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流东北的年轻人
作者: 陈洋 郭婉盈
回乡
3月5日,我乘一辆“粤A”牌照的汽车穿行于辽宁省鞍山市内。开车的是回晓明。去年6月,他们一家三口从广州回到老家鞍山定居。此前,他在广州工作和生活了13年。
近年来,东北三省一直在延续人口流失的态势。据国家发改委2016年公布的数据,2010到2015年,东北三省人口净迁出约24万人。而到了2019年,据东北三省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0.80‰、-0.85‰、-1.01‰,远低于中国大陆的3.34‰,三省常住人口一年内减少了42.73万。
在某种意义上,回晓明的选择算得上是“逆流”。
回晓明生于1982年,从小在鞍山长大。他的爷爷曾参加鞍山地标“虹桥”的设计和修建。高考前,回晓明就计划考出东北,“那时的鞍山经济已经比较落后了,同学们大都想去北京、长三角、珠三角,毕业后就留在那里。”
从南昌本科毕业后,回晓明考上了广州一所大学的研究生。去广州前,他自觉是个“没太多想法的人”,研究生三年让他“世界观大变”。2007年前后,广州的电商发展迅猛,同专业的好几个同学都是边读书边创业。有一个在eBay上做外贸生意,还没毕业就已年入百万。这个充满未知机遇的南方城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回晓明。
研究生毕业后,他进入广州一家事业单位。因为工作强度不大,他一直在拓展各种副业,开过淘宝店、卖过机器配件、销售过童装,还做过手工皂……他定义自己为行动派,有了好想法,会从零开始,研究摸索。
靠着销售自制手工皂,回晓明曾在一个月内进账30万元。为了按时交付,夫妻二人白天上班,晚上通宵赶工,只能在上班路上补补觉。凭着“乐于折腾”,2015年,回晓明已在广州购置了两套房产,包括一套核心地段的学区房,顺利实现了“粤A户、粤A车、粤A房”的“小目标”。按照他们当时的计划,未来有条件可以再添置一套房,把双方父母从鞍山接来广州养老。
不过,回晓明眼中充满活力和机遇的“第二故乡”,并非父母心中安度晚年的理想之地。除了孤单、饮食不习惯,老人们也一直不适应广州的潮湿气候。
回晓明第一次萌生回乡的想法是在2013年。那年,他的儿子刚出生,父母来广州帮忙照顾孩子。期间,母亲被查出患有子宫内膜癌。担心影响孩子们工作,老人选择了隐瞒,找借口回了趟老家,直到做完手术才告诉儿子。回晓明很自责。那时夫妻俩的事业还没起色,想到自己碌碌无为,还拖着父母这么远来遭罪,他开始反思值不值得的问题。
不过,随着母亲身体日渐恢复,夫妻俩的事业也开始好转,回乡的想法便被搁置。直到2018年,一次想象中的“惊喜”之旅只剩下了“惊”。
没有提前通知,回晓明一家回了趟鞍山,想给岳父岳母一个惊喜。到家却发现岳父因为腰部顽疾已无法下床,几日后就要上手术台,计划植入2根钢针、6根钢钉。和他母亲一样,岳父也准备一瞒到底。那两年,回晓明的父亲也因为糖尿病而日渐消瘦。
虽然老人们从未抱怨,但眼见着父母年纪越来越大,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夫妻俩开始认真考虑回乡生活的可能。
回乡意味着放弃较高的收入。不过,夫妻俩在广州做副业期间积累了不少创业资源和经验。“只要有能力,在哪都能成”,两人的观念一致。真正让他们顾虑的是孩子的教育。当时,回晓明的儿子就读于广州天河区一所知名小学。如果回到鞍山,孩子高考前他们不打算再变动,这等于放弃一线城市的一流教育。
为了让孩子的未来有更多的主动性,他们决定留下广州的两套房子,继续还贷,“这算是我们能留给他最珍贵的礼物了。长大后,他如果愿意去一线城市奋斗,也能有更高的起点;如果想留在东北,把房子卖了,也能有更好的生活。”

有了回乡的想法,两人便开始做各项准备。2018年,回晓明辞职,前往大连一家事业单位工作,希望提前感受东北的工作和生活节奏。另一块是财务准备,“回东北我们不太想找工作,如果暂时遇不到合适的创业机会,算上房贷和其他生活开销,也要计划下经济上可以维持多久。”
2020年6月底,回晓明一家正式告别了广州。离别的前一天,回晓明骑着共享单车,沿着平时常去的地方一一打卡:太古汇、正佳广场、健身房、单位大门……终点是已经租出的家。
“毕业”
2019年,在上海工作六年多后,30岁的黄玲也选择了回乡。
黄玲是黑龙江依兰人。依兰位于黑龙江省中南部,是哈尔滨市下辖县。2011年从黑龙江大学软件工程专业毕业后,黄玲一直没能找到心仪的工作。她曾在学校推荐的银行外包呼叫中心上班,后来又去了一家IT公司做前端开发。“我们毕业时,哈尔滨IT相关的就业机会特别少,月薪3000元就算多。还有同学第一份工作每月只有800元,根本养活不了自己。”
和毕业留在黑龙江的黄玲不同,她的一位同学去了上海。平时聊到工作,同学会给她介绍最近在做的项目。黄玲自觉大学时技术并不比这位同学差,可短短两年,眼界和技术的差距却越来越大。这让她一下惊醒,“如果继续待在哈尔滨,薪资和技能都无法提升。”
2013年,带着家里给的一万多元,黄玲来到上海投奔同学。找工作的那段时间,她白天面试,晚上回来补课,学到半夜才睡觉,“坐久了背太僵,衣服脱不下来,就蹲在地上,让同学帮我从上面拉。”
