值得期待，也更有价值。”

陈平原知道严绍璗有这个写作计划，他感到可惜的是，能言善辩、特会讲古的严老师，留存在五卷本文集里的“自述”实在太少。不知是因晚年身体状况不好，还是某些客观条件的限制，严老师的回忆录最终没能完成。

从上海到北京

1959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未名湖上空升起了艳丽多彩的礼花，把湖面、水塔、石舫、古钟，还有全校欢乐的人群，照得通体鲜亮。正是在这辉煌的一刻，严绍璗踏入了北京大学的校门。在他的记忆中，北京大学从这时起近50年的漫长岁月中，只有这一次为庆祝共和国诞生10周年并欢迎59级新生，才有如此灿烂的礼花。

马寅初校长在东操场大会上欢迎新生，他用浓重的宁波、绍兴一带的官话说：“各位，兄弟今天代表学校当局，欢迎诸位来北大念书，成为未来国家的栋梁……”这些话让年轻的严绍璗兴奋了好几天。

来北大读书，是严绍璗幸运搭上的末班车。严绍璗出生于上海，在复兴中学读书时，得过上海中学生文学创作第一名，还有一部中篇小说《共青团员前进》得了1958年上海中学生鲁迅奖。1959年考大学时，严绍璗想搞创作，但中文系都是搞理论的，他就想考新闻系。当时国家规定新闻是机密专业，他的政审不合格。

严绍璗的爷爷是上海的烟草资本家，学徒工出身，后来办了大东南烟草公司，1930年代在华南非常有影响。

他父亲早期在圣约翰大学学数学，后来为追求自由民主，改上震旦大学，学了四年法文。毕业时欧洲战争开始了，他不能留学，决定跟资本家父亲脱离关系，跑到湖南衡阳电报局当了个自食其力的小职员。1939年父亲去世，他作为长子回到上海，继承家产。就这样，“很活跃的一个进步青年被迫成了资本家”，严绍璗回忆。

后来父亲成了右派，但这不妨碍他一辈子信奉马列主义。时代加诸父亲身上的悲剧，让严绍璗很早就懂得不为外物所困的道理，他总能用自己的幽默与豁达去开解，去寻找出路。

政审通不过，严绍璗就去北大读了中国语言文学系。后来留校任教，一晃几十年。原本的计划是，到晚年，他和兄弟姐妹都在上海相近的位置有住处。有过来自上海和其他高校的邀约，但严绍璗一直没有离开北大、离开北京。

“北大有时候被高度神圣化，其实也有人性险恶的一面。北大有时候又被简单地骂得太厉害，其实在关键时刻，北大的传统力量、人文精神是很顽强的。”严绍璗在北大得到的精神滋养，让他安于象牙塔内的学术时光。

他在回忆中提到，1980年代初期，有一天历史系突然传话过来，要自己有空到邓广铭家里去一趟。邓广铭对他说，“我没什么事，只是最近看过几篇你写的关于日本研究中国文化的文章，这事你要坚持下去，我跟你说，你要记住，这事很有价值，你坚持十年，必有成效。等学术界别的人醒过来，你已经走在前面十年了。我找你来没什么事，就是为了告诉你这个，怕你半途而废。”

出来时，经过博雅塔，邓广铭说，“这明明是水塔，梁思成设计的，有人却胡说是佛塔。湖光塔影很美，说水塔未免煞风景。但事实就是事实，学术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什么，来不得虚假。”严绍璗想他一定是有感而发，在北大的岁月里，老先生的这种影响潜移默化，绵延数十年。

特殊的课程表

严绍璗学业的第一个学科是“中国文化和古典文献学”，现在说起来是“经典的国学”。

从1959年到1964年的五年中，他和同学们上了42门课。北京大学当时集合校内外著名学者（以北京为中心区域），如游国恩、邓广铭、郭沫若、吴晗、启功、冯友兰等组成的教学阵营，为二十来个学生授课。

老先生们普遍重视文本的基本训练。讲授“文学史史料学”的彭兰先生是闻一多的学生，她说，闻一多先生当年要他们背出整部《诗经》，现在不要求你们全背，但你们至少要背个七八十首吧！经学生们“求饶”指标减为五十首，但大多数同学还是背出了七八十首。游国恩先生教《左传》时，也要求一段一段背出来，散文段落比较长，他就划定重要并且精彩的段落让学生背诵。

冯友兰先生要求背诵《老子》五千言。老师们说，当你背书的时候，无论是默默念诵还是大声读出，你能把它念下来，实际上你就已经大致把“标点”点出来了。古书标点是很难的，因为如何句读，就表明你能不能明白文本的意思。对古代文化的解释发挥，都应该从熟读文本开始，这是必须养成的“文本功夫”。在老先生们看来，没有这点基本功，那就“免谈学问”了吧。

“这是北大给我的恩惠，”回忆这段求学路，严绍璗觉得中国经典文化的基础性教养是自己全部学术的基础，可以看成是走进“人文学术研究”这一广阔天地的根本性起点。

1962年，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未名湖畔朗朗的读书声》的散文，描述的就是他们当年背书的情景：“在东方阳光熹微时，未名湖畔坐满了文科的学生，以中文系特别是古典文献的学生居多，他们口中念念有词，仿佛迎着阳光背诵古文就是在建设祖国的未来。”

大学三年级，严绍璗从图书馆借来一本日本学者翻译的法国学者的《中国古代的祭礼与歌谣》，这是一部研究《诗经》的著作。可以说是欧洲中国学史上第一部以“文学文化学和社会学”的观念来解析《诗经》的著作，在近代“文学”的立场上把《诗经》从“儒家经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他边读边从日文翻译成汉文，饶有趣味。

专业秘书吴竞成老师到宿舍辅导时发现了这件事，汇报给魏建功先生。

魏先生特地到32楼宿舍看严绍璗的“译本”，亲切地说，“这样的读书方法很好，你们上了《诗经》的课，再看看欧洲学者是怎么理解《诗经》的，哪些有启发有意思，哪些他们搞不明白说得莫名其妙，这样自己的眼光就大了，既复习了功课，又练习了怎样把握外国人的观念，不过这本书的原版是法文，现在你读日本的译本，还得留心他们是不是做了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