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武汉人心中

人们用“遭遇战”来形容武汉的抗疫。一年多前，没有人知道武汉会成为人类遭遇新冠病毒大规模侵袭的第一战场。2020年冬春之交的武汉成了历史上的一个坐标系。

描绘历史很难全然按照它本来的样子，这意味着一种记忆的捕捉。新闻报道、自媒体、统计数字、文件、影像等等帮助我们回到历史现场，仍只能传递不完整的信息。只有危机时刻骨铭心的感受和记忆，才有可能将这些瞬息闪烁的历史断片一一组合，唤回其中不断消逝的深层意义。

作为记录者，仅仅一年时间很难让我们去概括宏观的改变。但我们身处变化之中。这其中，个体感受千差万别：庆幸的，幸福的，释然的，平静的，想要回报社会的，还有每日以泪洗面的。

2020年的武汉，在每个亲历者心中刻下或深或浅的印记。这是历史的意义不断失落又被重寻的过程。历史就在我们心中。

康复

钱珞珈买了一台单车机，每天骑一会。他感觉像看着自己的右腿从没有知觉到慢慢能走路，身上慢慢长回40斤肉。

去年1月，钱珞珈感染了新冠病毒。他在雷神山医院的重症病房住了四十多天，插管、做气管切开，上CRRT（连续肾脏替代疗法）和ECMO（体外膜肺氧合），把他从死神手里拽了回来。

“你知道鹰会重生么？老鹰在40岁的时候，会把自己的喙敲掉，拔掉自己的指甲和羽毛，等待长出新的喙和指甲、羽毛。然后老鹰就能再活30年，活到70岁。”这是人编造的传说，但是钱珞珈很喜欢。他在清醒后读到这个故事，觉得自己就是一只老鹰，即将迎来重生。

既然死过一次，那就看淡生死吧。他是因为送父亲去医院而感染上新冠的，“这就是命运，是惩罚我这么多年不在父母身边。”出院后，钱珞珈一直在家中休养，不急于重新工作。

他恢复得还不错。肺部的纤维化吸收了大部分，四肢也慢慢有了力气。他还与治疗自己的上海医生保持着联系，“生病的感觉忘记了，但这些医生不能忘。”

另一位重症康复患者裴阿姨则清晰地记得自己呼吸急促的感受。出院后，她心有余悸，到哪儿都戴着口罩。裴阿姨家中有三人感染新冠。她以为自己不出门就和这个病毒没关系，不料因为年夜饭，被自己的舅舅传染了。

她今年61岁，退休金每月两千多元。她还在一个私营厂打工，每个月工资四千，只要全月无休，就能多拿150元的全勤奖。这些钱她要用来照顾自己中风的丈夫和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父亲。

“去年有半年没工作，又生病了，你觉得很艰难么？”我问。裴阿姨想了想说，“如果那十几万的医疗费是自己出的，那真是这一辈子最艰难的时候了。”最初她不知道治疗费是全免的。她最惦记的是刚发病那会儿，儿子自费给她买了三万多元的药，包括抗生素和丙球蛋白等。她总想着儿子也不富裕，自己能不能把三万多元还上。

过了几天，我去拜访易凡医生。他曾是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从中心医院转院到肺科医院，再转院到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分管的病区，光ECMO就上了两轮。

他仍在复健中，很关心其他患者的现状。我先把裴阿姨惦记三万块的事情告诉他，又把采访对象的症状说给易凡听。比如裴阿姨，她觉得自己恢复得不错，但仍乏力和失眠。原来能做半天家务，现在给30平米的小屋子拖个地就出一身汗。

乏力、失眠、气促是采访中最常被提及的症状，它们也出现在国家卫健委的《新冠肺炎出院患者主要功能障碍康复治疗方案》中，方案给出了康复建议。

易凡是外科医生，左手尚未恢复到可以执刀。他想做些事情去帮助新冠肺炎患者康复。他对我说，他认为康复还是需要一些系统训练的，比如在网上搜索“呼吸操”，“中日友好医院的那套，别看就那几个动作，真的还挺有用。”

