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口罩机后，他们被困在了2020年

2020年12月16日上午，河南平顶山郏县圣光产业园8号楼3层，周世国和同伴们正从车间往外搬东西。周世国45岁，直到2020年年初，他的职业还是厨师，此后他一心扑在口罩机上。

和他搭手的是几个年龄相仿的中年男人，另有两个年轻些的，一个自称是地产公司员工，业余时间做些小生意，另一个是个头不高、面庞稚嫩的搏击教练。他们曾是陌生人，因为2020年初先后在圣光口罩厂投资口罩机而结识。

他们曾是8号楼3层的一车间和二车间的常客，如今只能以“还有些个人工具和材料未搬走”为由进入。这家出入口装有人脸识别设备的工厂，早已不欢迎他们。

车间停工许久，沉寂多时，靠出口的房间，原本摆满了口罩机，现在大多已被清空。再往里走，还能看到几十台口罩机，一排排未装耳带的口罩半成品静静地躺在履带上。要把东西抬到走廊，需穿过一间更衣室，走道狭窄曲折，两侧是米黄色的方格储物柜，几乎每格柜门上都写有黑字人名，大多是曾在这里安置口罩机的机主。

更衣室停用已久，昏暗无光，只有密密麻麻写满名字的方格，记录着车间曾经的喧闹。

“每天有一百多辆车往厂里运口罩机，把省道都给堵了”

这些陌生人的人生曲线最初交会于2020年4月。

在漫长的抗疫时间轴上，2020年4月是个重要的时间节点。4月8日零点，武汉全面解封，76天的封城生活画上句号。在联防联控机制下，国内新增发病人数持续下降，抗疫重点转为防控境外输入。而彼时，周世国同样站在一个重要的人生节点。

周世国是河南安阳滑县上官镇武安寨村人。2020年初，他在郑州一家餐饮公司做厨师，月薪四五千元。新冠疫情暴发后，他早早返回农村老家，之后经历了封村封路。到了4月，很多行业陆续复工复产，可本地餐饮业依然未有复工迹象。

困在家中三个多月，坐吃山空，周世国越待越烦躁。他所在的上官镇距离长垣市仅有三十多公里，长垣在疫情前就是国内三大卫材基地之一。疫情暴发后，口罩产销在当地成为一桩“全民生意”，疯狂的市场、暴富的神话撩拨着一些焦躁的心。

周世国从滑县做塑料制品生意的朋友那儿偶然得知了一个“诱人”的商机——投资口罩机。据朋友介绍，河南豆瓣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注：以下简称“豆瓣医疗”，成立于2020年3月9日，经营范围包括生产、销售：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正在公开招租口罩机，开出的合同待遇丰厚：投资三十多万元买台平面口罩机（也称打片机），再雇一名技术员，顺利投产后，每天能拿到9500元的设备使用费，而生产所需的厂房、原材料和产线工人都由承租方解决，合同持续一年。

周世国算了笔账，按照招租条件，一个多月就能回本。之前长垣也有过类似的机器招租，但对方只提供场地并协助销售，原材料需要机主自行解决。比较起来，豆瓣医疗的合同优势明显。

除了高额利润，豆瓣医疗承租时使用的身份也是周世国甘冒风险的原因。据合同显示，甲方豆瓣医疗是圣光医用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合作伙伴（以下简称“圣光”），有权放置口罩机（平面口罩机/立体口罩机）在圣光进行加工生产。

据圣光集团官网介绍，圣光的前身是濒临倒闭的平顶山圣光医用制品厂，2000年由董事长周运杰承包。2012年前后是圣光的高光时刻，“圣光”品牌一度被原国家工商管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然而从2014年开始走下坡路。根据《河南商报》2019年底专访，周运杰及其高管把圣光由盛转衰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企业盲目扩张、短贷长投、战略错位。

2017年9月、2018年3月，圣光集团主要板块圣光物流和圣光医用先后进入破产重整程序。2019年5月，平顶山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圣光集团所属23家关联公司进入合并重整程序，接受所有债权申报总额超过103亿元，并指定郏县政府成立的清算组及中介机构为管理人。

