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爽：在小说中造一艘驶向月球的船

和记者去贵州小城调查溺亡案，与一对父女跟团到莫斯科旅游，在广州城中村附近寻找萧红的墓碑，在新加坡的植物园里遇见追寻父亲故事的儿子……在新小说集《月球》里，郭爽让角色们到各地漫游，而在现实中，这本书的写作伴随着她的迁徙、家人的离世和疫情的暴发。

2022年11月，郭爽凭借《月球》第二次入围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选名单。这是她出版的第三本书，也是她的第二本小说集。“《月球》的叙事空间是多维的、流动的，人物往往不在‘此处’，也不拘囿于一地，而是在不同的空间之间来回穿梭，时间亦随之压缩、扭转、变形。”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教授曹霞评价。

大学毕业后，郭爽做了十年的记者和编辑，曾供职于《新快报》和《南方都市报》。刚进入新闻行业时，她去的是突发新闻部，经常在清晨接到新闻爆料电话就往事发地赶。她消化着广州城里的各种社会新闻，把冲击力很强的画面转化成“读者可以接受的信息”。“去了案发现场，有时一无所获，有时拿到点东西回去写，最后被主任压缩成一条几百字的消息。”业余时，她用笔名“米亚”发表虚构的小故事，描摹那些她在跑新闻时和日常生活中观察到的广州小市民，这些故事集结成《亲爱的米亚——在广州遇到的七十九个故事》一书出版。

十年里，她用本名写新闻，用笔名写小说。“很怕别人在我面前看自己写的故事，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她说，笔名“米亚”代表了一个脆弱和害羞的自己。

2016年郭爽从报社辞职，成为一名专职的小说写作者。第二年她的作品《拱猪》获得台湾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她从“米亚”这一掩体中走出来，以本名郭爽面对读者。渐渐地，她有了更多的约稿，开始接受越来越多的媒体采访。在播客和视频里，郭爽声音温和、平稳，讲述自己如何从新闻工作者转向全职作家，如何在虚构故事中处理个人经验。

30岁之前，她一直朝着远离家乡的方向奔跑。从17岁离开贵州到厦门读书，之后在广州安家立业，郭爽觉得自己就像陀螺一样高速旋转着往前走。在经历媒体行业的剧变后，又被迫停下，去反思自己曾经陷入的集体话语，回望童年时代的山野、小城和家庭。她试图在虚构的世界里打捞这些碎片，弥合个体的痛苦和喜悦。

2022年10月，郭爽接受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的作者专访时，说自己的前两本书都比较多地在写想象的别人的故事，到了《月球》她开始不再绕开回答“我是谁”的问题。“‘我是谁’不是简单的身份证上我是‘郭爽’，而是一种认知的能力，你能够认识自己到什么程度。”

写完《月球》后，郭爽感到她局部地完成了自己。“我可以回到老家的房间，邀请年少的我去银河边了。我们握手，她会触摸到我手上为凿木造船而长出的茧。”在小说中，这艘船将驶向月球。

以下是郭爽的自述：

“虚构的能量能给故事带来什么”

2019年底，我爸生病住院，之后新冠疫情暴发，我开始写小说《挪威槭》。他被困在病房里陷入昏迷，而我也被困在家里。我就想和他再去旅游一次吧，就写下了一对父女的俄罗斯之旅。因为有疫情，我的活动范围非常有限，每天只能在医院病房和核磁共振室这两点间移动，被迫熟悉了医院的每一栋楼、每一台检查的机器，以及父亲的每一根手指。虽然被迫保持静止，但人不可能停止运动，思维的运动、情感的运动也是运动，你还是在带着这些东西往前走。这些事情虽然折磨人，但好像因为我在写作，所以也留下了一些东西。

