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姨”王琳：独立是我的常态

作为上海女人，王琳习惯把日子掰开揉碎了过。做事要体面，生活要精致，日子不能含糊，更不能轻慢。家中客厅里暗色调的紫色绒皮沙发得搭配明黄色的抱枕，压住墙壁上的大幅牡丹图。饭厅一幅白玉兰壁画，下面配着深棕色饭桌和黑色椅子才算和谐。录制出国旅游的综艺节目，别的嘉宾都走了，她还在小摊前流连，想着把十几个不同的碗碟买回去，客人来了可以放蘸酱。

有了儿子后她学会了做菜，做得也考究。一次给朋友做上海大馄饨，馅儿要用肥肉多一些的五花肉，去皮后不能绞，要切小丁，来回剁三到四次，葱姜打汁倒进去。荠菜在锅里焯一下，挤了切碎。和在一起，再加上一点点榨菜吊鲜。一步省不得。

她一度钟爱旗袍，在香港做过手绣布料缝制的一套。她身材好，脸也小。柳叶眉，杏仁眼，樱桃小口一点点。旗袍一穿，头发一盘，眉眼一抬，上海女人的味道就出来了。

王琳初涉表演时，认识了恩师、演员顾孟华。顾孟华高雅、庄重，讲起话来不卑不亢，语调细声细气。头发一丝不乱，鞋子一尘不染。顾孟华的儿子、导演胡雪桦称，现在的王琳越来越像母亲了。现在的王琳也一身高雅、庄重，短发撇向一边，柔顺光亮。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字句铿锵。她身子裹在大衣里，看着瘦小，声调一出来，高而不尖，说得慢，但总让人挪不动耳，听得出是经历过风浪的女人。

她生在上海的一个普通家庭，父母工作忙，姐弟由姨婆带大，父母工资要供给她与弟弟的成长花销。打小她就想赶快赚钱，补贴家用。高二那年，她参与斯皮尔伯格《太阳帝国》的群演拍摄。拍了三天，她拿到工资33块。当时母亲工资一个月39块。演戏成为她眼中能挣钱的行业。

考取上戏后，她获得公派莫斯科留学的机会，只身赴俄。一年半里，她经历了异国求学、苏联解体与惊惶归国。其间经历远超同龄人。回国后，老师说她“眼中有了浑浊”，无法再演青春的角色。她在归国后的首部电视剧《情满珠江》中饰演女二号张越美——一个逃港青年，后来响应号召，成为了建设祖国的女强人。她从张越美的17岁演到49岁，有了名气。到2000年《情深深雨蒙蒙》，她饰演雪姨，为更多人所熟知。

她的演艺生涯一度在婚姻与拍戏中摇摆。《情满珠江》之后，她与一名香港商人结婚，停止拍戏两年。又因无法割舍对戏剧的热爱重回影视行业，在两地分居与持续奔波中结束了第一段婚姻。《情深深雨蒙蒙》之后，她再次拥有家庭，这次婚姻在2010年画上句号。她带着儿子打拼，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

王琳从来不是没了爱就活不成的女子。十年前，她几乎每个月都在横店，拼了命地拍戏、挣钱、带孩子，身体早早透支，前几年大病一场，现在还在每天喝中药调理。

十年后，儿子渐渐长大，她终于有了不那么拼的资格。今年，51岁的王琳再一次寻找爱情，这次爱情发生的场景从日常生活搬到了综艺节目。她参加《怦然再心动》，在里面相亲、约会。过去，她曾享受与另一半相互依赖、支撑的安定。节目中，她称这些年从未放弃过对爱情的追求与期许，依然希望有人相伴到老。

聊完道别，她裹在大衣里，一手抱住肩膀，一手向我挥动。她立在小区大门堂皇热烈的灯里，娇小的身子映照出雍容。春分时节的上海下起绵长的雨，濛濛烟雨中，她的手似随风摆动，连身子都摇曳起来。她向往过成为小女人，却在生活的摸爬滚打中把自己锻炼成了真正独立的人。

以下为王琳的口述：

莫斯科没有电池

飞去苏联的飞机上，我旁边坐着一个捷克人。他见我带着一个随身听，问我：“你带着东西有什么用？电池用完了怎么办？”我说：“电池用完了我买啊。”他说：“莫斯科没有电池。你去了就知道了。”我不信。

