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岛核泄漏十年重返“活着的废墟”

去福岛核辐射区

在2011年3月11日之前，我对日本的认知不包括福岛。十年之后，我对日本的认知与理解，却因福岛变得厚重而不寻常。

2019年10月，我又一次回到福岛县饭馆村。我们的车从高速公路拐进山区小路，车速减慢下来，大片大片长满杂草的荒废田地从窗边掠过，在午后的阳光下显出野生稻穗的金黄。装满辐射废弃物的黑色垃圾袋密密麻麻堆放在一起，近处、远处，到处都是，在这个曾经山清水秀的“日本最美丽的村落”，好像一块块揭不去的伤疤。

一本挂在安斋彻（Toru Anzai）祖屋里的旧日历，瞬间把我的记忆拽回2011年。伴随着311地震、海啸，饭馆村成为福岛第一核电站严重泄漏事故后的辐射污染重灾区。三个月后，安斋先生从饭馆村撤离，从此，再也无法正常返回。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大地震发生的那一刻，我对自己在做什么已经没了印象，只记得地震后突然忙碌起来，被加到一些工作群组，里面不断更新关于地震、海啸的信息;接着，传来东京电力公司经营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事故的消息;不久，很多机构要把办公室从东京暂时撤离到更安全的大阪。

福岛核泄漏事件后，我的邮箱里突然多了很多关于核电站情况的邮件，起火爆炸、乏燃料棒、辐射云、当量、西弗剂量……这些术语不断出现，混乱且不确切。当年8月，我加入所在工作机构的快速反应小组，来到日本福岛。

过去十年，我所在团队每年都要到饭馆村做检测。时间逐渐逝去，记忆却仍然清晰：我穿着笨重臃肿的防护服、胶鞋，戴着手套、眼罩，身上斜挎着辐射分光器，手持GPS，走在前面;另外一个队员穿戴同样的防护装备， 拿着A4纸记录板，上面挂着一支原子笔。我们两人一组，一前一后，一遍遍似乎无止境地在这些地方检测、记录。

“区块5，安西屋后树林斜坡，松树下。地面10厘米（高度），4.05微西弗/小时;50厘米，3.68微西弗/小时;1米，1.79微西弗/小时。”“收到。”“GPS坐标编号……坐标点东经……纬度……”这是我们在现场做检测时常见的对话。

每次到辐射区，我们分成几个小队，同时对不同区块进行辐射检测。这样的区块在安斋先生的祖屋周围共有11块，包括屋子内部、屋前空地、屋后的林地、水田、连接道路的斜坡、道旁的草丛沟渠……

几个小时不停歇的检测之后，我的腿开始不听使唤，穿在防护服里面的长衣长裤也被汗水浸透。我一边用对讲机通知车里待命的同事，一边开始慢慢走回停车的地方。

我们身处的饭馆村，到处是超标的辐射，也许还有辐射尘埃，无处可避。每次停车检测之前，我们中会有一个人穿戴好全副防护装备，首先下车，找到一块辐射水平相对较低的停车点。我们在不同区块“地毯式”搜寻核辐射“热点”时，有一组同事会在车里待命。他们会利用车辆和停车点条件，在无处可逃的辐射环境里，布置出相对的“清洁区”和“除污区”，准备好对从“污染区”返回的检测队员进行个人除污，每一个细节都要考虑到。

除污队员拿着盖格计数器，按事先培训和练习得烂熟于心的流程，对着我从头到脚检查。每次脱去防护服、口罩、眼罩的那一刻，我都感到仿佛脱离“结界”，重获新生。我把检测仪器和其他设备递出去，一一清洁之后，分别归类放好，才可以重新坐回车里。

我用湿纸巾再一次清洁鼻孔、面部之后，喝上一口水，整个人顿时松弛下来，不过，依然能闻到衣裤上的汗味。等到全部人都完成除污检查、离开饭馆村时，夕阳正悬于天边。临走前，我们把所有可能被污染的废弃物分开放在垃圾袋里，带到指定的地方丢弃。

过去十年中，我在饭馆村做过很多次现场检测。初到福岛时，一切都不确定，我们每个人都感到紧张。每天傍晚坐上车直到第二天开始工作，是我一天中最放松的时间。

福岛位于东京的东北方向，距离切尔诺贝利数千公里。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在国际上被定为7级。这是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后，人类遭遇的最严重特大核事故。

每次结束在福岛的工作，从东京回国，我都冀求把福岛的记忆留在当地，但在那里经历的人和事，总不经意间跳出来，好像在提醒我：福岛核灾的影响仍在继续，还有很多事需要我们去完成。

魔幻现实中的人们

2019年10月底，我第五次也是最近一次回到福岛，在那里待了三个星期。我与我的同事们一起，主要在福岛市市区、森林、河边堤岸、浪江町、饭馆村，还有福岛居民的房屋周围实地检测。尽管去过那些地方多次，然而面对那里的景象，我依然感觉失语。

2011年，当我第一次身处福岛时，感受到一种魔幻现实般的末世景象。更早去辐射区的同事告诉我，他在核泄漏后一个月到达福岛市，当时整个城市几乎是一座空城，加油站、超市、餐馆、商店都关闭了。几个月之后，我走在福岛的街道上，几乎看不到人，只有自己佩戴的个人报警器在提醒，周围充满了高出正常环境的辐射剂。我的脑中开始浮现电影《生化危机》中的灾难画面。

