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它触达，有人用它实现数字化”

平凡的细节

苏敏踩着铃声出现，将我们带进了会议室，娴熟地回答起问题。她是武汉市第十一中学的教导主任，也是刚毕业的高三年级组组长。在过去的17年，她参加了数次赛课，获得包括全国优质课比赛一等奖在内的多项荣誉，常代表学校接受媒体采访。

2020年是苏敏——以及全国许多教师——教学方式遭遇巨变的一年。在她2020年生日这天，也就是腊月二十七日，武汉市教委下发紧急停课通知。而就在前一天，钟南山宣布：“新冠”存在人传人现象。“骤然停课”，老师的教案、学生的课本都在学校，也不准回来拿。

高三年级的老师们开始在班级群里发一些学习资料和任务，一开始支应的学生不多，到了除夕当晚，学生从停课的兴奋劲中回过神来，开始紧迫起来。老师们同样着急，在周围的人疯狂抢购口罩、物资时，他们忙着“抢”各种网上课本、资料、卷子。“我说你们怎么都不抢口罩啊？他们好像根本没想这个事儿。”苏敏回忆。

“什么时候能复课？”“什么时候能结束一轮复习？”从大年三十开始，苏敏的微信未读条目一直是99+状态。到了大年初四，她不得不把手机清了一次，因为死机了。

疫情没有缓解的迹象，复课遥遥无期，学校开始谋划利用网络平台上课。大年初三轮到苏敏值班，她花了一整天研究哪个平台更适合上课。便捷与效率是她认为当时最重要的需求。

“高中上课，理科老师有一支笔、一张纸，有资料和摄像头，对着本子写就行，能传达思维过程给学生。文科老师有PPT，同步讲，学生就能获得信息。”她和老师们筛选了一番，排除了需要切换界面实现讲解和需要调整窗口分发题目的软件，最后剩下了钉钉。使用的时候，只需要固定机器，打开软件，对准摄像头就能开始上课。“我们想将现实课堂带到网上，钉钉群直播功能简单易行，能用最少的精力实现我们的目标。”当晚，各班班主任在这个平台上搭建了以班级为单位的学生群，以作授课使用。

大年初三晚，各科老师将考试试卷发在家长的钉钉群里。初四早上7点40分开考，下午6点20分结束。大年初五评讲试卷。学生做题，家长监考，老师备课。一次没有先例的师生、家校联动高三冲刺就这样开始了。

十一中成了武汉市最早开始网上授课的学校。

老师们对网络授课有过担忧：高三复习真刀真枪，用一天少一天，怎么才能减少展示、让学生有效果？考试是高三学生的重要环节，怎么通过网络完成考试？考试之后的分析是高三教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怎么利用数字化工具实现更好的试卷分析？学生平日聚集在班上，学习氛围能够帮助不认真的学生进入学习状态，在电脑面前无法面对面，这些学生怎么办？

疫情与高三冲撞的合力消解了大部分常态化担忧。家长们松了一口气，高三学生们乐于有课能上，甚至以高于平日的热情投入到高考复习中。全年级试卷讲评时，高三13个班、近700名学生收看了直播。次日，苏敏组织了“高三冲刺动员大会”，主题是“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家长们加入观看行列，40分钟的直播获得了10万个点赞。

当学生心态不再成为最大问题时，苏敏和高三老师们发现，他们需要做的只是进一步细化直播授课的方式方法，为高三学生更好地冲刺助力。苏敏每天都会搜集老师们的意见，也会在上课时参考学生们的想法，改进网络上课的方式。在一次次师生、家校联动中，网络课的进程与效率远高于从前。疫情期间看似无心插柳之举，竟推动了悬而未决的十一中教育数字化进程。

实行网络授课后，学生们问重复问题的次数明显减少了。每一堂课都能回看，他们能随时根据需要选择课程复习。老师们利用钉钉平台和智学网结合，实现了学生网上考试和数据分析。一开始，年级组定了八天为一周期，六天上课，一天考试，一天休息。每天六门课，按语文、数学、综合（物理化学生物）和英语的顺序上课，每门课两个小时。

学生反映没有时间做作业，苏敏把课程安排调整成老师讲40至50分钟，学生在剩下的时间里做题和提问。之后，又减少物理、语文课的时间，挪出两个小时给学生自习。等一轮复习差不多结束了，开始加强理综考试的频率，到了5月，再增加自习给学生查缺补漏。

苏敏根据高三学习进度，四个月调整了四次课表。“网上学习不是一个瞬间，如果持续一年，我要调整一年，永远会随着学生和老师的发展来调整教学安排。”

5月5日，武汉高中复课。至今，武汉市第十一中学仍在教学中使用钉钉。校长陶勇欣喜于数字化工具在教学场景中的应用，他已经为此努力了四年。

2017年，湖北创建“湖北省省级数字化校园示范校”，武汉市第十一中学是名单里唯一一所高中。陶勇因此吸收了大量数字化知识，完成了学校食堂信息化、课程信息化的试验。2019年，他去了一次阿里巴巴，接触了钉钉教育平台，决定将之应用在学校教学场景与管理中，并于2019年9月基本完成这一应用的学校架构。他原本还在思考下一步计划，没想到疫情突然来临，倒逼学校提前改进。

在陶勇看来，线上教学的长处就在于打破了空间时间的限制，同时更好地满足了学生个性化的需求。“这次的武汉疫情虽然把人隔绝了，但确实给我们的教育教学打开了一扇新的门，尤其是更加体现了信息化背景下，学生主动搜集学习资源、寻找优质教育资源，或者和老师一对一沟通交流的能力，补充了原来线下教育受时间空间限制的短板。”他说。