《月球》这本书有三分之二是在疫情的影响下写出的。最先写出的是《月球》，接着是《消失的巨人》和《离萧红八百米》。

2020年夏天，那时我已经从广州搬到了上海。我在广州住了14年，根本没有想过有一天会搬离，也没想过之后会在上海待多久，一切都是这么临时。离开珠三角时，我突然意识到有些东西落幕了，可能是个体的，也可能是时代的。那个夏天我写了小说《换日线》，这篇是一个分界点，这个故事是以香港为背景写的。我当时觉得一切都摧枯拉朽又转瞬即逝，如果不赶紧写下来那种感情我自己都会忘掉。

我第一次去香港是2005年，去做采访，那时候还不会讲粤语。我在宾馆发传真时只能讲英语。香港和广州都是有热带丛林感的城市，但广州对我来说更平民，它有那种更传统的宗族的力量。那时两座城市都有很强的动能，互相影响又非常深，没什么界限的感觉。第二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选的时候（2019年）我和梁文道聊天，他知道我在广州是做报纸的，他对广州的媒体非常熟悉。我随口说我很爱看香港的一个杂志叫《饮食男女》，他说他也很喜欢，然后两人感慨说，这么好看的杂志怎么停刊了。那时广州的报摊上都卖香港的杂志，我确实每个星期都买。

对我来说香港是一种文化上的奇观，它异域的味道很重，但如果放在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圈里，对比曼谷、福冈这些城市，香港又是非常中国的。它把20世纪的很多东西积淀下来，从六七十年代之后以流行文化的载体成为一种我们习惯的存在，之后又像一场海市蜃楼。城市也是一个有生命体的存在，似乎它在经历某种疼痛，但又好像幻灯片一样，迅速拉过了在你生命中的那些闪光时刻。

《换日线》写两个女孩的自我成长，她们在社会里遭遇了种种好的和不好的事情，你把她们放在一种短暂辉煌又迅速泯灭的文化中去看，这和她们的青春一样，一去不回。我写的时候有一种痛切感。但这两个角色又长出了很顽强的生命力，无论如何都要走下去，把一切路过的、影响了她们的人生的风景又甩开了。这种感觉蛮好的。

今年我写了一个电影剧本，名字叫《草木人间》。如果顺利的话看明年能不能上映。导演顾晓刚之前是做纪录片出身的，所以他一直对虚构这件事有很多疑问。然后有一天我写了一场一个母亲和她的闺蜜之间的戏。他说我现在知道虚构是什么了，虚构就是让没有的人活过来。

虚构的能量到底能给故事带来什么？最核心的那个东西是人物真的开始有了生命，他们开始自说自话，有自己的动作、自己的情绪。你不知道他们会做出什么，会去到哪里。似乎什么都有可能发生，什么都有可能成立。我记得我写完第一篇小说的最后一个句子时又高兴又难过，觉得自己拥有了另一个世界。这种高兴和难过是我在其他事情上体会不到的。

上半年我在上海又经历了一轮疫情。那段时间因为剧本后期要做一些修改，我每天都要花一些时间跟剧组的人在线上讨论。其实这个也帮了我，让我没有被疫情牵引太多的注意力。为了让自己保持活力，我一边干这个活的时候一边也写了个小说，小说的标题是《游百病》。这是我们家那边的一个习俗。在五六月份很多植被已经长得郁郁葱葱了，虫害也开始出来了，所以到端午时会有很多草药交易会，会摆成很大的集市。人们也会在那天去健步走，一边走一边买草药，用草药熬水洗澡，或者有一些是拿来吃，祛病防灾。

小说写的是一对天生异禀的双胞胎兄妹，他们被别人说是“有病”。然后他们发明了一个游戏，就是躲到树上不下来，以此来抵抗这个世界。后来有一天哥哥发现妹妹开始有了另一种“病”，他觉得很孤独，知道即使他们俩一直相互陪伴，但人终究要一个人去面对这些。等兄妹俩再大一点后意识到自己可能不是真正“有病”的人，他们就想到了古老的仪式，决定去参加“游百病”。

当时写这个小说，可能是因为觉得人是不能一直待在屋子里的。确实上海在这次疫情之后有很多人生病，不单单是身体上的，还有精神和心理的。但人也得去找办法，找一些古老的智慧，不能让越来越机械的生活剥夺人的灵光。

