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冬梅与妈妈的“七天”

1992年

妈妈因难产去世时，“小咸”12岁。课上到一半，她被老师叫出来，得知五妹出生了，但妈妈夜里没了。幺舅带她和三妹星星回奶奶家，二妹小微在家等她们。那是电影《妈妈和七天的时间》里的1992年，也是导演李冬梅和她的二妹李丽的1992年。

2018年，写《妈妈和七天的时间》的剧本前，李冬梅反复想起26年前幺舅到学校里找她和三妹的情景。他们坐在幺舅的小货车后车厢，车开上山路，颠簸地路过荒野和田埂，赶回村里。那个夏夜，伴随着五妹出生，12岁的李冬梅失去了自己的妈妈。

李冬梅家住在巫山附近的一个村庄。全村几乎只有他们家没有儿子。好早以前，爸爸对她们说，李家三代单传，到爸爸那断了，“（他）会觉得好像是祖宗的罪人……”李冬梅描述。爷爷给家庭施加压力，爸爸也想要个儿子，“他出去有面子。”在李冬梅的成长期，等待弟弟出生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妈妈有次和人产生摩擦，对方骂妈妈“半边户”。没有儿子在那里是可以被羞辱的把柄。每次妈妈怀孕，对男孩的切盼无时无刻不在老人面上流露。

当年村里有钱有门路的人家在女人怀孕后会找医院查孩子性别。李冬梅家没有找过，就这样有了二妹、三妹、四妹。

那个年代那个地方，女人都在家生产， 临产时就把接生婆叫去。妈妈第五次临产时，四妹才1岁，还在亲戚家养着。妈妈去世时二妹李丽8岁，她也知道家里一直在求男孩。“农村里耳濡目染的，就听到说谁家有男孩有女孩了，大环境都是这样子的。”李丽回忆。

“但他们对我们几姐妹其实是很爱的，没有对我们姐妹不好什么的……没有，从来没有。 我爷爷、我爸爸都对我们一样很喜欢，也从来没有觉得我们是女孩子就怎么怎么样。”李丽说。李家五姐妹都得以读书。

壮劳力在外务工、老人小孩留守，在当地很常见。在李家，爸爸常年外出，游荡或打工，妈妈是家里的主要劳力，哪怕肚子大了，也做农活、忙家务。“我妈妈是一个很贤惠的女性，也不会去反抗。但她会觉得很忧伤。她是一个在镇上长大的女孩子，嫁到一个走两三个小时山路才到的村子，嫁的人在大家看来是不务正业的，所以她要承担比当时很多女性更多的家庭重任。甚至我觉得父亲在家庭中的缺失，在精神上带给我母亲的困扰比物质上还要大;但是物质也会，因为小孩要上学，要买衣服，要吃饭。”李冬梅说。电影里，妈妈是沉默的，梳着简单的齐耳短发，眉目慈善，扶着大肚子，时常做家务，偶尔坐着愣神。

电影《妈妈和七天的时间》（以下简称《妈妈》）拍摄了巫山村庄一位母亲生产、去世前后七天的家庭日常，它是李冬梅导演的半自传电影。

背影

我第一次见到李冬梅是2020年11月在深圳的一个导演工作坊，她给有志于拍电影的年轻人分享自己做导演的一些实践经验，主要是走过的一些弯路。

还没写剧本时，一个朋友说， 只要她写，就可以帮忙找钱。结果合同没签，开拍前她没拿到一分钱。四妹把自己的保单拿去抵押，换来15万给李冬梅做启动资金。她遭遇了所有没钱的新导演需要克服的困境。

但比起近乡情怯，资金问题算不得什么。“要一遍一遍地去进入你可能不是特别愿意进入的情境里，这是比较难的。”