苏敏考虑得更微观：直播上课和平时相比，是另一种了解学生的方式。网络上课都是在处理一些很平凡的事情，但一个一个细节累积起来，让教学变得很有效。“务实”是她提到最多的词汇，也是她认为数字化带来的最大利好。

入行17年，苏敏和许多一线教师一样，从未停止学习。他们上课的方式从黑板板书变成电子屏幕。这些变化转移了空间，缩短了时间，让她不断适应、思考、实践，也勾勒着教育行业新的方向。

便民、善政、兴业

刘锋从武汉大学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毕业的前一年，家乡利川终于通了高速公路，他因此得以告别坐十三四个小时长途客车返校的痛苦。2009年，他回到家乡，在利川一中教数学。这一年，利川获得“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称号。

那时的利川信息闭塞，外来人少，周围多是三四米高的老房子，房价两千出头。但这并不妨碍利川人为自己的家乡骄傲。“利川”市名的一种解读为“有利之川”，它隶属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恩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县级市。巫山、武陵山山脉在此交会，清江、郁江从这里发源。山地、丘陵、峡谷、盆地错落其间。与附近多座“火炉”城市不同，就算是7月，这里平均温度也只在25度左右徘徊。

刘锋教书一年后，宜万铁路全线贯通，利川人又多了条通往外界的便捷道路。但即便如此，不少利川人仍呈现出桃花源般的生活状态。留守多老幼，时至今日，智能手机仍未到达每一个人手中。

所以，当“利川市智慧城市建设服务中心”2019年挂牌成立时，当地居民并不清楚这些词语的意义与指向。但当他们发现2020年利川市政府为该中心拨款预算为1516万元时，它所承载的意义迅速具象化——这笔钱能够在利川最火的苏马荡买上22套面积100平米的房子。可指望22套房子给一座城市带来全面数字化，似乎有些勉强——至少刘锋是这么认为的。离开教师岗位后，他成为一名公务员。现在是利川市智慧城市建设服务中心的总工程师。

“（建设智慧城市）是长期的过程，投入高，产出低。更要看地方财政对项目资金的力度，可能发达城市一年投一两个亿没有问题，但是对利川而言，一年投一两千万就是很大的钱。按现在的投入规模，估计五年内会有一个初步的模型出来。”刘锋说。

2020年8月28日，利川市的智慧城市建设迈出了关键一步。利川市人民政府与钉钉（中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框架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基于钉钉App，打造“数字”、“智慧”县域城市样板。

“和钉钉的全面合作，首先涉及到便民。有合理诉求，市民可以通过钉钉直接反映上来。“其次是善政。”刘锋说。

“使用钉钉后，确实方便了。”利川市凉雾乡莲台村脱贫攻坚驻村“尖刀班”班长聂荣成说。五年前，他被派去驻村，每次开调度会都要在路上花一两个小时。冬天天气不好，道路常结冰，他走得很艰难。山路陡峭，他有次开车经过，石头在车后不到1米的地方落下来。利川市政府开始使用钉钉后，会议多在这个平台进行，为他省了路上的时间，也让他的生命安全多了一重保障。

以前利川市召开大型会议，人多的时候四五百人，签到表得摆满好几张桌子，还需要十多名工作人员守着。现在统一在会场门口放置二维码使用钉钉扫描签到，节省了不少人力物力。

“当然还有兴业，老百姓可以及时地把相关产品的信息、需求发布在钉钉上，也是宣传和推广。”刘锋介绍。

刘锋深知，目前智慧城市的建设还处在初级阶段。中心成立的一年多，他一直在琢磨怎么实现利川市的信息化、数字化、智慧化。为此，他还捡起放下多年的数学，考了统计师。“大数据跟统计联系最紧密。我考统计师是想往大数据方面有更深层次的研究。数字要产生一定的效益，要用数字为我们的企业、行政服务，产生经济价值，提供一些决策手段。钉钉能收集整个市面的基本信息，提供决策支撑。”

在学校教了一届学生后，刘锋转行了。他看着自己村里的路，想着或许当了公务员，有了门路能够将那条土路“硬化”。十年过去，他尝试过，但失败了。路最终硬化了，却与他没有关系。现在，他窝在利川市政府大楼一间小办公室里的暖炉桌旁，为这座城市筹谋另一条大路。

政府门口的水池竖着几座假山，上面挂着晶莹的冰柱，尖端正因温度上升迅速化成水滴，激起一波波涟漪。在这个不太能感知到时间的城市，它与身后的办公室一同提醒着一切往前走。

八万人在线

出了浙江湖州长兴高铁站，就能看到天能电池集团的广告牌。天能员工张雪是长兴煤山人，天能集团创始人张天任的故事从她读小学起就广为流传：1988年，张天任借款5000元，承包了濒临倒闭的村办煤山第一蓄电池厂;第一年，这家小厂的销售额从原来的不足20万元，攀升到80多万元，第二年超过了200万元;经过32年的发展，天能集团已经成为了长兴县的大企业。当地人如果进天能工作，会被认为是一件体面的事。“街上拉六个人，就有一个人在天能工作。” 张雪称。

2014年，这家长兴龙头企业陷入创业以来的经营低谷。26年的持续生产显出疲态，市场份额持续缩减，组织活力每况愈下。天能集团数字化创新中心总经理宋锐回忆，面对困境，张天任开了一个动员大会，提出数字化改革，希望通过数字化提供经营战略和发展思路。

宋锐就是在这一年来到天能集团的。“来了（天能）我发现，这个企业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沉淀了一些问题，但是老板有变革的思想。”宋锐说，他到天能参加的第一场会，来了四十多个区域销售经理，有三十多人都在抱怨天能的系统不好用，剩下的几人说，我想说的前面的人已经说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