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毓生：“我所有的研究，都与我的个人关怀有关”

2022年11月22日，学者林毓生去世，享年88岁。林毓生1934年8月生于沈阳，14岁随家人迁至台湾。1958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两年后赴美留学，1970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求学期间，先后师从逻辑学家、哲学家殷海光和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哈耶克等大家。

1970年，林毓生开始执教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历史学系，主讲中国思想史。1994年当选为台湾“中研院”院士。1986年，他的著作《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在大陆出版，在学界产生很大影响。1990年代出版《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主张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些符号、观念和价值加以重组、改造或扬弃，成为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同时保持中国文化的认同。

走在最前列的人

“我在读全国最好的中学，受到最好的教育，以后是走在国家最前列的人，中国的未来要取决于我们。”这是林毓生青少年时期就有的想法。他出生于1934年，7岁随家人从东北搬到北平，先后在北师大附小和附中读书。优渥的家庭与教育环境，滋养了林毓生的精英意识和担当意识。他要读最好的书、最难的书，以后要做最重要的事。

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林毓生照例一早去上学，走过家门前大拐棒胡同，转入小拐棒胡同前，他看到一具尸体——一个人冻死在那里。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一个什么国家啊？这让林毓生觉得震撼，他想弄清楚为什么这个国家会有这么不公平的事情发生。

这转化为林毓生此后一生思考的母题。晚年他回忆：“我在中学时代，已经产生了强烈的爱国意识。因为喜欢阅读‘五四’人物的著作，已经了解了一些近现代中国悲惨的历史经过及其由来。对同胞遭受的苦难，感同身受；常思将来当尽一己之力，设法改革中国的种种缺陷，以便同胞们可在将来生活得合理、富足、有尊严。”

14岁时，林毓生和家人一同迁往台湾。及至大学，他选择了台湾大学历史系。台大是当时台湾地区最好的大学，报考历史系是为了解中国社会和政治的症结所在，以便对症下药。

1954年，进入台大后，林毓生却感受到了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当历史被当作学问来做时，看重的是考据、史料、故纸堆，这种“学究做派”不是他报考的目的，他要能关切现实的学问。幸运的是，他在那里遇到了自己人生第一个重要的导师——殷海光。

殷海光师从金岳霖，受罗素、哈耶克等人影响，他的著作以科学方法、个人主义、民主启蒙精神为基准，被称为台湾自由主义开山人物。先后从西南联大、清华大学毕业后，殷海光在1944年投身抗战，一度跑到印度学习军用汽车驾驶技术，后转业到出版社做编辑。1946年，他加入国民党阵营，曾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中央日报》任职。

傲骨嶙峋，这是很多师友眼中的殷海光。1948年11月，殷海光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赶快收拾人心》的社论，猛烈抨击豪门贵族和国民党的内外政策，受到蒋介石怒斥，险些丢职。随《中央日报》到台湾后，殷海光仍任该报主笔，代总主笔，同时兼任《民族报》总主笔。1949年5月，殷海光又在《中央日报》上发表社论《设防的基础在人心》，说跟随蒋介石抵台的军政人员是“政治垃圾”，又一次触怒蒋介石，受到国民党的围攻、批判，被迫离开《中央日报》，去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自此，殷海光脱离国民党阵营，转变为自由主义者。

殷海光教导学生们：“一个学者如不关心民族的前途，不关心人民疾苦，即使受过最好的教育，也不够格称知识分子。一个有血性的读书人，应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应有正义感，应敢说真话。”在这样的理念下，他带出了一大批近代中国史上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学者、作家等，不光林毓生，李敖、陈鼓应等都是他的弟子，柏杨等也受其影响。

在台大求学期间，恰逢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唐纳德·拉赫来此讲学，因为是英文授课，没有学生去，系里便要求英文不错的林毓生和另一个女生去听课。课程结束后，林毓生告诉教授，他想毕业后去芝大追随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当时哈耶克已出版《通往奴役之路》和《自由秩序原理》，是当代重要的政治哲学家。

在唐纳德的推荐下，26岁的林毓生赴美留学。他一边在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俱乐部餐厅当服务生，一边在陌生的环境里继续求学路。林毓生曾说，学者最重要的，是在学术生涯形成阶段，也就是读研究生那几年，培养广阔的视野和深刻的学术探索能力。对自身而言，这是他在芝加哥大学的社会思想委员会完成的。在这里，林毓生近距离感受到学术与学人的风采。

那时，哈耶克已经六十多岁，保持着绅士风度，他是极少数身为教授而不用秘书和助教的，自己打字，常常打错。他沉默寡言，很少主动指导学生，除非学生提出问题才回答。如果学生没准备好问题，师生就“相对无言”了。课上，学生讨论完了就完了，哈耶克很少最后总结并给出结论。

林毓生视之为古典自由主义者的典型风范，既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和价值标准，就应该绝对尊重，不指导和点评，就是不用自己的智识影响和干扰学生的成长。这是自由主义者的自制，林毓生、殷海光、哈耶克，师友之间无不如此。

学术应该是有生命关怀的

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政策是：学生在博士资格考试通过后，可以选择任何言之成理的题目撰写论文，而且并无限期要在何时完成。这种学术自由，却使林毓生深感犹豫。

“到底我应该做原来提出的、有关中国方面的论文，抑或做我现在深感兴趣的、有关西方的论文？”林毓生一度陷入两难。在与师友的通信中，他持续地关怀着中国的问题，可是自己已经好几年没怎么看中国方面的书了。如要继续研究西方的问题并撰写有关西方思想史方面的论文，势必要放弃多年来对于中国的关怀，顶多作一个业余的、抱持关怀心情的旁观者。

