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死三毛

1981年10月，高雄市文化中心容纳1300人的至德堂温度飙升，开到最大功率的冷气并未能消解在场红男绿女脸上的汗滴，更不能降低他们散发的热情。堂内放着《橄榄树》，齐豫安抚人心的嗓子难得失了效。这首歌的作词者三毛风尘仆仆而来，准备进行回到台湾后的第一场正式演讲。

紧闭的门外也挤满了人。演讲开始了，三毛柔软的声音被焦躁切割到支离。外面的人一遍遍齐喊：“我们要三毛。”为了安抚他们，工作人员在室外装上了扬声器。三毛说：“三毛不值得你们这么爱，回去吧，做更重要的事情去。”得到的回复是更响亮的“我们要三毛！”

父亲陈嗣庆本因女儿的顺利登台而欣喜，可不间断的演讲邀约透支着三毛的体力与精力。到第74场，陈嗣庆对女儿吼道：“你要不要命？！”

到第75场，三毛也受不了了。“又一场汗透全身、精疲力尽的两个小时又15分钟。是平均一天睡眠四小时之后的另一份工作，是因为极度劳累而常常哭着抗拒的人生角色，但愿不要做一个笔名下的牺牲者。”

在行业没有细分的年代，三毛的形象极其丰富。她身兼作家、偶像、明星、教师、编剧、女性导师等多重身份，甚至这也不能框出三毛的全部。总之，她成为社会的顶流。读者的信成箱送来，探访者一批又一批，讲座一场接一场。她的言语经由话筒、电台、书籍、报刊、电视发酵，成了一代人的行动指南。她的声名颇具能量：手臂残疾的退休老兵作家张拓芜本默默无闻，三毛读了他的《代马输卒手记》后，写了一篇书评，说“好看极了”，就让这本滞销的书成了畅销书。他得以写出两本续篇，衣食无忧。读者给三毛的信五花八门：父母之为子忧，少年愁滋味，女性如何自处，人要怎么过自己的一生，对社会热点问题的看法……总之，一切人生的困惑仿佛她都能有答案。人们需要导师，只是被顶在这个位置的人难免孤木难支。

三毛不止一次表达过苦楚：“怕出门被人指指点点，怕眼睛被人潮堵住，怕报社转来的大批信件，更怕听三毛这个陌生的名字，这些事总让我莫名其妙地觉得悲凉。每一次，当我从一场讲座、一次座谈会、一段录音访问、一个饭局里走出来，脸上虽然微微地笑着，寂寞却是彻骨，挥之无力，一任自己在里面恍惚浮沉，直到再不能了……”她说：“我喜欢三毛，喜欢她的真。喜欢，很喜欢。尤其笔下的三毛，觉得她很可贵。如果不喜欢她，我相信我就不会写她了。可是并不喜欢三毛带来的一些劳累，也不喜欢被访问、座谈会时的三毛，但，她还是可爱。”

1974年10月6日，台湾《联合报》副刊刊载了署名为三毛的作品《中国饭店》。这是陈平第一次用三毛的笔名。在接下来的17年，这个名字所涵盖的意义迅速膨胀，远超陈平和她的英文名Echo。

最初，这个名字来源于漫画家张乐平的作品《三毛流浪记》——那是三毛看的第一本书。越来越多的读者不满足于这个答案，一次次问及她笔名的由来。于是“三毛”有了更多的外延：我的作品只值三毛钱;我最为潦倒的时候，身边只有三毛钱，以三毛为笔名是象征着流浪的艰辛;大毛、二毛、三毛这样的名字很常见，属于平常人，我也是一个小人物;“三毛”暗藏着易经里的乾卦和坤卦;过去用“陈平”发表过一些文章，但是我最怕别人，尤其是我的朋友们看我的文字，所以在沙漠里开始写文章时，我就想要一个稀奇的笔名，让我的朋友们看到我的文章后不知道是我写的，我就取了“三毛”这个笔名……

如果名字是一种隐喻，那么“三毛”显然不是一个好选择。漫画原型总在流浪，身处忧患，饱经动荡。落到陈平笔下，三毛的故事也常笑中带泪，一时难分悲喜。爱侣难白头，红颜早辞世，都是世间恨事，三毛占全。

幸好书中什么都有。阅读构筑了三毛的精神世界。她早在儿童时期就从《红楼梦》里贾政见宝玉随一僧一道而去顿悟了“境界”，并决定将文学的美作为终其一生追求的目标。往后她埋首纸堆，长在文字里，中外著作信手拈来。父亲陈嗣庆记得，三毛从西班牙回家，不到一年半，书架上堆了两千多本书。