纸媒剧变与欧洲难民危机，站在某个时代的尾声

在真正开始独立写作之前，我有十年的时间都在报业。我2005年从厦门大学毕业，然后通过校招进了《羊城晚报》，被分到《新快报》做记者。当时有一个培训环节叫轮岗，我去的第一个部门是突发新闻部，负责报道广州城里发生的很多意外事故。现在回想起来，从我开始轮岗到后来做记者的很长时间里，我最忘不掉的反而是一开始在突发新闻部的那些采访。

那时候经常早上五六点接到同事的电话，说哪里有一个案子。然后马上就跳起来，脸也不洗就往现场赶。运气好的时候警察还没有拉警戒线，目击者还没有被清场，你可以进到离现场非常近的地方，拿到非常多的“料”。如果遇上堵车之类的，你到的时候已经进不去了，也非常难知道发生了什么。

还有一种情况是受伤的人没有去世，但被送到了医院。嫌疑人已经被羁押，伤者的家属会有各种说辞，想利用记者，也想左右警方。这时你会见到人性的很多很复杂的方面。但那时候我又刚当记者，没有做好见到这些的心理准备。这可能就是广州给我的当头棒击。你刚到这个城市，还处在一个挣扎求存的阶段时就要去和这些事情打交道。然后还要拿出你的专业性来，把这些东西过滤为读者可以接受的信息。

我到现在还记得经常跟我跑现场的一个记者，他是从部队转业的。当时媒体很景气，各路英豪汇聚，你可以在报社遇见各种出身的人。我们有一次去杨箕，越秀区的一个城中村。那次的案子发生在傍晚。我们到的时候从广州大道进村的通道都被封了，人非常多，城中村本来就人员混杂，根本进不去。

我们从那里回来之后就说今天没“料”，突发新闻部的主任就让我们去他家。经常是这样，我们去了案发现场后有时一无所获，有时拿到点东西回去写，最后被主任压缩成一条几百字的消息。主任那时也还是个单身汉，就会叫上我们去他家吃饭，大家一起烧菜。他当时住在天河东路的一个老旧小区，从客厅的窗户望出去是一条很宽的主干道。我们几个记者就在他家做饭、吃饭。那天，那位当过兵的同事买了条鱼，他很耐心地洗那条鱼，然后煎，鱼很好吃。我到现在还记得那种氛围，就好像你忙活了一天，这个城市里发生了这么多你知道或不知道的攸关生死的事情，但这一天结束后不管你的活干得怎么样，你还是要回到你住的地方去烧一顿饭，去跟你最接近的几个人一起把饭吃下去。

所以你说在媒体的那种生活真的只是去采访一个人吗？至少对我来说不是的。那是一些具体的生命，以及公共空间、城市、国家这些所有大的小的搅和在一起。然后在20岁出头时你很想要知道自己以后会去到哪里。这些种种混杂在千禧年后的广州。

剧烈的变动发生在2013年，我身边开始有很多人离开，离开这个行业，也有的离开广州。似乎大家都觉得信号不能再明显了，你得赶紧走。你能感觉到整个公共的场域在急剧变化，你做的事情以后可能变得一文不值了，你以前做了十几年，你相信的东西没有了，该怎么办？

大概在2014年底，我有一个蛮好的机会，是去香港一个做社会创新的组织。录取我的是一位我很尊敬的女士，我们聊得很好。但她后来说你这次要考虑好了，可能你得再花一个10年的时间来做一个全新的领域，这个真的是你想做的吗？

她这样一问我就有点懵了，我之前没想过这么大的东西，就觉得是换一份工作。但这个工作是不是真的是我非做不可的事情？如果不是的话是什么？我从九龙坐直通车回广州的路上一直在想这个事情。第二天我就给前辈发邮件感谢她，也说如果有我最想做的事的话可能是写作。在说这个话之前我好像从来没跟谁说过我想写作，但一句话说了出来好像就明白了什么。我就开始找有什么办法能让我尝试写点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