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潇：“那件事情”终于落在你肩头

这是一个当代年轻人寻找坐标的故事。因为想看看沅江到底有多绿，杨潇以徒步为主，重走三千里联大西迁路，用行动包抄自己，让偶然性接管生活，最终校准了自己的坐标。

只有开始行走，才知道自己能走多远。

尚能走否？

这辆SUV出了点问题，一旦启动，就会自动播放电台节目，无法关闭也无法切换。正在播放的是一个音乐频道，先介绍了“本周新综艺”《盖世英雄》，又推荐了“本周新歌”《黑名单》，都是2016年9月的事儿，但此刻是2021年3月4日。

我们在贵州境内，正要从镇远去往施秉。此行目的是随作家杨潇重返西南联大西迁路。过去三年里，杨潇徒步重走西迁路，打捞史料，密集采访，著成四十余万字的非虚构作品《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临近出版，一个纪录片团队计划随杨潇重返书中的一些地点，我也混入其中。说来惭愧，这一程我们或是自驾，或是搭高铁，很少步行，全赖杨潇讲述，补足对联大西迁路的想象。

这辆SUV穿越时空的问题一时是无法解决了，有人提议，不如就当现在是2016年，说说当时正在做什么吧。

“2016年，我还没辞职。”杨潇起头道。

杨潇做了十年记者。同行们不吝于夸赞他出色，许知远称他是“中国这一代最好的记者”。

杨潇有三年没做记者。他转投时尚杂志担任副主编，随后又成为视频访谈节目的制片人，忙得像一只陀螺，停止了一千五百字的写作，聚餐只能约在公司楼下，穿过红绿灯时总在接电话。“好像多线程忙碌是进入新世界的门票——混合了真挚、自恋、自我感动的全民创业（或者以创业的劲儿打工）热潮自有其引力。”他后来写道。

这种生活他厌烦了。2016年下旬辞职后，他获得了不用每天一睁眼就回复微信群的自由。但自由了不过一个月，他感到失去了生活的坐标。“职业生活自有其势能，帮你校准方向（且不论好坏），确认步履，再摒弃犹疑，当你摆脱这一切（也不论好坏）时，就难免进入某种失重状态。”他说。

他不惮于形容那是一段精神困顿的时期：被不大不小的茫然笼罩着。他四处飘荡，寻找写作题材无果。有过两个写作计划，一个缺少内心关照，无法推进;一个是自己曾以为的母题。他是矿区子弟，想写矿区故事，也不顺利，近乡情怯的同时，他意识到，或许自己已经在精神上离开了家乡。

另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是“尚能走否”。他热爱走路，多年记者生涯，他依靠下楼暴走寻找写作灵感，身体放松，头脑清明。“你以为写作靠脑子就行么？很大一部分要靠体力的，体力好一天能写六个小时，体力不好一天只能写两个小时。”杨潇说。

人近四十，身体的变化越来越清晰，他迫切需要一次长时间行走—— 一把挑战自我的尺子——来找回方向感和掌控感。

偶然性在此时接管生活。2018年初，正巧电影《无问西东》上映;正巧杨潇读了两本与抗战有关的书;正巧他翻开了《联大长征》，被一位河北学生在沅水旁发出的天问撩动心弦——“水为什么会这样绿呢？”更巧的是，他被联大学生日记里所描写的失重状态所吸引：他们离开了平津，离开了课堂，投身于一段未知的旅程。

2018年春天，杨潇开始重走西南联大西迁路。他后来意识到，为什么联大师生一路描写了那么多风景，这一路风景为什么那么吸引他。

“去我所知最好的学校”

旅程从长沙开始。我们先去韭菜园路一号，那里曾被租用为长沙临时大学校址，现为湖南省政府机关二院。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拉开，8月，日军进入北平，国民政府启动高校内迁计划，临时大学第一区设在湖南长沙，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为核心，这是西南联大的前身。

沿韭菜园路北上，西拐入中山路，尽头是湘江。1938年2月中旬，长沙临时大学开始往云南昆明搬迁，一拨走海路，一拨走陆路。后者是三百多名体检合格的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从湘江码头搭船至益阳，开始三千里的西南徒步。

我们是驾车离开长沙的。即将出城时，杨潇说起，在临大师生离开长沙一个月后，27架敌机空袭岳麓山下的湖南大学。此后，长沙经历多次空袭，到了10月，这座城市已经没有了高射炮防御，成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11月，湖南北大门岳阳沦陷，在惊慌失措与错误情报中，焦土政策提前启动，大火烧了长沙五天五夜，摧毁了这座古城绝大部分建筑，上千人葬身火海，两千年文脉中断。曾经的临大男生宿舍被改作伤兵医院，一些无法逃离大火的重伤员绝望地把枪放倒，用脚扣动扳机，结束自己的生命;中山路靠江边的粮仓，烧了10天还在冒烟——头一年湖南粮食大丰收，全省粮食产量达到战前最好水平。

话毕，车内沉默了一会儿。无人说话，杨潇用手机连上车载蓝牙，给我们放他写书过程中听得最多的歌曲：《It's a long way to联合大学》（《迢迢长路到联合大学》）。这是旅行团进入昆明城时唱的歌曲，由赵元任根据英国一战军歌《It's a long way to Tipperary》改编。重走的第一天，杨潇在长沙采访了赵元任的女儿赵新那。那天，95岁的赵新那坐在轮椅上哼唱了这首歌：

“It's a long way to 联合大学，To the finest school I know.”