有几位康复的患者婉拒了采访，哪怕化名，他们也不愿提及自己曾经感染新冠肺炎。有一位在疫情后被公司辞退，至今待业;有一位虽然复工，却被同事避开，自己触碰过的桌椅总会第一时间被喷上消毒液。我和一位滴滴司机聊起这些歧视，他沉默了一会儿说，“这也怪不得别人歧视，万一复阳了怎么办？”

今年1月21日，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说，从全球疫情来看，复阳主要有三种可能：检测失误、再次感染和病毒再次活跃。若属病毒重新活跃，暂未发现造成传播的案例。这意味着一个康复并经过了隔离期的患者不具备传染性。当我把这些科学解释告诉滴滴司机后，他叹了口气说，“我们就是怕了。”

不要遗忘

沈佳艺的手机里保存着许多2020年冬天的截图和照片：1月14日，官方宣布出现在武汉的新冠病毒能有限度人传人;1月17日的一张微博求助，求助者的父亲感染病毒性肺炎转院至金银潭医院，但仍没什么有效的治疗方法;1月19日，沈佳艺带母亲去武汉第六医院看病，拍了一张排长队的照片发朋友圈说，“有点后悔来了，不是肺炎这也要传成肺炎”……

1月30日，沈佳艺的母亲住进隔离酒店。她发烧咳嗽，吃盒饭喝中药。朋友劝沈佳艺申请拍个CT、转到定点医院，她说：“现在医院都没地方，非常时期，不好意思占用社会资源。”

2021年1月，沈佳艺和朋友聊起去年此时，最活跃的话题是母亲在隔离点里喝的中药是什么成分。她以前不信中药，但母亲好像真是喝中药喝好了，“觉得不可思议，很魔幻。”她说。沈佳艺想起一年前接受采访，她说到母亲在隔离中等待入院安排，说到担心自己已经感染于是对爷爷说不要一起过年，电话打着打着就哭了。“现在想起来，这都不算事了。”

很多武汉人都在封城期间流过眼泪，不是为自己，是为那些满屏的求助信息。在采访一些没有感染过新冠、也没有听闻身边人感染的武汉人时，他们都会对某几个求助信息印象深刻：敲锣救母的女孩，为了给孙女和自己求床位而开微博的77岁爷爷，感染后等床位的一家四口等等。

“经常哭，就是因为看到网上那些新闻觉得好可怜，心很痛。”武汉人喵喵说。我想起去年2月采访最早从长沙湘雅医院援汉的ICU高年资护士，他们不似武汉本地医生那样会直接收到求助。但每天打开手机看到的都是求助信息，让他们在休息时间难过得落泪。

武汉疫情留下了过往传染病没有的叙述方式，比如这些印在互联网上的求助信息，也影响了许多人记忆的侧重。疫情之前，饶星宇不知道武汉市和湖北省的主政官员，疫情后，饶星宇知道了新的省市领导。他在封城期间从未出过家门，至今对去电影院和餐厅还有些担忧。留在家中时，饶星宇在网上读到了社会学家周雪光的疫情观察随笔，觉得有意思，又去读了周雪光的讲义合集《组织社会学十讲》。他还翻了几本陀思妥耶夫斯基，觉得《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情节最为精彩，全部读完。在伊柳沙墓前，阿廖沙·卡拉马佐夫告诉孩子们如何不变成坏人，他说：“我们首先将是善良的，这一点最要紧，然后是正直的，然后——我们将彼此永不相忘。”

亲人

1月24日是父亲的祭日，2月4日是母亲的祭日。武汉姑娘璇子的父母皆因新冠肺炎去世于2020年。

去年生日那天，她在父母墓前放上了一块“凯司令”生日蛋糕。那是她新尝到的上海老字号西点，“这么好吃的东西，也要给爸爸妈妈尝一尝。”