周世国并不了解圣光的过去，“圣光在我们这片名气很大，再一听说是政府在管理，更觉得没问题。”根据公开报道，2020年1月底，即有工业和信息化部驻企特派员帮助圣光解决供应渠道等生产难题;2020年3月，平顶山三大国企平煤神马、平高电气、平煤机还宣布，共同援助圣光口罩生产线的安装、调试和生产工作。

“高收益、有保障”，投资者趋之若鹜。周世国回忆道，“我们去跟豆瓣签合同时，他们说机器差不多都招够了，最后好说歹说才同意和我们签。”据他所知，当时和豆瓣医疗签约的机主超过百人，许多来自河南农村。“一台打片机的价格大概在32万元，我只能拿出12万，剩下的钱是从父亲、弟弟和朋友那里借的，”周世国介绍，这种凑钱买机器的情况在农村机主中十分常见，“一台机器背后就是好几个家庭。”

4月中旬，周世国通过朋友成功从东莞“抢购”到一台打片机，随后，他跟机器同日抵达郏县。“当时声势很大，那么宽的省道，每天来往郏县的车辆能把路都堵上。”省道上如此，县城更是热闹。周世国回忆，2020年4月，从各地运来机器的外协厂商、口罩机主几乎把县城所有宾馆全部住满。

因为厂区短期运抵的机器太多，直到次日，周世国的机器才被起重机吊进8号楼3层2号车间。和他的机器码放在一起的，还有其他24台打片机。根据之前和豆瓣的口头约定，机器调试完三天后就可开工。

周世国满怀激动，期盼着机器能快速运转起来，尽快兑现合同中的丰厚利润。“既给自己挣钱，又给国家防疫做贡献，谁不想做这事。”

“我们看中的是资质，有没有生产能力并不关心”

和周世国一样，2020 年4月，任志强也在圣光工厂安置了口罩机。不同之处在于，任志强是代表丽水市贝茜防护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水贝茜”）和圣光直接签订的口罩生产合作合同。丽水贝茜与豆瓣医疗一样，同是圣光的外协生产厂商（下称“外协厂商”）。

任志强此前从事国际贸易。疫情暴发后，海外客户对防疫物资的需求暴增，他和合伙人在2020年4月9日创建丽水贝茜，并顺利拿到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向国内厂家或代理商采购防疫物资，出售给海外客户，赚取差价。疫情期间，这是桩不错的生意。

任志强在向安徽永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永易”）采购口罩的过程中了解到圣光。疫情前，永易的母公司在深圳，主要从事物联网以及智慧城市业务。2020年3月，永易经另一家厂商介绍，接触到圣光，后者当时正在广泛招募外协厂商。

据永易负责人李善会向本刊出示的一份《口罩生产线项目合作协议》，永易和圣光的合作方式如下：甲方（圣光）提供厂房、员工、水电、原辅材料、流动资金、灭菌设备等，乙方（永易）提供口罩生产专用设备;合作项目产出的口罩双方平分，属于乙方的半数产量，乙方需以成本价采购，其中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0.76元/只、医用外科口罩价格为0.86元/只，执行价格随甲方成本变动而变动。

3月中旬，任志强曾随李善会去圣光工厂考察。“当时我们最关心的就是圣光的资质（编注：第二类医疗器械设备生产许可证）。至于它有没有生产能力，有没有设备，我们并不关心。就算没有，我们也可以去找一些设备方合作或者购买设备”，任志强说。离开郏县后，他在永易下了订单。不久，他再度返回郏县，与圣光签订了 “平分产能”的合作协议。

从协调和对接资源的中间商转为合作生产商，扎根越深，风险越大，最直接的诱惑仍然是利润。任志强测算，如果单纯下单，利润“也还可观”，如果跟圣光合作生产，按照合同，利润会“非常好”。任志强称，当时贝茜有大量潜在订单，“市场价在2.5元/只时，我们会签一个2元/只的长期合同，比如10个月，期间所有口罩客户会按2元/只付费。长期订单可以规避市场价格波动，保证利润稳定。”

