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梦碎的伤痕文学？

最近四五十年的美国故事，讲着讲着似乎就成了美国梦碎的伤痕文学。这不同于马克·吐温“镀金时代”或是菲茨杰拉德“爵士时代”的伤痕——那时的小人物总是与权力、名望、财富的欲望缠斗，爬升跌落。晚期资本主义不再批量制造个人英雄主义式的膨胀、狂喜与幻灭，相反，今天的美国经历了颓丧的降调。在美国南方农村或是锈带小镇，在有色人种、底层白人或中产阶级的叙事里，寻常的事物充斥着不安，弥散着分裂的痛苦与飘摇，无边的自由使人们支离破碎。

非虚构文学似乎更适合呈现这种气质。用美国作家、《纽约客》《大西洋》专职作者乔治·帕克（George Packer）的话来说，昔日的美国正在“解体”。1960年之后出生的美国人，都能感受到这种解体带来的眩晕。他的非虚构作品《下沉年代》讲述一系列小人物与大人物的遭遇，以透视过去30年美国的社会结构如何重构。

“没人能说清解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曾经有一束线圈将美国人安全地绑在一起，有时甚至紧得令人窒息，可不知从何时开始松开了。”

从绑缚到解体，帕克描述的强烈感受可以扣连到具体的史实。“二战”和冷战的岁月，是被安全感紧缚的年代。在罗斯福开启并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新政自由主义时代，政府拉起干预市场的缰绳，成就了福利国家的功业。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轰轰烈烈，个体在精神自由上不断解绑。至1981年里根上台，小政府、去管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推行，逐渐将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束缚连同庇护一并扯去，以至于逾越了历史的界限，走向了难以挽回的“解体”。

如帕克所说，解体并不新鲜，每隔一两代人就会发生一次，“每一次衰退都会迎来革新，每一次内爆都会释放出能量，每一次解体都会带来新的凝聚”，这是历史的辩证法。这段旧美国“解体”的历史，既是美国的光荣岁月，也是一个超级大国缓慢下沉的转折。正是在下沉年代，美国赢得了冷战，维持着全球军事霸权，迎来了两次经济繁荣期。在全球化中，美国的经济实力不断提升，占据着科技创新的绝对优势，但也出现趋于“历史终结”的自我封闭。产业结构的改变，令此前的劳资关系无所适从，蓝领工人和中产阶级历经沉浮。尤其是21世纪的这20年里，中产阶级大幅萎缩，美国少数精英和利益集团的权力不断强化，且失去制约。华盛顿党团会议室的运作方式和手段，纽约交易市场和硅谷精英的游戏，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在帕克群像式的多线叙事里，充斥着经历着丧失感的小人物，以及那些流光溢彩、极具社会影响力的大人物。一位南部乡村的里根崇拜者，成了支持奥巴马的生物柴油企业家;昔日为拜登游说筹款的忠实幕僚，最终对华盛顿的政治世界感到幻灭;俄亥俄州扬斯敦工厂的非裔女工，摆脱了原生家庭的诅咒，成为社区运动的参与者;还有作为主角之一的佛罗里达坦帕市，那里的房屋在2008年经济危机前后爆发了止赎危机，这座城市再也没有从衰败中恢复过来。

几年前，除了拜登自己，还没人相信他能当选总统，正如几年前没人料到特朗普能横空出世。20世纪80年代末，共和党大佬金里奇掌权时，曾用他口号式的话术，改变了民选领袖的语言修辞方式——时过境迁，刚刚下台的特朗普也曾如此。奥普拉代言“只要下定决心”就能“成为你想要成为的一切”的“美国梦”，因而深受底层和中产妇女喜爱，但是拥有私人飞机和巨额财富的她，永远不会使用自己代言的平价产品。

在重构之下的“新美国”，看似给一切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限制解绑，人们被赋予有史以来最多的自由，或者说自由的幻象。但在以个人主义立国的美国，人们在被切割为许多孤立、离散的个人时，感到一种失重的不安。

这种不安同样对应着具体的史实。1980年代，美国中产阶级出现收入停滞，不平等现象加剧;2008年的金融危机造成了影响深远的经济衰退。美国年轻人突然意识到，即便自己再怎样努力，也无法过上父母那一代人唾手可得的生活，他们成了唯一一代生活不断下沉的美国人。在全球资本失衡、华尔街贪婪无度和风险监管失灵的情况下，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因失控而走向解体。传统社会结构轰然倒塌，每个人终归只能靠自己。