不知如何抉择之时，哈耶克的一席话“解救”了他。在林毓生的回忆中，哈耶克以稍带德语音调的英语郑重地说：“关于你究竟应该选择什么课题作你一生第一个系统性的专题研究，这件事你必须自己作决定。不过，我可以把我的经验提供给你作参考。自从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从位于意大利的奥匈帝国陆军的前线撤退，相当艰苦地返回维也纳我父母的家中，然后进入维也纳大学攻读以来，这四十多年中我的所有著述，都直接或间接与我的个人关怀（personal concerns）有关。”

“我所有的研究，都与我的个人关怀有关。”学术应该是有生命关怀的。林毓生下定决心，他最想做的事情，也是他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搞清为什么自由主义在中国会失败。从那时起，林毓生有了自己的学术方向。

这一点是理解林毓生的关键，总的来说，林毓生一辈子都在说的话，只有两个关键词：一、自由，二、中国。他盼望着中国越来越好，期待着中国的公共事务能越来越合理。

研究过程中，林毓生欣赏本杰明·史华慈的方法，称他为“二战后世界上杰出的思想史学家中，最敏锐和最深刻者之一”。在林毓生看来，史华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提供了一面双重镜像，现代西方照亮了现代中国，反之亦然，是跨文化思想史上的开创性著作。史华慈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对人类问题的分析，虽然具有博学、敏锐、复杂的特点，有时还非常聪明，却没有受到任何知识潮流的束缚，也没有任何摆弄姿态或自我展示。他始终站在生活和历史的中心，竭力探求人类现实的深度，尽可能地挖掘其意义。

这种意义也是林毓生追求的方向，而“五四运动”是林毓生的一个重要关注点。1969年，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举行“五四运动五十周年纪念讨论会”，就在这样一个使人易动感情的场合，林毓生提出“五四时代的反传统思想与中国自由主义发展之关系”来讨论，他自称“既不实际又不易谈得清楚”，很可能使人觉得自己是耽迷于怀乡式的个人梦想中，但还是为之辩护。

林毓生认为，现代中国的反传统思想，发端于第一代知识分子。可是，1916年袁世凯死亡以后，由于《新青年》等杂志的大力鼓吹，反传统思想变得更为昌盛。争取个人独立之自由，对五四自由分子而言，主要是指：从断丧个人自由的传统中国社会与文化中解脱出来。

这种自由与西方个人自由的观念不同：西方个人自由的观念导自个人价值在伦理上的基设，而五四时代，个人自由的观念却是随着反抗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对个人的压抑而增强的。五四时代早期，对个人的显著关怀是激烈反传统思想兴起的结果。

当时，抗议社会压抑个人的西方文学作品极受欢迎。易卜生的《娜拉》成了提倡妇女解放的重要媒介。可是当此浪潮消退之后，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似乎并不费心去读易卜生晚期所写的较深邃而更成熟的剧作，也很少有人研究西方天赋人权观念的起源与发展，或研读康德所阐述的更深刻的道德自主理论。

林毓生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方个人主义的思想和价值，主要是借它来支持并辩解反传统运动。个人主义的诸价值被当作“价值”后，马上又被变成反传统思想的依据，且认为这些价值是与民族主义并行不悖的。由思想史的观点来看，个人主义的诸价值之所以并未深植于五四知识分子的意识中，主要是因为他们在根本上将个人主义诸价值与民族主义和反传统思想纠缠在一起。

在林毓生看来，这种所谓的“自由”存在先天隐患，并在之后的现实社会中爆发。在1919年五四运动及以后几年，民族主义的情绪日渐澎湃（主要由于政治事件的影响所致），左派和右派的“意缔牢结”（ideology）日益普遍，其中融合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各式各样的民族主义笼罩于个人主义诸价值之上，个人主义诸价值不再被当作实现民族主义目标的有效工具。于是对中国传统的态度，必须与左派或右派的民族主义互相协调。因此，如果反传统思想还不被放弃的话，它必须根据左派或右派的民族主义作一调整。总之，反传统思想不复以自由主义为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的思想和价值就日渐消弭了。

两次演讲谈“学术自由”

2009年，林毓生应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人文与社会”系列跨学科讲座的邀请，发表了题为“学术自由与学术积累”的演讲。实际上，三年多前，他在北大也讲过一个类似的题目。那次主要是讲理论，实际含义反而没有机会讲，这次他希望可以弥补遗憾。

演讲中，林毓生提到自己常常思考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问题。言论自由是一个大的范畴，而学术自由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什么是学术自由、为什么要提倡学术自由，得到学术自由后有什么结果？这是他想完整阐释的内容。

北大早年由蔡元培先生提倡学术自由，但林毓生觉得这一点在理论上很粗松，“蔡先生讲的学术自由基本上是建立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础上的。他说各家学说，在没有被淘汰的情况下，应允许它们各自发展。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并不完全成立的为学术自由辩护的一个理论。”

林毓生眼中的学术自由，真正的理论基础在于：学术自由产生学术秩序，学术秩序产生学术成果，学术成果肯定学术自由。它是一个良性循环。学术自由从根本上基于一种道德原则。凡有成就的学者极少是整天琢磨抄袭和钻空子的缺乏学术道德之辈。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做坏人，因为他们被自己的学术冲动所驱使，整天忙得要死，就想着怎么追求学问。西方的教授假如被发现抄袭，早上发现，下午撤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