当我见到福岛浪江町（事故前有近2万人口，灾后居民撤离，人口数为零。2017年4月1日起，近浪江站附近范围解除了“归还困难区域”限制，少部分居民开始回归）居民菅野瑞枝（Mizue Kanno）时，她回忆，无止境的警告一直环绕自己：“……穿着全身防护衣、戴着夸张防毒面具的人朝我们喊，‘危险啊！你们在干嘛？！拜托，请赶快离开，至少离开这里30公里。’他几乎是哭着在喊……不住在附近的人们，完全不知道核灾的危险。我想要告诉世人，核辐射的危险闻不到、看不见，也没有味道。在身体出现异常状况前，你完全无法得知它的存在！”菅野说，她想要警告更多的人有关核灾的危险，但有些话想说又不知道该如何说出来。这种感觉令她很沮丧。

最近几年去福岛，我都会见到菅野。我只是短暂前往福岛，进行调查，菅野却要一直面对一个回不去的家园。2018年，我们结束现场检测工作后，在与菅野的临别晚餐上，她分享了一个生活点滴，让我至今难忘：“2011年福岛核灾之前，每周有几天，我都会去光顾附近一间面包店，每次闻到面包和糕点刚刚出炉所散发的香气，觉得很幸福......但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家园回不去了，面包的香气随之消失了，连一点点平凡的幸福感也被夺走了。”她说这段话时，平静，声音不大，却让在场的人心酸动容。

2018年10月，我在福岛县饭馆村的一个小坡上检测核辐射。这里曾是安斋彻的祖屋，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大约32公里，现在变成一块散落着建筑垃圾的空地。他在这里生活了六十多年。

2011年福岛核灾发生后，饭馆村被核辐射严重污染，但政府没有第一时间安排包括安斋彻在内的居民撤离。“他们说这里很安全，不用撤离。”安斋彻当时很愤怒。当年3月底，我的同事在饭馆村检测到的辐射剂量是核泄漏之前的数百倍，第一时间呼吁政府尽快撤出这里的居民。

但是直到三个月之后的 2011 年 6 月，安斋彻才被撤离，住进临时安置屋。当时，他以为自己迟早能返回家中，但核辐射污染的程度比想象的还要严重。他最后在临时安置屋居住了超过七年。设备物资短缺，长期居住在那里让他的身体变差。

安斋彻今年73岁，年轻时喜欢摄影，几乎每时每刻随身带着一部相机。自从福岛核灾发生后，他很沮丧，一度放弃了这个爱好。

2018年，由于祖屋年久失修，无法再维护翻修。安斋彻别无选择，只能决定拆除。这是一个令他痛心的决定。“房屋拆除后，我再次感到很沮丧。但是我又开始摄影了。等天气暖和的时候，我会带着照相机到处去拍。”

菅野瑞枝与安斋彻的遭遇，是福岛地区许多人的共同经历。核辐射污染导致16万居民撤离福岛地区。直到10年后的今天，仍有大量居民无法返回家园。

深入“活着的废墟”

“活着的废墟”是日本社会活动家武藤一羊教授自创的词，用来形容福岛第一核电站以及它代表的整个核产业对人类以及世界的影响。

每次我们的车快速穿过浪江町的森林地带时，我都有想下车，在青翠欲滴的林子里慢慢走一走的冲动。不过，靠近车窗的辐射检测仪读数开始跳升，超过正常环境每小时辐射剂量百倍以上，说明车外的辐射剂量更高。这时最好的做法是，关紧车窗，尽快离开。

核电站所在的福岛县，以多山和森林而著称，两条大河—— 高濑川和阿武隈川——的众多支流穿过这里，一直流进太平洋。十年来，我与同事们累计进入福岛地区三十多次。除了民居、车站、学校、幼儿园、街道、公路等公共区域，我们会重点调查森林边缘，以及河川、堤岸。

事故发生后，这些地方成为核辐射严重污染的地区，虽然日本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与人力（ 据官方公布的信息，截至2019年3月，日本政府投入到核辐射除污的资金已达280亿美元，人员超过3000万人次，清理核辐射垃圾达1700万吨）进行除污工作，但由于山区密林作业不便，成效甚微。我们常常可以在政府声称已经完成了除污工作的地区，找到不少辐射剂量超标的“热点”。

大堀（Obori）是浪江町的一个小村，位于一个废弃的陶艺工坊出口斜坡与公路的交汇处。几年来，我们每次都能在大堀的同一个位置找到辐射量非常高的“热点”，辐射报警器会一直响个不停。而在这里取的松针样本检测出致癌的放射性锶同位素（Sr），也有别于在福岛大量存在的铯-134（Cs-134）、铯-137（Cs-137）。

如果不是核灾，我想，很多人会爱上这里。大堀四周青山环绕，有河流、小溪从山里潺潺而出。大堀盛产福岛出名的陶瓷器皿，在那些被废弃的陶艺工坊里，架子上、条桌上和地上到处是制作精美的陶器。如今，这个宁静的小村仍属于“归还困难区域”，这些陶器无人问津，不时会有不识货的野猪闯进来。这个村子距离福岛核电站约10公里。每次在这里都不能停留太长时间，迎着刺眼的阳光，我会抓紧用手机拍一张公路旁芒草的快照，作为一点留念。

深入福岛不同地区，最常见到的景象是，在森林、学校、马路、街道以及小路上进行污染清除工作的人员;一些空地，甚至以前的公共场地上堆满了巨大的黑色垃圾袋，装有清理出来的有辐射的土壤及其他废弃物;我也常看到卡车扬起尘土在路上鱼贯行驶，运送着一袋又一袋沉重的废弃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