史诗往往是时代疼痛的馈赠。这本2013年就已问世的《下沉年代》，是否体现出今天美国故事的主流基调？是否预见了今日现状与明日世界？对此，我们与译者刘冉聊了聊她的看法。刘冉曾在硅谷某科技公司任职，现为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育政策研究系助理教授。涵盖近半个世纪美国历史的《下沉年代》，提出了太多问题，却难以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人：人民周刊 刘：刘冉

美国已经是一个失败国家了吗？

人：不少人将《下沉年代》与20世纪70年代威廉·曼彻斯特影响深远的代表作《光荣与梦想》，以及20世纪30年代约翰·多斯·帕索斯的小说“美国三部曲”相比较。他们在处理美国历史的野心和写作结构上有一定相似性，也都表达了强烈的迷惘感。你觉得《下沉年代》可以与二者相比吗？它在情感基调上有哪些时代性的转变？

刘：我认为虽然《下沉年代》涵盖了近半个世纪的美国历史，但帕克并没有野心将其写成《光荣与梦想》般的恢弘断代史。他的写作方式更多受到约翰·多斯·帕索斯“美国三部曲”的影响：将主要人物的人生依照时序打散，穿插精炼的名人小传，以及由新闻报道、广告、歌词和演讲等拼贴而成的时代记号。只不过这里的人物是非虚构的。

本书原题为“解体”（unwinding），这个概念也反复出现在正文中。所谓unwinding，可以说是你冬天走进房间之后解下围巾这样的动作。在乔治·帕克看来，美国人在上世纪60年代后经历的“解体”，是这样一个过程：原本理所当然的制度、道德与规则纷纷瓦解，曾经很安定的中产阶级生活在飞速变革的社会经济面前停滞不前，面对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美国人感到他们失去了对曾经习以为常的一切的掌控。帕克在接受媒体访谈时曾指出，“许多美国人觉得他们在孤军奋战……精英阶层蒸蒸日上，而普通人，包括那些过去或许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的人，却在生活的泥潭中难以自拔。”

帕克说的解体，就是旧日熟悉的机构，如地方小银行、地方小商店、工会、工厂、教堂、学校，以及地方活动主体的各种从事社会服务的“俱乐部”，正在逐渐消失殆尽。美国人的存在就是一个个离散的、隔绝的人，他们与庞大的机构、垄断的企业产生联系，唯独不跟自己的社区产生联系，也不跟其他个体对话，不去寻求互相理解。这和帕特南之前的《独自打保龄》（编者注：《独自打保龄》探索20世纪后期美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变化，作者帕特南认为美国的社区生活正在逐渐衰落，并且用“独自打保龄”来形容和概括这一变化）有一定的联系，就是美国社会里社会资本和社区支持在减弱。

在情感基调上，帕克是很悲观的。其实在今年的《大西洋》专栏中，帕克已将美国称为一个“失败国家”（Failed State）。不过，帕克在关注系统性失败的同时，没有忽视笔下主人公的能动性。尽管整体基调是灰暗的，但有些主人公似乎在自己故事的尾声看到了一线光明：迪恩在破产后开启了新的商业模式，塔米在奥巴马连任后对社区运动产生了新的信心。

人：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社会的大撕裂日趋凸显。而《下沉年代》英文版早在2013年就出版了，很多问题时过境迁，作者也鞭长莫及。今天再看，这本书的观点过时了吗？

刘：《下沉年代》出英文版时，奥巴马总统刚开启第二个任期，虽然美国政治裂痕的加深已无法掩盖，但当时无人预料到特朗普的崛起。2016年特朗普当选，震惊了美国学术界与文化界，人们迫切需要找到一个答案。许多聚焦美国南方农村和锈带小镇的著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引起了关注。

从这个角度来看，帕克是很有预见性的。他一早就以一种悲观乃至迷惘的笔触指出了美国的政治体系如何失效、经济体系如何加剧不平等、社会精英如何攫取资源和权力、公共生活如何极化失序，虽然没有提及特朗普，但他一早就做好了铺垫。2021年1月震惊美国的国会山事件，也是政治极化爆发的体现，从本书涉及金里奇和茶党运动的部分已经可以看出端倪。

