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青：时代症候里的突围

2020年冬至后的那天，万能青年旅店乐队（以下简称“万青”）第二张专辑《冀西南林路行》以付费数字专辑形式在网易云音乐上架，半天内即售出20万张。两周后销售额过千万。截至2021年3月1日，线上专辑已售出51万余张。豆瓣评分9.2。

与10年前首专发行时获得一致的好口碑相比，新专在音乐上的整体性、巨大的信息量、风格与器乐的多元、词的“曲径通幽”，引发了褒贬不一的反响，也给了听众更多反复欣赏和讨论的空间。

于万青而言，神话从来不曾存在。精心打磨的专辑既是能量的证明，亦是他们在艺术探索和书写现实上的双重沉淀。

10年里，社会更加光怪陆离，沟壑弥深。专注、恒定与并非源源不绝的才华，都面临着快消式生活方式、注意力经济的挑战。音乐社会学者王黔和音乐教育者、百老汇演奏家冯建鹏都指出，与技术相比，万青给我们带来的音乐价值，比风格、新的体验、形式内容更重要。“万青引发激烈反响是必然的。最可贵的是他们的态度特别真诚，始终清醒地看待现实和自己。”王黔说。

两个月后，我们再度踏访石家庄。新专引发的热议与喧嚣已遁入年节的时日余温里，沉在了酒杯中。刚刚宣告全市转为“低风险”的这座城市，显得清静而松弛。被疫情“圈”了几十天、各自安顿的本地乐手们，终于又凑在了一块。吉他、贝斯、鼓点、小号和提琴声，再次在三百多平的排练大厅里萦绕、荡开。

“其实我还没从上一轮的疲惫里走出来。”万青主创董亚千说。但他却是每天到棚里最准时的那个。

姬赓拿着小本子，计划着最近工作室的事务安排——给录音棚拍照做个像样的简介、新专的黑胶母带、首专CD再版（海外版）制作，每样都得操心。排演二专曲目，木吉他和电吉他之间的衔接转换磨合得还算顺利。还得打电话给外省的乐手们，“大家啥时候能凑齐，至少9个人的阵容得先排起来了。”董亚千说。

四五月的音乐节演出在望。虽然专场还没排上日程，但畅想总可以有。董亚千说：“再演专场，咱们在曲目编排上的空间就更大了。”

“体力吃得消吗？”

“没问题。但再过10年、20年可说不好。所以得学会怎么用力。”

我想起新专发行“倒计时”那夜，一众友人酣谈到早上三四点。董亚千没怎么喝，“最近累得不行。”半夜两点，他给合作的爵士小号演奏家文智涌发了新专消息。后者向他祝贺，他回复：“我还得继续练琴，到时候跟你继续学。后半辈子开心地玩音乐，一起玩。”

谜语

姬赓不太是会把创作思路广而告之的人。但在新专文案里，他给听众扔了个线头。

2013年，乐队出河北，往西北。火车钻入太行山腹，景色突然叠加变幻：“山脚的村庄还运行着古老仁慈的秩序，而对面山腰，炸药歌舞团的表演拉开大幕。”

六年之后的冬末，纪录片导演范俭与乐队一道，前往以采矿为支柱产业的河北井陉县——那段姬赓“眩晕记忆”的原发地。

“一听到那首《早》，我就浮现出当时坐在车里、行走在山间的感觉。天从深灰色到浮出鱼肚白。可能山路这头断壁残垣，那头却是茂密丛林，很神奇。有些采石的地方已经半废弃，旁边的水泥厂还在运作。”

直到到达那个深达百米的大坑，亲眼看到整个山在遭爆破、开采后的“体无完肤”，范俭所有的心理预设都被眼前的景象碾压。

再往井陉县城，房舍、街道、人，皆笼罩在晦暗混沌中。“白天也许太阳是亮的，但周遭的一切都是灰的。”范俭说，后来他们在河床附近的馆子吃饭，河床巨大而干涸，就像电影《大象席地而坐》海报上的画面。

“神话握手现代化”，荒原由此铺陈开悲怆的谜语。火车行山后的某个凌晨，半梦半醒间，“冀西南林路行”几个字忽然就从姬赓脑子里蹦出来，如符咒一般，再不曾消散。

等他写了《采石》，最初的歌名就叫《冀西南林路行》。两者有关系，但他感觉这首歌又不是它（“冀西南林路行”）。再到后来的《泥河》、《山雀》，都有关系，但同样不能完全充满它。那么，待《河北墨麒麟》的“起身独立向荒原”后，还有什么？

姬赓说，他一直在等。“最开始，就是得把《墨麒麟》里的‘轻身术、心电图’解决，它们不是简单的押韵游戏，是有内涵的。还得把文字的空白，和跟自己直接的关联表达出来。墨麒麟是21世纪想象的神话。后面的《郊眠寺》，应该和它是一体两面的。”

一拖，便是几百天。

“急也没用，总是不对。总觉得这歌还不到写动态的时候，始终在积累。”

2020年7月31日，《郊眠寺》写就。

几年下来的漫游解谜，最终以一场夹杂着神话、寓言与时代素描的书写完成：河、山、鸟、兽、人，既为笔下的口述主角，亦为被观照的对象。雷声、乌云、盗寇盗贼、演员王公等意象在不同的视角和时空里，前后呼应，草蛇灰线。看似书写更“宏大”的命题，实则和当下、你我，息息相关。

待全部歌词完成，姬赓回忆起来，有些如梦方醒：“直到我写到《郊眠寺》里‘西郊有密林，助君突重围’那句，才意识到，冀西南林路行此刻恐怕真的开始了，这个几年前突然涌现的名字原来是这个意思，一身冷汗。”

