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文：克服西方中心之偏见

居住在波士顿郊区一个安静社区的柯文已经“淡出江湖”许久，直到他的回忆录《走过两遍的路——我研究中国历史的旅程》在国内出版，这位当年因倡导“中国中心观”和“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著名学者再度进入公众视野。波士顿今年的夏天格外热，柯文家里只在厨房窗户上安装了一台老式空调，一启动就轰鸣作响。采访结束，老人衬衫的后背已湿了大半。

“我的生活非常简单，我可以照顾我自己；不过我已经88岁了，写不动什么新书了，只是在整理我的回忆录。我写过基督教、写过义和团、写过回忆录……很难说哪个更困难，或者说它们都困难……”柯文认真地说，“我也很难说我喜欢写这个（主题），不喜欢写那个。我一旦进入写作过程，就开始喜欢我正在写的东西。不过我总是尝试写不同的主题。比如说我后期写的越王勾践与‘国耻’的书，就与我以前写的非常不同。”

柯文的回忆录里引用了大量的原始资料，诸如他在二十出头时与导师费正清的通信，一来一回非常详细。令人好奇他是否很早便有一种自觉的意识，为了将来的书写而保存这些资料。“我什么都不扔。”柯文笑着回答。他说，他的好朋友总是劝他扔掉一部分东西，“清理！清理！！可我最终什么也没扔掉。有一天，我整理桌子时，发现了一个文件夹，上面标着‘1988年感恩节’。打开一看，是那一年感恩节家庭聚会的照片。我儿子当时27岁，现在他已经61岁了！而里面的女性还是我当年约会的对象……太有意思了！”

《走过两遍的路》这个标题别有含义。“历史是当时发生的事，过去的事，但历史也代表历史学家现在如何看待过去，如何理解、书写历史。这本回忆录我恰好在两个阶段——‘当时’和‘现在’——都是主角。”回顾自己走过的这两遍的路，柯文呈现给我们的，不只是学术发展的清晰脉络，更是一个时代思潮的广阔图景。

人：人物周刊 柯：柯文

父亲送给我最大的礼物是自由

人：您以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而闻名，您的早期成长经历是否与此相关？

柯：我的早期生活，无论是与“中国”还是“历史”，都无半点关联。

我出生于纽约长岛附近一个传统的犹太家庭里。我的祖父从事男装生意，到了父亲这一代，生意已颇具规模，是美国最成功的男装行业之一。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但我对继承家业没什么兴趣。上高中时，我的数学成绩非常好，老师说未来可以考虑做一名工程师。16岁的一天，父亲对我说：既然你对工程感兴趣，那你可能对服装的生产方面感兴趣。父亲要我和他一起搭飞机从纽约到工厂所在的费城去看一下。

我们花了一整天时间检查男士正装、休闲西装、西裤的生产机器，跟工人、经理聊天；然后我们到机场坐飞机回去。晚饭的时候，我告诉我父母，我不认为我适合做一个商人，我对赚大钱没兴趣，我想做别的事情。我能感觉到父亲的失望，但他还是很平静地接受了我的选择。他告诉我：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支持你的一切决定。

人：读您的回忆录时，您父亲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您的“选择自由”，是以他当年的“选择不自由”为代价的？

柯：是的。祖父的想法比较传统：男孩子高中毕业就得工作。他希望我父亲从事家族服装生意。我父亲曾在一战中服役。从海军退役后，他第一时间去祖父在纽约市的办公室报到。当时他还穿着海军制服，坐在样板间里，只是想过来看看。正在日夜加班的祖父走了进来，瞥了他一眼，然后向旁人讥讽说：“你看他坐在那里，像个国王一样。”然后告诉我父亲：你星期一早上来报到！

我父亲年轻时的梦想是上医学院，没办法，他只好白天工作，晚上去夜校。辛苦一天回到家还不敢提上学的事，因为祖父不愿意听。

人：他是没有勇气向您祖父提出真实的想法吗？

柯：那是父亲制定规则的一代。如果你不遵守规则，你就只能成为一个叛逆者……我父亲想成为一名外科医生，但我祖父绝对不会同意。如果家庭不支持，他怎么养活自己呢？

父亲最后还是进了服装行业，家族的事业也非常成功。幸运的是，当我的选择不合他的心意时，他非常包容、理解和支持。我读大学之后，他写信给我说：“一定要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能做到这点的人太少了……不要做别人眼中正确的事。”他特地在“你”和“别人”这两个词上标了重点符号。他鼓励我作自己的选择，真的非常令人感动。

人：我好奇的是，家族的生意后来如何？

柯：我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但没有一个孩子继承家族生意；不但如此，家族里也没有任何一个男性同代人从事生意。

我父亲后来卖掉了家族企业，他用另一种方式弥补当年读医学院未果的终生遗憾——资助了纽约的一些医院和医疗中心，也成为一家医院的创办人，终生保持着与医生朋友的联系。父亲还是一位颇有成就的业余画家，多次举办个人画展，用绘画收入成就了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基金会，以资助青年艺术家和艺术生。

父亲当年最大的遗憾是没有为自己做主的机会，所以他送给我最大的“礼物”就是自己年轻时没有的自由；让我塑造自己的人生，是父亲最心满意足的事。我第一本书出版后，父亲订购了50本寄给他的朋友们。后来当我在事业上更进一步时，有一次他去参加一所大学的项目，正好我的导师费正清也被邀请去演讲，我介绍他们认识。尽管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但他们互相尊重，相谈甚欢。

