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和：怎么把建筑造好？

尽管张永和自称是个很不爱说话的人，但他却是广受喜爱的采访对象：坦率和直白难能可贵，好奇心蓬勃而话题丰富，旁征博引但逻辑清晰。

挂在他身上的盛名有许多：他是第一位担任国际建筑界最高奖“普利兹克建筑奖”评委的中国人；也率先将“解构主义”介绍给中国建筑界；他曾任美国麻省理工大学（MIT）建筑系系主任，在任内将MIT建筑系的全球排名从十名开外提升至第一名；他获过许多奖，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艺术贡献奖等；他在世界各地举办艺术展，六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

张永和最新的展览是在不规则房间内通过透视和光折射，创造出带有视觉假象的通景画：参观者与古人出现在同一平面，面面相对；同一个图案同一个圆形，在两端看出截然相反的空间效果。

开幕当天，张永和没有出现在人群的寒暄中。他一直站在展厅门口做一个尽职的导览员：任何人只要喊一声“张老师”，他就走上前，一次又一次地为自己的设计做阐释。

尽管他连说带画，能将展开的话题说透，但他仍皱着眉头说其实自己说话特别费劲，如果让他选择，他选择不说话。

回国盖房子

并非所有的建筑同行都欣赏张永和。一种声音说，张永和虽颇具奇思妙想，但缺少作品。在他们看来，张永和缺少“大作品”，如同地标建筑的大作品，就像库哈斯在北京留下的。

2002年，库哈斯和他的研究团队出版了720页的珠三角城市发展报告《大跃进（Great Leap Forward）》，称珠三角是全球少见的急剧发展的都市。他在世界各地讲学时总喜欢说，珠三角每年都会新增500平方公里的城市面积，这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每年增加两个巴黎。

同年，张永和完成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在“长城脚下公社”修建的“二分宅”，这被认为是北京最早的前卫建筑。

“二分宅”仅有一个院落，山坡是院墙，基地上的树全被留下，建筑变成了一个“分开”的房子，而夯土墙和胶合木板的使用，以进一步乡土化的建筑语言，给予空间的中国化切实的语境。这是张永和对中国现代建筑的描述，一种不同于欧美的语言。

“对库哈斯《大跃进》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张永和说，“他这本书其实是写给西方人看的，他认为小而精一直是西方建筑师的思维局限。但这本书对中国建筑其实是不生效的。谈量没有意义，中国要谈的恰恰是质，是怎么把建筑造好。”

1990年代中，中国观念艺术和实验建筑陷入低潮，建筑在商业化的浪潮中失去了方向，务实的国营设计院和房地产开发商倒向建筑市场。学者冯原形容那时的中国建筑市场是食草类恐龙的天堂，如同收割机，把良莠不齐的项目全都消化成利润。以库哈斯为代表的建筑界霸王龙，从食草类恐龙制造的一片乱象中看到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开启了西方建筑师在中国的建筑冒险。

与此同时，张永和从美国莱斯大学建筑系辞职，回国盖房子。但他的境遇颇为尴尬：他拒绝了一些房地产大佬，也搞砸了一些人际关系，栖身于先锋艺术家的群落中，做了不少小项目。

张永和第一个真正建成的作品是北京的席殊书屋。这个仅存在四年就被拆除的书屋，如今只能在关于中国现代建筑的论述中被追寻。

书店的基地原本是一个南北贯通的过道，见证了自行车的穿行和停放，后又曾用作书库。张永和将空间的过往——交通，与空间的未来——书店，重叠在一起，做出了4组8个装了自行车轮子的能旋转的书车。既是书架，也是活动的书墙，可任意转动，获得空间变化。除此之外，玻璃楼板在临街立面上突出，人于店外便能观察到店内的空间组织，促成了书店与城市更进一步的衔接。

1998年到2002年，张永和的建筑事务所“非常建筑”尝试建筑一百多次，其中大多数都未能进入真正的建筑阶段。当时，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中国建筑师爱谈符号，建筑物爱加装饰，而张永和最关心建筑的本体问题：材料与结构，建造与空间。尽管只有少数建筑，比如席殊书屋、山语间、晨兴数学中心等建成，但张永和对中国建筑的影响颇为深刻。

莱斯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将学校里的年轻教师分为两类：思想家式非传统的以及关心空间和材料的传统的，张永和被分在了后一类。但在卷入中国建筑大潮中后，张永和又被视为前者。一种观点认为这种差异的构成，在于张永和对梁思成一代和中国当代建筑过度重视建筑立面表达的民族性和个性化而忽视建筑对空间和材料的探讨持批评态度。

外界给张永和贴上了许多标签：“中国现代主义建筑之父”、“中国建筑界学长”等等，他以“荒唐”一词回应。但毋庸置疑，他是一名开启了中国建筑界先锋设计并能够与世界沟通的建筑师。

“放弃风格与主义”

张永和生于1956年，高中毕业后在建筑工地上干小工。他的父亲、中国第二代著名建筑师、天安门观礼台设计者张开济，怀着人必须有一技之长的念想，找了一位老朋友教他画画。这位老朋友是傅熹年，中国古建筑和古代书画专家，张永和却跟着傅老学了油画，学到了色彩与光影。

恢复高考那年，张永和报考中央美院油画系的梦想被表姐戳破：你这画技肯定考不上，过去十年在家憋着画画的人太多了。毕竟，那十年只有音乐和绘画，可以自学。

张开济告诉张永和，要么就学建筑吧，不用考绘画，也不用考数理化，避开他的两大短板。“我一听挺好，我就是这么决定学建筑的。”张永和说。

他在南工大（今东南大学）建筑系学了三年盖房子：窗台坡度得是什么区间，砖头怎么砌，砌好了抹多少灰等等。大学没毕业，他就在父亲的资助下去美国波尔州立大学从头读建筑本科——没能在国外学习建筑是张开济的遗憾。