因为合同签订的时间比永易晚了近半个月，丽水贝茜和圣光约定的采购成本价稍有上升（医用外科口罩为0.9元/只），但对比外接订单价，依然有较大的利润空间，这也让任志强默认了圣光删掉合同中部分“违约条款”的举动。

2020年4月，口罩机售价高昂，部分知名品牌一拖一口罩机的价格可达每台70万元左右。任志强估算，永易在口罩生产设备上的累计投入超过一千万元。和永易一样，任志强购买口罩机的资金部分来自客户预先支付的口罩货款。

“3到5月，这种设备进厂、产能分配的合作方式在国内非常流行，不只是郏县，山东、广州、浙江都有。”任志强介绍，在圣光，像丽水贝茜、豆瓣医疗这样的外协厂商曾有百余家。这种合作建立在各取所需的基础上，“很多有订单的企业不具备生产资质，而有生产资质的大多是像圣光这样注册较早的老厂。那时候国内产能释放得很快，厂家都在争取国外订单，会看重合作企业的外贸能力，比如我们手上一些高价的、长期的订单。”

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圣光创始人周运杰将疫情前处于破产重整状态下的圣光形容为“一个病人”，“无论从声誉还是信誉上都受到创伤，经营面临一定困难。”他介绍，疫情之前，圣光仅有5台口罩生产设备，虽然疫情后购入58条平面口罩生产线，但自有产能远远无法满足国际市场需求。考虑到国内市场逐渐饱和后，可能会有大量“小乱差”设备商因不具备出口资质或缺乏海外订单而产能闲置，圣光管理层做出了利用自身优势整合市场资源的决定，希望通过设备合作快速扩充产能。

疫情之下，围绕手握口罩生产资质的圣光，一个看似多赢的利益链条迅速串联起来：对于破产重整中的圣光，以品牌和资质为杠杆，撬动闲散社会资本，迅速组织大量生产设备进场，并引入有外贸能力的公司，如若资源整合得当，就能转危为机;对于永易和丽水贝茜这样的公司，背靠圣光，有机会将自身优势资源转化为市场收益;对于周世国这样的个人投资者，可以借助豆瓣医疗这样的平台，将机器安置在圣光生产，不仅能一洗复工无望的苦闷，还有可能赚取超额利润……

然而，现实并未沿着外协厂商和机主们设想的道路行进，硬币的另一面很快翻转过来。

外协厂商无法释放产能

据李善会介绍，2020年4月下旬，永易的机器一直在调试，但产能释放卡在了包括熔喷布等核心原材料的供应上。

那段时期，熔喷布普遍供应紧张，市场分为政府管控市场和非管控市场。前者货源来自大型央企，价格较低，但多采取定向供应，无法满足所有市场需求。而非管控市场的熔喷布价格则一路高涨，同时频现生产无序、以劣充好等乱象。

“一开始是没有原材料，后来能提供了，质量又常不合格，也会导致生产能力下降。”李善会回忆。

周世国的处境更糟。他的打片机自运进车间后，一直没能开工。打片机产出的是半成品，只有口罩片没有耳带，需要另配点焊机才能产出成品。点焊机由豆瓣医疗出资添置，最初豆瓣给机主配备的是单点点焊机，一台打片机需要配备多台单点点焊机。“打片机出片快，但点焊机点得慢，当时除了打片机，其余位置堆满了点焊机，又占人又占地，也不好管理。”于是，单点点焊机逐渐优化为双点点焊机。

周世国记得，点焊机往往几天才能到位几台，运达后还需要安装和调试，“打片机早就调试好了，一直无法开工就是因为点焊机。” 到5月中旬，一车间率先调试好机器，开始生产，而周世国机器所在的二车间仍在等待设备调试。彼时，熔喷布的供应依然紧张。据一车间的多名机主回忆，当时厂里仓库每天会分配一到两次熔喷布。“说是分配，其实工人都是趴在熔喷布上抢。你不抢，机器就干不了活。强势一点的，就能多抢来那么几十公斤。”一名机主对本刊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