由此看来，三毛得名于张乐平，启蒙自红楼梦，修身在书籍中。文字里，三毛幸福地沉湎于爱情，绝望地失神于孤苦，一面热情洋溢，一面内心苍凉。她的肉身在48年里经历了五次出走，精神在放逐与归来间徘徊。她向一拨人给出了人生答案：一个人如何做自己;同时不忘追问：做了自己该如何继续找自己？

“自我”“自由”“独立”“漂泊”都是三毛的标签。她人生一路，硕果累累。出了24本书，游历59个国家，在音乐、电影、舞台剧、翻译、教育上皆有收获。她忙于缔造绝美爱情、探索苍茫异域、亲历戏剧人生。她的快乐与痛苦皆来源于此。她爱情不顺，所爱之人皆不得善终——尽管如此，短暂的欢愉也为她供给了一生的养料与声名。她无心插柳，远走他乡本是自我放逐，却为一代人推开世界的门，她踏足的59个国家，在那个年代也成了中国看世界的新一眼。她的文字不至绝伦，但延伸了人们对沙漠、大海、山野、深林的想象——远离国土千里之外，还有更加浩渺的地域，日复一日上演着蛮荒故事。她笔下少有都市的精巧，却有波西米亚气质和小布尔乔亚情调，这远超少女心性，在原始的异乡颇具反差与张力，她影影绰绰建立的眷侣生活更添了几缕如真如幻的仙气。她的小花招总能让生活在平淡的日子里开出花来，这些花不仅开在苦涩的撒哈拉，更开在她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三毛的情感带着前仆后继的孤勇与壮烈，化成文字有孤注一掷的决绝。她的文字总有“我”，又有讲故事的天分。充沛的情感与丰富的情节交合后，三毛的形象越发跃然纸上——极致地、热烈地、勇敢地、壮烈地，她不断从五味杂陈的世界中分离出乐趣，字里行间日夜欣欣向荣。她的撒哈拉、她的拉美、她的爱情、她的人生共同构成了三毛。她的传记数十本，但当故事以第三人称讲出，固有体系形神割裂，山盟海誓如隔岸观火，烈火烹油也隔靴搔痒，落笔成文只剩矫情——只有在三毛的文字里，三毛的一切才变得合理。

她说：“作为一个人的可贵，就是我们往往不能忘记情和爱。”早在少女时代，陈嗣庆便对她说过：妹妹，人生至乐，无非情天孽海，人生至苦，亦无非情天孽海。她头也不回扎进其中，如单刀赴会般勇猛，以离世为终结。这是三毛最后最大的浪漫，足够世人隐约耳语30年。

三毛很早就引入波西米亚风和中分印第安长发，与之匹配的是缭绕一生的神秘感。她选择去西班牙，是因为在听到西班牙古典吉他唱片时，生出了前缘似的向往。去撒哈拉是因为看到杂志上的撒哈拉照片，觉得那里有前世的缘分。在厄瓜多尔与世隔绝的印第安村落中，她回顾了前世，领略了今生。在种种叙述中，她人活在今生，形飘在前世，万水千山总在回头。只在生命最后一段旅程里，她匍匐在敦煌的弥勒佛像前痛哭，终于有了与未来的交集，却在不久后迎来与人世的告别。

或许因此，三毛的文字有时让人感到夸张。但她多次强调：“我的文章将就是我的生活，我写的其实只是一个女人的自传。”文字里的三毛果敢善良，真挚热烈，惹人喜爱，合作过《滚滚红尘》的导演严浩称她是“所有人的小太阳”。但她在一次对谈中承认：“当我写到一些鬼哭神嚎或并不能令人愉快的场面时，我还是会省略掉或用剪接的方式把它略过不提。”复旦大学教授陆士清曾在1992年参与编写一本三毛的传记，在后记中，他们写道：“三毛的单篇作品是晴朗明白的，但这些‘清’和‘明’叠加在一起，确是一片混沌。”

三毛形象多面、标签复杂、意义丰满，她在浪漫与现实间留下诸多真空，为世人进行解读提供了大量空间。在接受台湾媒体人陈怡真采访时，三毛说，期望时时保持自己，做一个永远宠不坏的三毛。至于别人如何看三毛，她喜欢大家“雾里看花”。文学的美丽在于它的再创造。“三毛，也不给她实体。每一个人可因自己的个性而想象三毛的样子，然后，可以有千千万万个不同的三毛。”