可以说，这本书的重要性是在近些年里逐渐体现出来的。过去一年里，美国政府与社会对新冠病毒的应对方式也进一步与书中的描述形成互文：无论政治立场，富人、名人和当权者总有办法第一时间获得测试，他们可以舒适地呆在家中，无需面对经济衰退与病毒肆虐带来的直接威胁;与此同时，少数族裔和底层民众却不得不面对必须出门上班的健康风险、高涨的失业率、昂贵的医疗以及总统本人散布的仇恨言论和虚假消息。这可以说是书中谈到的“解体”的延续。

美国伤痕文学已成主流？

人：说到美国南方农村和锈带小镇的悲情叙事，这几年涌现出不少以美国梦碎为基调的非虚构作品和学术畅销书。比如《扫地出门》《我们的孩子》这样的学术研究，以及近乎美国白人伤痕文学的《乡下人的悲歌》等。伤痕基调已经成为今天美国作者刻画社会问题的主流了吗？

刘：你举的这三本书本身是很不一样的。马修·德斯蒙德的《扫地出门》是非常出色的社会学著作，讲的是密尔沃基底层贫民反复被房东驱逐的问题，是对美国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的系统性反思，其中也有深刻的种族视角，因为这些底层租户大部分是在长期的系统性种族歧视之下没能达成财富积累、无法拥有房产的黑人。帕特南的《我们的孩子》讲的是美国贫富差距扩大和代际流动停滞的问题，主要是阶级视角，从教育、家庭、社区、种族等各个方面探讨了不平等是如何在系统中维系和传递的。

相比之下，万斯的《乡下人的悲歌》是讲阿巴拉契亚地区底层白人生活的自传体作品，完全采取白人视角，后来经常被用来解释特朗普的上台，但本身是很个体的叙述，没有什么学术价值。

跟《乡下人的悲歌》这种“白人伤痕文学”有一定相似之处的作品，近年来确实比较流行，许多更专业、严谨的社会学者和媒体人在某种程度上也采纳了类似的视角，用同情的笔触描述底层白人的挣扎和失望，以此解释他们看似悖论的右转。这主要还是因为整个媒体和学术界都困惑于特朗普的崛起，试图给出解释。

例如，著名社会学家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出版了《故土的陌生人：美国保守派的愤怒与哀痛》，通过采访路易斯安那的底层白人，试图理解他们为何对少数族裔、移民和精英左派满腔愤怒。底层白人，特别是白人男性认为他们被黑人、女性和移民赶超，这让他们产生所谓的相对剥夺感，因此他们将自己失去的一切解读为被别人抢走了，而这个“别人”，或者说敌人，正是之前遭受结构性压迫、现在才刚刚开始拿回属于自己的权利的这一部分人，以及被白人视为他者的移民。另一位老牌社会学家罗伯特·伍斯诺的《被抛下的人：美国农村的衰落与愤怒》，描述了农村居民在飞速变革的时代中如何感到自己被联邦政府遗忘、抛弃和牺牲。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系学术新星凯瑟琳·克莱默的《憎恨的政治》，则进一步试图用城乡身份的二元对立来解释重要摇摆州威斯康星的政治极化。

人：《下沉年代》也有点美国伤痕文学的意味。相比类似作品，这本书最独特的地方在哪里？

刘：如果说美国农村与小镇曾经被主流舆论漠视，那么近年来它们几乎从未逃出聚光灯的范围;许多读者早已厌倦“底层白人实在惨”的论调，因为它其实逃避了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和上层共和党人对特朗普闭着眼睛投票的现实。

《下沉年代》这本书虽然同样有很大篇幅描述北卡罗来纳烟草农场和俄亥俄州钢铁小镇的主人公，但其视角与这些作品是不同的。我认为帕克笔下的人物最可贵的一点是他们呈现出更为多元的面貌。

主角之一迪恩·普莱斯十分符合人们想象中特朗普支持者的模样——生活在南部乡村，教育水平不高，家族曾经营烟草农场，父亲是一名牧师;然而，曾是里根支持者的迪恩，却成长为一个醉心于替代能源、厌恶大型石油公司、投票给奥巴马的选民。另一位主角塔米·托马斯是杨斯敦钢铁厂失业潮的受害者，但她是一名底层黑人，得到左翼社会组织的帮助，自己也成长为一名社区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