有段时间，无论和朋友们聊什么，璇子总会说到父母，说父亲喜欢听戏、偷偷藏私房钱，说父母每年去恩施做公益，说着说着就哭起来。

这一年来，璇子对自己情绪的“控制”越来越好。她仍常提到父母，但眼泪少了许多。伤痛隐含在言语间，她却能摁住自己不落泪。因为落泪会让周围的人一起伤心，这并非她所愿。

今年1月24日，璇子去给父亲扫墓，邻居Sherry同去。因为封城期间的社区团购，她们成了好朋友。Sherry语速快，声调爽朗，她一边烧纸，一边说：“叔叔阿姨今天初次见面啊，我们这就是认识了啊。我们和璇子是好朋友，一辈子的好朋友，你们放心啊。”

父母去世后，璇子得到很多人的关心。很少有人提及伤心事，只是拉着她一起吃喝玩耍。

璇子给父母相邻的墓主也烧了一些纸。“来看父母来得太频繁了，会叨扰到左邻右舍。”相邻的墓碑上也刻着2020年冬春之交的日期。

和璇子相似，小苏的父母因新冠肺炎去世于去年1月底和2月初。我们在去年2月有几次联系，后来她删掉了所有朋友圈，将微信头像换成一个灰白的人像剪影。这一年，小苏在工作中一切如常。但除了上班，她极少出门，不化妆不购物不聚会，有些怕和人聊天。“聊什么呢？大家总要对你表示一下关心吧，但心意到了就好，不需要当面来表达。”

“我的感觉和武汉其他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的私人记忆大于公共记忆。”小苏说。我能清晰回忆起去年通话的内容，她说母亲留给她最后的样子是走进医院的背影，最后的声音是一条5秒的语音，大意是，我收到你的消息了。她去父亲的病房外偷偷看着他，却不敢让他知道自己来了医院。她问我武汉封城了，会不会就是壮士断腕被放弃了。我说不会的不会的，全国有很多医护都去了武汉。然后自己也忍不住哭起来。电话两头的人，那时都不知道转折点会在何时到来。后来小苏也住院了，得到了甘肃和广东医疗队很好的照顾。

璇子说，无法与父母告别是她最大的遗憾。母亲留给她最后的字条是把阳台上的水果和大白菜收好。

入院前，小苏的父亲高烧且呼吸困难，在家等待了很久。他把家里保险箱的密码又交代了一次，然后把微信钱包里所有的钱转给了小苏。

小苏经常梦到父母望着自己，不说话也不走动。她不会哭，因为这是她的美梦，她希望夜夜都有这样的时刻。

英雄

刘莉莉是烈士遗属。武汉抗疫结束后，她替丈夫接受了许多表彰。家门外贴上了“光荣之家”的门牌，家门内一切如旧。丈夫的皮鞋收在鞋柜，床头依旧是双人枕。刘莉莉把丈夫的手机带在身边，因为她习惯于点开微信步数，她不想看到丈夫的微信步数每天都是零。

有段时间刘莉莉没法回家，这个家中处处都是共同生活十几年的印记，她一进门就喘不上气。过了三个月，这些如旧的布置反倒安抚了她，丈夫或许并未离开，只是今晚加班不归。

她有时会盘算丈夫入院前最后的细节。比如陪丈夫去花市。“他说你总是让我一个人去，你就陪我去一次呢。以前因为工作忙和花市远，怎么说都没答应过他，那一星期怎么回事，就答应了。”这类细节被刘莉莉反复想起，似乎都有了临别的意味。

她翻出旧照：丈夫博士毕业留念、丈夫偷拍她做家务、两个人在结婚纪念日去江边吃饭等等。说起这些时她很开心。

最痛苦的时候是靠工作度过的。刘莉莉与丈夫都是医务工作者。丈夫过世三天后，刘莉莉回到病房里抢救新冠肺炎患者。“觉得心里快崩溃了，只有上班，只有在忙碌的过程中才能不去想这些事。”曾与刘莉莉一起工作的援鄂医生告诉我，刘莉莉很坚强，每天工作有条不紊，不提丈夫的事情，也不哭。

采访当天，刘莉莉回忆了一些患者，也一同讨论了当下的常态化防控，与任何一个接受采访的抗疫医护没什么不同。她都是一个人独处时哭，这一年眼睛都哭“瞎”了。“可能今后几年我都接受不了他走了。他自己还有抱负。他说我们两个人老了就回老家去住。至少一直觉得可以相处一辈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