在《妈妈》的成片里，第一场戏是小咸的背影，镜头随着她从奶奶家屋里出来，扎马尾的瘦削小女孩沿着小路往远处树林而去，夏日炎炎。那是李冬梅读小学时常走的路。2019年夏天为电影勘景时，李冬梅走在十来个工作人员前面，踏上那条废弃的乡间小路——那是她从6岁走到12岁、去学校必经的路。她觉察到一股“扑面而来的、撞击我的感应。它是穿透性的，完全进入到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她试图描述那种感受，但承认自己无法精确地复刻那一瞬，“好像你童年的碎片、点滴一直被遗留在那。 你进入这个空间，它被唤醒;我的身体也对遗弃的东西产生了记忆。被遗忘的和我留存记忆的身体之间，发生了很奇妙的‘再次遇见’。”

在小路上，39岁的李冬梅“遇到”了12岁的小咸，泪水直流。

2018年末，李冬梅在一次晨跑时想，要把妈妈去世前后家里的故事写出来。那段日子她反复回想，记忆打捞过滤后，她以七个昼夜为框架，写下小咸一家一周的生活：妈妈待产。小咸和小微上学，小咸带星星玩。爸爸打工。爷爷奶奶外婆做农活。大家沉默着吃每顿饭。妈妈生产，死去。葬礼举行。爸爸回来。

剧本定稿是第二年晚春了。那期间，“还可以有一层薄薄的距离，让你觉得是在写别人的故事。”但当回到老家，她与记忆的距离被拉到最近，成为她拍《妈妈》最艰难的功课。

李冬梅的姑妈姑父还住在老家。姑父了解她的故事，带她在家乡找到了适合演爷爷奶奶一辈的人。在巫山附近的学校，她找到了她的“小咸”和“小微”。一些远房亲戚充当片中的群演，也是演远房亲戚之类的角色。妈妈葬礼上主持仪式的道士被她找到——这么多年，他一直在镇上做道士。在《妈妈》里，他重演了一次妈妈入殓前的繁琐仪式。

片中，第一天，小咸吃过午饭后回到阁楼上的卧室，默默看书，蚊帐半掩着她。剧组找来的床被一户人家用了二三十年，接近她的童年记忆。“那场戏我想要营造的是一种宁静，那是我记忆里很幸福的时光。那样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

2019年，在重庆，《妈妈》粗剪完成后，李冬梅找了个咖啡馆之类的场地，请朋友、以前的老师和四个妹妹来参加小型放映会。“最了解这个故事的人应该是我，”二妹李丽说。看到电影第一场戏小咸的背影时，李丽的眼泪夺眶而出。“对我来讲它不是一部电影，我姐姐用这种方式让我重走了一遍我的童年。”

“姐姐当时毕竟12岁了，很多情感开始萌芽，我想（妈妈去世）对她的情感打击是最大的。”妈妈去世后，李丽悲伤而懵懂。她对妈妈的离开感觉不真切，家里嗡嗡地挤满亲戚邻居，为他们惋惜，事情似乎比她感受到的严重。她感觉大姐不开心，而她不太明白，比她小的妹妹更不明白。“但我长大了返回来看，小咸的背影朝田埂上一步一步走的时候，大姐的情绪我顷刻都懂了。妈妈走了，她太难受、太孤独了。”

李丽从片头哭到片尾。末了，李冬梅邀请亲友们发言，讲对电影的意见。

第一批观众对《妈妈》的评价不太好。“他们看不惯吃饭吃这么久，睡觉睡这么久，一天也不说话，镜头跟他们看的电影完全不一样。”李冬梅说。她记得最后二妹说，可能她们普通观众不能欣赏电影，会有别人喜欢。更小的妹妹们则说“没法看了”。李冬梅很沮丧。

“我们可能真的离电影太远了，很多时候不懂得去欣赏，也没有在情感上给她太多支持。” 李丽说。“但我觉得姐姐拍这部电影，就是为了自己最内心的感受，觉得能连接到谁就是谁，没有为了这部电影让更多人接受而去拍。”

在片场，李冬梅和剧组也发生过不少审美上的争执。摄影师、录音师和团队其他人怀疑她的美学理念。他们说，按她这个拍法——长镜头、大全景、很少的对话，可能片子都剪不出来。“可能我走了一条错的路，”李冬梅没有那么笃定，“但我除了选这条路之外，没有办法去选其他路。如果我要听自己的声音，这条路必须得走，就算撞到墙上也没办法。 ”