到了莫斯科，我惊呆了。到店里去问，有面包吗？没有。有牛奶吗？没有。有黄油吗？没有。有奶酪吗？没有。你们有什么？什么都没有。那时候是戈尔巴乔夫时期，分裂前夕，物资极度匮乏。我去了一家很小的店，那里在卖俄罗斯的小众香水，很便宜。我买了一瓶，觉得我买了纪念品了，到此一游了，我可以走了。

去苏联之前，我对它一无所知，只进行了一次出国培训。我唯一记得的是老师说在那边不用穿秋裤，因为房间里面暖气太热了。我就真的没带厚秋裤过去。

我是国家公派去的，那时全国50所高校，每所选一个学生，跟苏联的50所高校交换。90年代，我一个家里没有任何背景的女大学生能依靠自己的能力被公派留学，是一种荣耀。那个名单我都还留着，上面有国家教委的章。按计划一共去六年，一年学语言，五年专业学习。

我在那儿待了一年半，身边都是苏联人，开始在莫斯科音乐学院读预科，后来到莫斯科国立电影学院读电影。整个电影学院只有三四个中国人，我们年级我们专业就我一个。跟他们相处久了，我发现俄罗斯人几乎都不会笑。他们面部表情一直很凝重。在街上走着，迎面走来的是不是俄罗斯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我去克里姆林宫、夏宫看画，从建筑就开始沉重，门很大、很厚，要很大力气才能推开。画呢，每一幅都很沉重。我们的马术课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皇宫外面上课，我们看着皇宫在那儿学马术，这种沉重的感觉也会出现，很奇妙。

我在国内比较少机会接触到真正的音乐会，更没有看过芭蕾舞。到了俄罗斯，音乐学院的同学拉着我去，我说我不去，我一定会睡着的。他们硬拽着我，还嘲笑我：“作为艺术生，你怎么能不懂音乐呢？”

他们带我去了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的一个大厅，一进去我就被震撼了。那个厅很大，台上有各种古典乐器，有很大的竖琴，很美。在场的男女老少都穿着最漂亮的衣服，十分隆重。音乐开始，大家鸦雀无声。我一下就进去了，血液在沸腾，感触难以言表。

我去看芭蕾，看了麦克白、天鹅湖、吉赛尔、罗密欧与朱丽叶。去参观他们的雕塑，手指是活的，眼睛在动，栩栩如生。大幕拉开，他们民族的厚重、痛苦、高傲贯穿其中，天堂近在咫尺。我不由自主跟着音乐高兴、愤怒、悲伤。心中暗暗祈祷，这一切千万不要结束，我害怕从这天堂又掉回凡间。音乐结束了，演出结束了，参观结束了，我穿着大衣走到大街上，觉得被送回来了，回到真正的世界里，怎么世界还是这样，一点没有改变？我很迷恋这种进入天堂的感觉。

跟他们聊天，问他们为什么都这么沉重。他们告诉我，我们民族永远站在悬崖边缘，很恐慌、很痛苦、很贫穷，但骨子里有一股傲气。他们觉得自己是沙皇的后代，曾经很辉煌，血液高贵，头颅高昂。

在音乐学院的时候，还有些中国同学陪我一块吃饭。到了莫斯科国立电影学院，就我一个中国人，日子孤独了很多。我从小就是个自立的人，在家里我有一个愿望：家人生活不好，我要挣钱，改变这种现状。所以我很早就去拍戏，我第一个戏是17岁那年在斯皮尔伯格的电影里演一个群演。我在那儿跑了三天，拿了33块钱。那时候我妈一个月工资才39块钱。我觉得我能挣钱了。我要继续赚钱，给父母一个好的生活环境，要带弟弟。我早早有了一颗独立的心，但家人还在身边，我还是有个家。当到了莫斯科，我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我不懂俄语，看不懂，听不懂，是聋子也是瞎子。我都不敢走出宿舍，因为迷路了我回不去。我才意识到我没有真正的独立。

那段时间我做梦都在说俄语。一次梦见我回上海了，还去上戏。我特别开心，但就觉得很怪，怎么我的家人、我的同学都在说俄语？眼睛一睁开，原来是我室友回来了，她在跟她男友聊天。