他把手里的茶杯放下，眼神凝重：“对我来说，《郊眠寺》是很重要的事。它收束整个唱片。前面写了那么多，最后还得回到你自己：你是谁？你要干什么？你究竟在怎样的一个时空里生活？”

除《郊眠寺》以外的单曲在2018年之前都已经在现场演唱过。有乐迷相信，万青花了很大功夫让专辑连贯、曲目形式统一且首要服务于专辑整体。但也有人觉得，《郊眠寺》有些像仓促完成的作品。

“这事儿不是这么理解。”姬赓有点激动。“不是有足够的时间，你就一定可以把作品写完。而是你得有体会。没有到这个时间，没有经历一些事情，那个内容就是不存在的。要等自己的体验和知觉延伸，逐渐与之前想象的样貌汇合，它才自动显现。”

乐迷士英说，他起初也像很多网友那样，恨不得逐字逐句去解码、破译新专，后来倒释然了。“你就算翻遍了字典，看透了他们的所有资料，哪怕你去安个摄像头在他们排练室里面，也没有办法去了解清楚吧。倒不如跳出字面，只是去感受便好。”

范俭的聆听体验没有那么“拧巴”难解。“比方说，‘崭新万物正上升幻灭如明星，我却乌云遮目’，这句一下就打到了像我太太这样的85、90后——那种时代在飞速跃进，看似日新月异，个体却有着无望和迷茫感。至于我？应该是类似‘时代喧哗造物忙’，这种直接表述对我的触动很大。”

还有人从“电子荒原”里联想到赛博朋克的“高科技、低生活”;有人从字里行间看到打工人、城市租客，一个个“努力劳作却被蚕食，但还期待微光”的普通人……

在王黔看来，正是姬赓的词奠定了这支乐队的调性。“他内心有很多要表述的东西，然后靠自己的语言把控能力，以一种后现代和抽象画的形式表达出来。里头不一定都是正确的，但是他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想象，就是那些我们生活里真切感受到却无法言说的东西。”

生长

这四五年来的见面，我已渐渐习惯不多问乐队出新专的时间表。似乎那成了个不切实际的“妄想”。但再耐心和包容的乐迷，也有架不住的时候。各种揣测、急切，乃至埋怨，在豆瓣等讨论里不时浮现。

“慢，是有点慢呵。”姬赓、董亚千、史立，一个个老实点头，“但绝对没闲着。”

董亚千说，他和姬赓在各自的创作上都比较“盲目自信”。“他写的时候不会跟我商量，一般都是写完了才给我看。我也不问。”

音乐动机的诞生，或早，或晚。等词出来，动机也会调整。“你得让这两个东西长一段时间。长好了，我们就开始动。”

生长的时间，通常以月为单位算起，长至数年。一切顺其自然。尘埃落定，再说到编曲、配器。

针对新专框架、配置的讨论，两年多前便已开始;正式编曲和录音，则是2020年年中启动。

是年夏秋之交见到董亚千，枣红T恤，黑白间花的裤子，布鞋后头拖拉着。因为连着几个月专心录音，他犯了严重的耳鸣。进山闭关（休养）两天才有所好转。“光是删除那些作废的录音片段，我就删了好几百个G。”董亚千说着，却不以为苦。

长达半年多的录制中，蛰伏在棚里的乐队时而死磕到筋疲力尽，复而柳暗花明。状态永远在这两者之间，像钟摆一样循环。

录管乐组的时候一度自我怀疑。“怎么都觉得不好，不整齐，要么音准有问题，要么录音方式不对，话筒不合适，没能形成群组该有的力度，有一段时间就挺懵的，是不是就不该弄这个东西了？就算问行家，可能每个人给的答案也不尽相同。就不断试。”史立说。

好在到最后乐队想要的都有了。回顾所来径，姬赓把身子往后一躺，摇头道：“靠，太难了。”

离原定的发片时间还有不到两个月，除了《早》和《墨麒麟》在9月中“送混（音）”，其他曲目的吉他、唱，好几首的贝斯和鼓，都还没完成。

软硬件都得抓紧。那时候，乐队所有人心知肚明，还要等一个大家伙——董亚千订的尼夫bcm10调音台。

“尼夫就是摇滚乐。1980-1990年代的那些摇滚乐全是这个台录的。”董亚千解释。“当然调音台也要跟得上时代的变化，数字化，集成电路。我订的那台是新机器、老技术，但它是全线唯一一台模拟电路了。”

乐队原有的Studer调音台也是好东西。不过两者各有侧重，尼夫相对更适合电吉他、贝斯、鼓和人声这些需要音量更饱和的乐器，Studer拿来录管弦乐这些原声乐器效果更佳。

“我唱片里的混响，那些有纵深感的声音是真实的，不是用软件、不是用效果器做出来的。”董亚千有点自得。

“可能摇滚乐最好的声音就是在七八十年代那时候。”这话听着有点绝对。但这支乐队的成员的确都偏爱相对淳厚、朴实的音质。

2020年12月11日夜里9点，独自在北京混音棚里“鏖战”的董亚千给姬赓打了个电话。

“（给平台）发（终版）了。不纠结了。”

那是10天后期的最后一夜。打电话前，董亚千最后一遍听整轨，边听边拍打音箱，对混音师时俊峰打趣：“好家伙，这听得每个细节都特清楚。有点……”

“有点没安全感了是吧？”对他知根知底的时俊峰回敬一个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