夜路

第五天。

白天，同村一个女人生产，孩子生下来没了气儿;晚间，接生婆赶到小咸奶奶家，妈妈生下五妹，但胎盘留在子宫里了。四个邻居的男人匆忙将妈妈抬上滑竿，往镇上赶。爷爷和外婆打着手电筒，步频很快地跟在后面。但外婆个矮，和滑竿距离越拉越远。

生第五胎前，妈妈本来是住在外婆家的。外婆家在镇上，离医院更近。奶奶家到镇上医院至少十几公里——李冬梅在镇上读初中时，每周六下午回奶奶家，得走将近两个半小时，周日再走两个半小时去学校。在《妈妈》里，舅妈和幺舅打电话，不同意妈妈在外婆家生产，理由是嫁出去的女儿如果在娘家生孩子“对娘家不好”。于是，外婆陪着妈妈一起去了山里的奶奶家。

夜色中，滑竿路过乡间的小路，路过积水的浅河，路过盘山的公路，到达医院。不知过了多久，滑竿从病房抬了出来，妈妈身上白布遮脸，男人们默默蹲在地上。又过了很久，外婆才赶到那条积水的浅河，接着走上盘山的公路，又过了很久，才走到镇医院。

“我知道她是很诚实地在讲这个东西。她讲话的节奏和电影里一样。”张小石是李冬梅在墨尔本大学维多利亚艺术学院低一级的学弟。五六年前他听李冬梅讲过这段故事：黑魆魆的山里，人们一直走、一直走。2019年电影开拍前，他从澳洲来剧组帮忙。

拍这场戏时，张小石在路边负责清场。晚上6点多，张小石跑到附近的玉米地拦人，请村民过会儿再出来。他很紧张。这时，起风了，远远地，滑竿“咯吱咯吱，由远及近地走过来。四个人抬着滑竿，滑竿上看不到人，只能看到妈妈的一双脚在外头，穿布鞋”，张小石看到李冬梅的泪水快从眼眶出来。现场所有人安静下来，看着四个人抬滑竿走上公路， 走出镜头。一条过。

电影一共拍了31天。拍戏期间的某个晚上，他们偶遇了镇上的葬礼。巫山靠近荆楚之地，崇尚巫鬼，葬礼仪式繁荣，要放鞭炮、搭舞台唱戏、送灯，和上世纪90年代几无差别，也有道士念符咒，主持仪式。

电影的第七天是妈妈的葬礼。创作团队在现场讨论，是否有必要完整、写实地展现葬礼过程。张小石是学人类学出身，理解这一仪式的重要性。但其他剧组成员有拍过广告的、有拍过剧情片的，质疑“长长的这样一整个流程弄下来，有意思吗”。

电影拍到尾声，李丽来探班，她觉得电影就该这样拍。人们就该这样从村里出来，走过田埂，走上盘山公路，在山和雾里走到镇上。村里人的葬礼就是那样的，“每一帧画面我都太熟悉，我觉得这个画面一定是这个样子的。”

电影里的第七天，爸爸终于回来，一家人围着木桌坐一个圈，吃饭。这是全片人最齐的一次。除了妈妈，都来了。

李丽记得爸爸曾伤心地来到妈妈坟头，她和大姐三妹也从家走到坟头，抱着爸爸哭。李冬梅在电影里也安排了类似的场景，在妈妈墓前，三姐妹相拥而泣。小咸哭着对爸爸说，“爸爸，我会像儿子一样照顾你。”

现实中李冬梅说完这话，爸爸也走了，外出打工七八年，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支撑着家。姐妹们长大，李冬梅没机会孝顺爸爸，对爸爸亦有难消的怨气。后来她成年、工作，爸爸变老，她“就是像一个普通的女儿一样去孝顺他，顺其自然”。

埋孩子的地方

“我会像儿子一样孝敬你”这句话，李丽也记得。她思索片刻说道，这句话甚至可能是妈妈还在世时大姐说的，“当着他们的面，（她）说，‘你们不用再生了，我们一定会孝顺你们的，一定不会比男孩差。’我觉得她说的是对的，也觉得她这句话（对我）是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