人：后来您与子女的相处模式是什么样的？

柯：我延续了父亲给的“自由的模式”。我的几个孩子，他们每个人都无拘无束，不受父母制约。我儿子是艺术家，家里书房摆放的那些木刻就是他的作品；一个女儿是职业摄影师，我后来出的越王勾践一书，封面照片就是她专程到浙江绍兴越王台拍的，这也是我们父女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

申请哈佛东亚文明入门课，人生从此改变

人：当年父亲给了你自由，你很快就找到了自己在学业上的真爱了吗？

柯：并非如此。我18岁时进入康奈尔大学工程系就读。第一学期的成绩也非常不错。寒假回家，我与在哈佛大学读书的高中朋友相聚，发现对方正在学习哲学、文学和历史课程，我想：“天呐，我错过了太多东西！我的学业只有物理学和化学、数学，太狭窄了！”假期结束，我回校后申请从工程学院转到艺术和科学学院，我发现自己一下子就被这些学科迷住了。

大学三年级时，我又成功申请转到芝加哥大学就读。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也是芝大校长哈钦斯（Robert M. Hutchins）倡导的教育改革受益者之一。在芝大学习的两年，是我生命中最令人兴奋的两年。我生平第一次喜欢上了读书，读小说，读这个读那个读所有的东西……我变成一个狂热的读书人；选修历史课程，学习文学、艺术和音乐……虽然对自己将来要从事何种职业并没有清晰的想法，但我知道，那一定是能给予我智识上的快乐的一件事。

人：后来您是如何进入到哈佛大学读书的？

柯：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般认为健康男性要服两年兵役，可我却一点儿都不想去。如果不想被征召入伍，唯一的办法是留在学校继续学习。我想到自己喜欢艺术，数学也很好，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去学建筑。有一天，我约了芝加哥一位年轻的建筑师共进午餐，向他征求意见。建筑师说：“如果你想在最初的10年只是设计楼梯间，那你就来学建筑吧！”我又想到我姐姐是纽约市的一名心理治疗师，而我也对这一行多少有些兴趣，但姐姐告诉我，要进入这一领域，必须经过四年的医学院学习。

坦率地说，当时我想放弃，去部队服两年兵役算了。我给在哈佛大学读书的两位好友写信，告知自己的决定。他俩立即发了一封电报，“不要去参军，春假来哈佛一趟！”于是，我利用春假去了一趟哈佛。其中一位好友推荐了他正在修的东亚文明入门课，两位主要老师是大名鼎鼎的费正清（John Fairbank）和后来出任驻日大使的赖肖尔（Edwin Reischauer）。我看了教学大纲的内容后，非常兴奋。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我找到赖肖尔，解释了自己的情况，然后问：如果我申请，我有机会被录取吗？赖肖尔答：“申请吧！”我的人生从此改变。

人：您又是怎么与历史结缘的？

柯：1955年秋季，我进入哈佛大学东亚系读研究生。一年前，我曾去巴黎学习法语，在欧洲呆了几个月。那是我第一次与异文化接触，无论是饮食还是时尚……一切都让我感到新鲜而兴奋，这个经历也牵引着我靠近一个自己几乎完全陌生的国家和文化。但其实那时候我对历史知道的并不多。与其说是历史吸引我，不如说是亚洲、尤其是中国吸引我——而当时我唯一能了解中国的渠道是赛珍珠的小说《大地》。

从进入哈佛大学，一直到1961年取得博士学位，我的主要导师是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与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但是最初进展并不顺利。这么多年过去，我还清清楚楚记得第一次参加费正清的研究生讨论课的窘境。我之前从来没有上过研究生的讨论课，也不知道该如何表现，轮到我给全班讲论文进展时，我讲啊讲啊，一直在讲。费先生当然不知道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研讨会，看我一直不停地说下去，有点不耐烦，就站起来去拉教室里的百叶窗帘，故意把声音弄得特别响，意思是提醒我时间到了，赶紧结束吧！课后，一位同学还特地打电话给我，为费先生不礼貌的行为表示难为情，也表示同情我的遭遇。后来，我的讨论课论文入选《中国研究论文集》。自此以后，我和费先生的关系也逐渐改善。所以，我与历史不是一见钟情，而是日久生情。

人：费正清与史华慈都是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大佬，他们各自有什么风格和特点？

柯：费正清比较直接，喜欢直入主题，史华慈迂回一些。我记得有时费正清对史华慈有点不耐烦。他说：“好吧，这个面，那个面……你总是有看事情的不同侧面。”史先生会花很长时间得出一个结论。费正清有时候会用一种间接的方式调侃甚至批评他。他们的风格完全不同。

在学术生涯早期，我受费正清影响更大，但当我后来开始从事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时，史华慈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比费正清要大得多。他教我如何看待知识分子问题，他对这一领域非常感兴趣——这是他当年研究严复的原因。但费正清对知识分子的历史从来都不感兴趣，无论是某个具体的知识分子还是他们和他们在中国革命中扮演的智力角色。

平时，史华慈办公室的门总是开着的。有任何问题想找史华慈聊，只要敲门就可以进去，你可以花一个小时和他聊天；与之相反，费正清的门外总是排着长龙，总有很多不同的人要见他。终于排到你进去了，你只有五分钟时间：提出问题，他帮助分析解决，然后，“再见！下一位！”

我做了老师之后，仍然与费先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每次发表了文章，我都会寄给他。文章发表之前，他会仔细阅读，提出意见，无论是批评还是建议，他会在一周内给我回信，非常迅速；但如果把文章寄给史华慈，可能六个月后才收到他的回信。不是因为他不关心，只是他性格不一样。他有很多话要说，但他宁愿把意见保留给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