努力了两个月后,黄玲终于找到一份教育软件开发的工作,月薪3000元,正式开启了自己的沪漂之旅。之后的六年多,黄玲换了三份工作,工资翻了十倍,焦虑也与日俱增。
“上海就是这样一座城市,比你优秀的人还比你努力。”六年间,黄玲的体重从初来时的一百零几斤增加到了后来的130多斤,“很多时候压力大,我都是靠吃来化解。我可以一个人去吃火锅、吃烤肉,甜食是我的解药。”
2017年,黄玲加入了在上海的第四家公司。此前,她在年度体检中被查出转氨酶偏高,医生告诫她要少熬夜。黄玲吃了一段时间药,才恢复正常。换工作原是为了不再陷入严重的加班,可没想到工作不久,从某知名IT公司空降来一位新的CTO。此后,加班成了“政治任务”。凌晨几点的上海,黄玲都见过。那年的年度体检,黄玲的转氨酶再度超标。
其实,从离家的第二年,黄玲就开始想家了,每当在公交或地铁上听到东北话,在朋友圈看到东北的一草一木,她都觉得特别亲切。之前,虽内心偶有波动,但留下奋斗的热情总能占据上风。可那一年多的高强度加班,让她绷紧的弦几乎断了。2019年的一天,清晨6点多,黄玲加了一夜班后走在回家的路上,决定终止这种生活,“就想回家,想给自己放一个长假。”
2019年4月末,她向公司提交了离职申请。之后的一个月,她把平时想去却没空去的地方全逛了一遍,第一次慢慢欣赏这个城市。但辞职并没有让睡眠恢复,她仿佛身处一座负压仓,焦虑依然无孔不入。“在上海,不努力就会被淘汰,当你习惯了这种生活节奏,休息给你带来的就不是放松,而是不安全感。”
辞职一个月后,她跟父亲打电话,边哭边说想回家。在上海的日子里,她很少向家人展示这一面。“我爸说,眼界你也开过了,也努力了,也不会后悔了。接下来你想去哪就去哪。我一下就泪崩了。”第二天,黄玲就预订了回家的机票。
六年的上海生活点滴,被断舍离后塞进了一个行李箱。最令她不舍的是这些年买的技术类书籍,厚厚一大摞,都送给了楼下收书的邻居奶奶,好像打包送走了一段奋斗的旧日时光。“就当是在上海这座大学毕业了,如果回家不适应,还可以继续回来上学。”黄玲这样想,化解对这个城市的不舍。
告别上海的前一晚,黄玲失眠了,脑子像过电影般飞转,百感交集。次日登上回家的飞机,她很快沉沉睡去。醒来时,已不再感觉到压力。


故乡
3月5日这天是惊蛰。回晓明跟我说,自去外地读书以来,这还是他在鞍山度过的第一个春天。
早上8:53,室外温度零下1度。我站在鞍山双山路和胜利北路交叉口的一座高层酒店,透过落地窗,向西北方向远望。要下雨了,整个钢都笼罩在一片泛着淡淡土黄色的薄雾中。不到一公里外就是被誉为“共和国钢铁工业长子”的鞍钢的主厂区,绵延二十多平方公里。目光所及,二十余个大大小小的烟囱如钉子般伫立着,其中的十几个正从啤酒瓶口似的顶部冒出滚滚白烟。白色的“云朵”朝西南方缓缓飘动,连成一片,恍惚一座“空中之城”。
对于第一次来到鞍山的人来说,眼前的景观颇为壮观,工业时代的黄金岁月仿佛就在昨天。
鞍山于1937年建市,是一座因钢铁而兴的城市。鞍钢的前身最早可追溯到1909年。当时,日本从俄国手中夺走南满铁路后,开始秘密探矿,先后在鞍山地区发现了十余座铁矿山,于是在此开矿建厂,冶炼钢铁。据《鞍钢史》记载,1943年,日本人在鞍山设立的昭和制钢所年产钢84.3万吨、生铁130万吨,而当时中国这两项产量分别为92.2万吨和180.1万吨。
1948年,东北全境解放。同年,破坏严重的鞍山钢铁厂开始修复,到1949年基本恢复生产。1952年,中央作出了“集中全国力量,首先建设鞍钢”的决定。1953年,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中心的“一五计划”开始实施。期间,围绕鞍钢的改建扩建重点工程37项,占同期全国重点项目总数的近四分之一。
1958年,辽宁的生产总值一度排到全国第一。六十多年过去,如今东三省的经济体量在全国占比已明显下降。2019年,辽宁省生产总值在全国占比为2.51%,2020年为2.47%。从世界范围来看,东北经济的下滑并非个案,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美国的“铁锈带”。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博士后李家驹认为,一个区域的繁荣与衰落取决于域内经济与社会之间能否形成正向互动,并顺应外部宏观经济的发展趋势。
3月5日这天,正值全国两会开幕,“十四五”规划开局,李克强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十四五”时期,要“推动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
3月初的鞍山依然寒冷,回晓明驾车行驶在铁东区。北风凛冽,车前的路面卷起烟雾般的霜花。在广州多年,回晓明的普通话已听不出东北口音,但他说乡音写在骨子里,只要跟本地人说话,鞍山调儿一秒就能回来。
从双山路左转上建国大道,路西是鞍钢厂区,路东为一大片低矮的职工家属楼,都只有四到六层,大多建于上世纪70到90年代。穿过五一立交桥,沿建国大道继续往前,左前方有一栋外墙老旧的大楼。在回晓明的印象中,那里曾是鞍山最高的建筑。这栋28层建筑的顶层立着四个已经褪色的红色字牌——“寰球酒店”,楼顶上还有一个环形的旋转餐厅,于1995年正式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