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杀小说家》，失败者的英雄史诗与幻觉的意义

“你的脑袋出了问题，可还在活着，想去北极看熊，所谓熊这样的动物，即使生活在北极，看上一眼，也会觉得温暖吧，不管之后如何，你总还是抱有希望的脑袋出了问题的人。而我，真是完全无希望的人，除了写小说干不了别的，而写小说的人生又是如此痛苦，而之所以没死，只是觉得还有些小说没有写完。”

想去北极看北极熊，在《刺杀小说家》原著小说的开篇，双雪涛把“我”写成了这样一个人。这很容易让人想起《等待戈多》，或者要与风车决斗的堂吉诃德——主人公都有一个近乎荒诞、跳脱理性、不可理喻的愿望，但同时会一本正经地执着于实现这一愿望。

这些荒诞都会在文本中显得正常，只有一个前提：你必须心甘情愿地放弃理性，纵身一跃，接受故事的逻辑。

这个看似荒诞的设置，某种程度上奠定了小说的气质与同名改编电影的底色。不同之处是小说阅读更为私人，它的荒诞往往是它的魅力所在;而电影，尤其是一部奔着春节档院线的商业电影，它是大众的、娱乐的，这也决定了《刺杀小说家》的改编难度：在普通观众眼里，它必须是一部结构完整、悬念矛盾足够吸引人的“特效大片”;与此同时，它又要同时保持与好莱坞的距离，以保持在小众文艺爱好者眼中极富趣味的荒诞气质。

《刺杀小说家》因此成了一部很挑观众体质的电影。喜欢的人非常喜欢，讨厌的人恐怕同样十分讨厌，讨厌的理由中，多半源于观众无法“纵身一跃”。在我看来，这正是导演改编成功的必然结果。

电影里，北极熊的细节并没有出现，但导演路阳尽力把这种荒诞气质见缝插针地融进了一部类型商业片的框架中。这种荒诞是属于知识分子的，带着一种孱弱的蛮勇。比如，电影中最令人激动的打斗戏，竟然发生在图书馆里，三位异能人士以书为盾、以高尔夫球和吊扇为矛，而逐一攻破对方攻势的道具，无一不是顺手可及的日常之物，化解原理悉数来自初中物理：水能导电、橡胶绝缘、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用日常创造奇观，这些细节让《刺杀小说家》借力西方超级英雄电影的框架却超越俗套，落地为一个接地气的中国书痴式幻想世界。在这部中国式的超级英雄电影里，你最终会发现绝对的主角不是那些天赋异禀的异能人士，甚至不是那个贯穿全场、戏份最多的寻女之父。他们的玄技带着上个世纪八卦小报里练气功式的拙劣，却只是为丰富打斗场面、丰满矛盾与故事血肉而存在的配角;而真正的主角，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高度近视的宅男，一个总是懦弱虚无、又执着地挣扎在文字幻想世界里的无名小说家。

这是一部失败者的英雄史诗。无论是董子健扮演的小说家，还是雷佳音扮演的爸爸，他们都是现实世界里的失败者：一个小说无处出版、无名无望、没正经工作宅家啃老的落魄网络写手，一个苦寻女儿六年未果、妻离子散、自暴自弃的失职爸爸，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的自责、悔恨、愧疚，织成了一张自缚之网;但他们灰暗的人生底色里，总有一种近乎暴力美学的、破网的求生本能——写出一部小说，或者，找到自己丢失的女儿。

“说清楚一点，想死和想活，都是因为写小说这件事，是原因也是结果，反复推动着我一直这么生活着。多么不真实的人生啊，你说是不是？”小说里，双雪涛借小说家之口这样说。

对虚无的哲学探讨，对人生意义的咂摸，用文字表现或许简单，但在电影的载体中，创作者必然要将干涩的思辨融进台词和表演里。路明把这些看似闲笔的无聊之聊拍进了重庆那些依山而建的坡道里，拍进了两位失败的主角一前一后闲聊的散漫中。

这一因“杀与被杀”而相识的剑拔弩张的角色关系，在重庆的山道、江景和夜色里，会在这些闲谈中倏忽间松弛下来，仿佛与缓缓流过的江水一同暂时将某些明确而“唯一”的人生目的放逐，任人生失控，流向无尽的未知。

而失败者，最终能在哪里安放英雄之魂呢？

在感天动地的父女情之外，在正义终胜邪恶的道德爽感之外，在一切商业大片的剧情套路之外，《刺杀小说家》给出了一个属于书痴的答案：在想象的世界里。

文字可杀人，亦可救人，知识分子在现实世界中苦苦觅求的一点卑微的成就感，在这部佯装成超级英雄片的娱乐商业电影里，通通得以成真。这几乎算得读书人的一剂春药，或一味迷幻剂，但它们并非人人皆可窥得——只有拥有共同密码的人们，才能轻而易举地进入这一重世界，与导演在其中夹带的私货和趣味产生共鸣。

只是背后隐藏着另一层未曾明言的残酷。这残酷是浮士德式的：痴迷于真相与知识，便要把灵魂交易给魔鬼。

小说家是如此，读小说的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而以刺杀小说家之名，那些反派，真正要刺杀的是什么，恐惧的又是什么呢？答案或许简单到不可思议，却也令人毛骨悚然——刺杀幻想。大概是这种想象的力量，虽然虚幻，却也真实得可怕。从任何一个文艺创作者的角度来说，这场针对小说家的刺杀，必然不能得逞——小说家一旦掉下高塔，随之坍塌的，就是自己的佛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