如她所愿，三毛在世48年，离世30年，热爱者与研究者前仆后继。她的文字、她的文体、她的真实、她的夸张、她的标签、她的爱情、她的死亡……每一个都有读者的津津乐道和学者的连篇累牍：她受到读者的狂热追捧，为了维持“三毛”的传奇，不得不蜡烛两头烧;她的浪漫经由客观阐释失了色，她的传说因分析落了地。陈平创造三毛，读者丰满三毛，学者拆解三毛，时代延续三毛。种种故事指向一条线索：陈平不堪重负，试图杀死三毛。她成功了，1991年1月4日，三毛被发现死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的病房中。但她也失败了，因为30年过去，三毛并未因陈平的消失而退出历史舞台，反而因死亡更加神秘。30年后，三毛还能高高在上又低入尘埃，在归来与放逐中徘徊。世人张扬又瑟缩，世界开放却封闭，她得以自如穿梭其间，延续天上地下的烟涛微茫，奏响生命的回声。

“哲学并没有使我找到生命的答案”

1989年，三毛回乡省祖，一路沿苏州、杭州、宁波、定海，终于到了小沙乡陈家祖父出生的老宅。400年前，她的祖先从河南到了浙江，乘船至定海，落居小沙乡的陈家村。祖父陈宗绪白手起家，半生渔樵耕读，下南洋，干革命，开公司，办教育。二子陈汉清、陈嗣庆一生都是执业律师。三毛翻过家中收藏的《陈氏永春堂宗谱》，归省之愿直到47岁才得以实现，付上全部心力祭祖，“那是这次回大陆的一件最重要的事。”

此时三毛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太好。因为低血压，她在走进陈家祠堂前已昏迷七次。三跪九叩完，她第八次晕倒。醒转去上坟，她几乎被人架着上山。在祖父坟前，三毛高声痛哭，行了祭礼。临行前，她从祖父坟头抓起一把土，到父亲提过的井里打了一口水。

回台北后，她把土和水慎重地捧给父亲。陈嗣庆反应淡然，等了数秒，三毛带着哭腔说：“这可是我今生唯一可以对你陈家的报答了。别的都谈不上。”

1990年6月5日，陈嗣庆发现三毛房门敞开，被褥叠得整整齐齐，桌上放着三大张纸的长信，人已不见踪影。陈嗣庆回想三毛从大陆归家后的举动，断定这是自1986年她主动回家与父母同住后最后一次离家出走，不会再回来。几天后，他手书一封长信，投入了三毛所住公寓前的信箱——这是陈嗣庆与三毛深度交流的方式。数年前三毛回到台湾，全家除陈嗣庆外都去机场迎接，他只送去一封英文信。三毛认为，只有英文能让父亲坦然说出“亲爱的女儿”和“爱你的父亲”这样直白的词语。

陈嗣庆深感三毛从大陆回来变得陌生，好似“三魂七魄都没带回来”，猜测三毛此次离家有一定的原因是他见到泥和土时态度未如她期待一般“当场号啕痛哭”，也未曾在三毛一次次打断他看报、解释祭祖照片时反应热切。这期间，姐弟没有一起来看这些照片，父母无力撑起精神与她夜谈。“你突然寂静了，将你那数百张照片拿去自己公寓不够，你又偷走了我那把故乡的土和水。”他知道三毛一生爱读《红楼梦》，近日频繁提及“好了歌”，说自己只差忘了父母就可以做神仙了。“这一步，是你生命中又一次大改变，并非环境逼迫，也非你无情，而是你再度蜕变，却影响到了一些家人。我猜测，这些事，你都曾三思——用了三年的时间去思考，才做出来的。那么，我们也只有尊重你。”

在三毛与父母同住的三年间，亲子关系难见亲密。荷西曾对陈嗣庆说，“你女儿是最优秀的家庭主妇”，但她在父母家中不抱持家的热情，不扫地、不煮饭、不熨衣服，不过问柴米油盐，在家务上从不触碰母亲的“权力”，也不进父亲的书房，从冰箱拿一个水果都会先问一声再吃。她不看电视，认为选节目的主权在父母。有时她去父母卧室看报纸，陈嗣庆常发现她私底下另买一份同样的独享。打越洋电话时，她请长途台代拨，问明通话费将款项留在饭桌上。白天，三毛很少坐在客厅，等父母睡下，又一人在黑暗的客厅里静坐。从表面看，她的生活归于平淡，陈嗣庆形容她“自重、自爱、自恃、自守”，不失“亲切、愉快、温暖”。她情绪稳定，在荷西忌日那一天也能照常吃喝，不提醒家人一句。与三毛在家的前20年相比，这样的日子看起来岁月静好，陈嗣庆自己都说：“我以为，这以后总是风平浪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