波尔州立大学在印第安纳州的小镇上，周遭都是老玉米地。玉米地和南工大不一样，不聊盖房子，尽讲些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现代艺术，整整雕塑、绘画等等。从玉米地到加州伯克利，张永和学了许多虚头巴脑的东西，赶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高峰，在跨学科之间打转。毕业后在大学里教书，借着教师的身份，张永和四处听课，学了版画、烧陶，还上了法文和电影史的课。

这孕育了张永和对现代建筑的理解：“不管是古典主义还是现代主义，只要它是关于空间的，就可以在建筑里面使用。当你放弃风格与主义的时候，你的建筑也就走向了现代。”

在学校里的十年，张永和白天教书听课，晚上带着奇奇怪怪的想法到学生画图的教室，随便找张空桌子摊开了就画。没人知道他在干什么，也没人问他正在干什么。日子一天天过去，他没有任何人能交流，但他觉得这没什么不妥，能画图纸就很好。

这些图纸带来了不少奖项，他逐渐理解玉米地里那位喜欢躺着上课的教授罗德尼·普莱斯常对学生说的：你多画点多画点——通过画，把设计往深里挖。

“非常建筑”——一个在工商局柜台上现编的名字

作为教授的张永和，很有艺术家气派，设计都带着诗意。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他进行了大量玄想式或为竞赛而做的设计，这些图纸后来出现在了美术馆中。

文学、电影与绘画塑造了张永和。在这些设计手稿中，自由透视的《圣人书房》和《红色室内建筑》是对文艺复兴时期画作《书房中的圣哲罗姆》的回应 ；《日期变更线客栈》是一系列电影般的连续画面；他变形了日本电影《蒲公英》里的拉面店，赢得了一个家居设计竞赛。

这样的概念化设计做了八年，张永和心生要修建实实在在建筑的冲动：纸上已经没有发展空间，必须盖房子。

他加入过美国的建筑事务所，参与了北京第一个中外合资酒店的设计，那个项目令他沮丧：非常实际，图纸就是照抄加州的帕洛阿尔托假日酒店。

1996年，他回国过春节，有人找上门邀请盖房，他欣然应允。他与妻子鲁力佳共同创办了“非常建筑”——一个在工商局柜台上现编的名字。“我觉得中国当时的建筑过于强调造型、过于怪异了。我想，如果这些是‘正常建筑’，那么我们想建的可能就是‘非常建筑’了。”

这是中国第一家私人建筑事务所。

与父亲的建筑理念大相径庭

“非常建筑”发展之时，正是西方建筑师将中国作为冒险乐园和试验场的20世纪初。用冯原的比喻来说，那就是西方的肉食类恐龙逐渐占据建筑食物链的顶端——既抢走了重大项目，又制造出最大的传播效应和舆论影响。

西方建筑师为中国建筑带来成熟的建筑设计思考、标准化设计方法和建造技术，也为许多中国城市营造都市文化氛围，但巨型建筑的资源浪费以及与本土文化的不协调更为惹眼。

张永和将这些外部造型特殊、与周围城市不协调甚至对立的具有雕塑感的建筑称为“物体建筑”。20世纪初的北京是物体城市，而每一个中国城市都可能成为物体城市。

不过，物体建筑并非西方建筑师所引入的，1959年完工的“十大建筑”才是北京最早的物体建筑，其中一座是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由张开济设计。与所有的地标性建筑一样，“十大建筑”的外观看上去并非经典，却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

张开济的代表作正是物体建筑，比如天安门观礼台、历史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等。但张永和对父亲印象最深的设计，是新中国成立后为普通居民建造的民居。他认为他们共同生活的北京不是物体城市，而是“水平城市”。“从空中看，这座城市像是一个向天际展开的坡屋顶的海洋。打破这灰色瓦浪的只是院落中飘出的葱茏的绿色以及城中辉煌的金色。”张永和回忆道。

张永和与父亲的建筑理念大相径庭，他对着央视镜头直言自己和父亲也就是面貌相像。他欣赏的是张开济那些没有明确风格、只考虑空间和功能的“基本建筑”。

中国城市经历了六十年的发展，二十年的大跃进，城镇化率超过60%，逐年靠近国际公认的70%比例的城镇化高级阶段。张永和认为，中国许多城市“摊大饼”似的全面扩张，忽略了以人为尺度，大型城市综合体改变了城市尺度，孤立的大型建筑打破了城市肌理和街墙结构，封闭的高速通道和环路贯穿城区。他以底特律破败的工业园区为例，指出城市的无序蔓延可能削弱城市性、摧毁城市空间等。

二十年前，另一位国内重要的建筑师王澍与张永和有一次偶谈。当时张永和郑重地说，什么时候我们能把房子做得和那些自发营造的平常房屋一样，但又有些许不平常。这几句话令王澍印象深刻，深以为然：“在我看来，这种活动肯定是和生活分不开的，它甚至就是生活的同义词。‘建筑’这种重要活动在今天只发生在‘除了实际生活当中’，而实际生活总是平静无声的。”

2008年，张永和与作家钟阿城联合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展出的是平民居屋的各种照片和用于四川地震重建的木材材料。张永和故意用库哈斯的“generic”（库哈斯提出“GenericCity即普通城市”这一概念，认为城市变化的真正力量在于资本流动，而非职业设计）这个字来描述中国的平民住宅——平淡无奇，有时乱七八糟，但这正是一般人的生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