有个冬天，我放学回宿舍，路上看到有家店门口有很多人排队。一看到有人排队说明这里有东西卖，你不用想别的，赶紧排就是了。说不定能买到蛋糕，买到水果，买到冰淇淋。

那天我果然买到了水果和牛奶，我左手拎着牛奶，右手拿着水果，背着双肩包往回走。大雪漫天，地上眼里都白茫茫一片，我踩在积雪上，甚至能感受到雪里面包裹着硬硬的冰。我往前走，鹅毛大雪扑面而来，但我提着东西，没法擦。那时候我突然对自己说：你长大了。你要独自面对所有了。

莫斯科的表演教学有种冷幽默。老师上课会演一种愚蠢的动物，表演拿着竹竿穿过大门。他横着拿、竖着拿，怎么都出不去，最后才想到可以顺着穿过去。这里面有个喜感。

给我们上课的都是那边的功勋演员，他们有很丰富的经验，表演起来十分生动。我看了就知道，哦，原来表演是这样的。

那段日子社会非常动荡，物价飞涨。我刚去的时候一美金换八卢币，离开的时候一美金能换三千多卢币。老师们要挣钱，都在外面演出，没空上课。我学不了东西，也没法拍戏，都不知道在干什么。我觉得待不下去了，我得回来了。我写了大拇指厚的退学申请，详细讲述我离开的理由，希望它说服学校领导，也说服我自己。因为我是带着荣誉来的，国家花了资源培养，希望学成后成为栋梁之才。如果这么走了很可惜，现在回过头看，也有点不负责任。

终于，在又一个大雪纷飞的莫斯科冬天，我离开了。回来之后，我留级一年才毕业。1999年，我回过一次莫斯科，正好赶上莫斯科电影节。我好多同学都回到了莫斯科，我们聊起以前的生活，聊到学校的那些日子，听他们聊着，我想如果我再坚持一下，是不是也就过来了？觉得蛮留恋的，是不是不应该走？但是又觉得，该走哪条路可能早就安排好了，如果不回来，也许我也会有遗憾。人生就一直处在矛盾的状态。

回来的时候我在飞机上写了一篇日记：7月27日，那是一个大晴天。明知已经踏上归途，思绪却无法从短暂的相遇中挣脱……飞机载着我远离那方土地，我看到另一个我站在那里，向我挥手告别，道别离、道珍重。生命路漫长，何必为短暂的分离而忧伤？飞机载我远离那个无数梦回的地方，我的身体伸出无数触角伸向远方。越来越多，越来越长。我用生命拥抱这个地方，紧紧拥在怀里，让它感受到我的心跳，无论我在天涯海角。

我都敲了20年门了

我从莫斯科回来以后，以前认识的珠影厂导演王进正好要拍《大潮》——后来改名叫《情满珠江》，他找我演里面的女二号张越美。这是我第一部大戏，之前都没演过什么真正的角色。幸好有巍子带我和左翎，他是宁夏话剧院的，很资深。我们40集的戏拍了7个月，对我来说是一次宝贵的实践经验。一开始有场逃跑的戏，导演一说开始我们就得跑。我一跑左翎就啪一下把我手拽住，说你过来你过来，你都出画啦！我才发现我跑出镜头很远了。7个月下来太熟了，知道落泪了该看哪儿，情绪到了该盯哪儿，近景中景远景都怎么演。

《情满珠江》开播时，收视率很好。每天晚上我听到各个窗口传来主题曲的音乐，就知道大家都在看我了。演完我算有名气了，也有很多戏拍。那时候很多剧组都不正规，很像草台班子，我演的很多戏也没有播出。我就觉得这样下去拍不出好作品，正好遇到了我的先生，就嫁去香港。

刚嫁过去，我过着全职太太的生活，每天逛街、买东西，一个月不到就厌倦了。香港街头经常有剧组在拍戏，我就凑上去看，有时候会被剧组轰走。我就想：我也曾经是在聚光灯下的演员，而不是围观的人。我就跟家里商量，能不能一年让我拍一部戏。后来越拍越多，我们的生活也受到了影响，我的第一段婚姻结束了。

在这期间我遇到了“雪姨”。演这么一个跋扈的角色挺难的。天天骂人，睁开眼睛就骂，一直骂到闭上眼睛，体力消耗太大了。而且对记忆也有要求，各种各样骂人的话得张嘴就来。我们拍了五六个月，拍到最后我张嘴就骂人，生命中每一个细胞都会骂人。你看我那场敲门的戏（傅文佩开门啊，别躲在里面不出声），演得很顺畅。那是临近尾声时拍的，雪姨的感觉我已经非常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