“To the finest school I know（去我所知最好的学校）”被用作《重走》一书的英文名。“我很喜欢这个名字，饱含情感，有明显的价值判断，去我所知最好的学校。School这个词不仅仅是具象的学校，也有抽象的意思，一个学派，一个小小的共同体，”杨潇说。

School

杨潇有过一个小小的共同体。十年前，他与九位同事在大理租了一个小院子，三层楼，两人一间房。大理山好水好人又少，大家结伴来此游玩或是写稿。

租房是杨潇的主意，由当时正在云南采访的林珊珊操办。那时大家都不太忙，生活带着少年气的不稳。杂志社年会结束后，十个年轻记者聚在大理，一同去买桌布、床单等日用品。“我们当时拍了一张照片，杨潇捧着一个巨大的脸盆。我们就说用他那个脸盆来洗脚，他还生气了。”林珊珊想起这个笑了。

大理四季如春，年轻人聚在顶楼露台晒太阳、聊天，他们自觉是围绕杂志社形成的精神共同体。“那是一本真正有人文气质的刊物，多数记者和编辑也是书生意气的，关心智识生活，喜欢写作，而且写得好的人真的挺多的，大家对这个杂志认同感非常非常强。”杨潇说。

像是一段永不结束的青春期。他们发自内心地认为记者将是一辈子的职业，将长久供职于这家杂志社，未来将有无限的选题可以写，只要写下去，社会就会越来越好。

2013年，杨潇在哈佛求学一年。他从一位阿富汗同学那儿知道：越来越好不是社会的必然。“那同学原来是典型的喀布尔中产阶级家庭，在他11岁那年，喀布尔一夜之间被塔利班占领，国家就崩溃了，他们一夜之间就从中上阶层掉落为贱民。我听他们讲故事，第一次意识到国家是可以倒退和崩溃的，这对我是一个警醒。”

形势比人强。那个写得好本身就是价值、只要写下去社会就会改变的光荣时代，是因为中国正在改变，而年轻记者们正在写。一个关于成功学的比喻是这样的：人都到达了50楼，有人说是因为自己做俯卧撑，有人称得益于自己做仰卧起坐，但事实上，他们都在经济腾飞的电梯里。

“我们在经济高速成长的周期中，有很多机会，被时代推着走。”

杨潇读联大经济系教授陈岱孙的回忆录，陈岱孙写道，敌军侵占清华园，他留在清华的所有重要资料都化为灰烬，从此逐渐有了现实之感，青年时代结束了，此刻浮现的是人到中年的觉悟。

“我读的时候就在想，我们出生于1978—1985年这一代人，到底什么时候青年时代终结。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青春期，生活在一个不自知的假定里面：一切会更好。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和周围朋友都处在长期飘浮的状态里面，永无休止的各种各样的文艺活动——旅行、观影、清谈和漫无目的的阅读——现在看来是我们恰巧赶上一个时期的上升曲线。”

不到三年，十个年轻记者中有九位先后离开了杂志社，甚至离开了这个行业。

神交的朋友们

我向杨潇转达了一位老同事对他的关心，叹他一人孤独重走三千里，真是不易。

“这是一种典型的误解，我会反过来问：为什么觉得一个人走路就会孤单呢？一个人旅行多自由自在，我没有感到孤单过。”杨潇回答。

这一路，他不仅有偶遇的惊喜，还有一些“神交”的朋友，比如清华的杨式德、北大的余道南、南开的刘兆吉，还有李霖灿、沈从文、徐霞客等等。“从长沙往后，每到一地，我都不时要借用他们的眼睛来看看现实的世界，或者拿自己的困惑去对标他们的烦恼。”

“神交”这个词来源于李霖灿。在湘黔滇旅行团出发十个月后，李霖灿所在的国立艺专也将从贵阳迁至昆明。为了多画一点速写，李霖灿打算徒步前往。

黔滇道上，李霖灿“最好的一位无言的朋友”是徐霞客。“在行进中，吃茶休息的时候翻看两页，便觉得很是个味。到安顺的当天晚上，又知道他也曾走过头铺，更觉得彼此亲切得很”，李霖灿在自己的系列文章《黔滇道上》中写道。

三百多年前，51岁的徐霞客从老家江苏出发，历时四年，途经浙江、江西、湖南、广西、贵州，最后到达云南。在云南两年，北过鸡足山到丽江，西过大理至腾冲。这是他人生最后一次也最悠长的远游，后世称为“万里遐征”。

由黔入滇的路上，杨潇读《黔滇道上》，也读《徐霞客游记》。行至普安，杨潇在《徐霞客游记》中读到：“忽见一洞悬北崖之下，其门南向而甚高……深仅数寸，而阔约二丈……征洞名于土人，对曰：观音洞。”

读罢，他抬头忽见公路右侧几十米外有一崖壁，下方有七八人聚集，好似有个洞口。“我加快脚步走到通往崖壁的小路路口，那里立着一块牌子：观音洞。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冥冥中某种东西把我带到这儿，又让我分毫不差地在这儿读到这段。”

历史在地理空间交叠又复现。李霖灿读徐霞客，杨潇也读徐霞客，他们在不同的时空，走在同一条路上，有各自和共同神交的朋友。这事儿对杨潇来说，“特别好”。

深深地领受

杨潇与李霖灿确有神交之处。李霖灿自称他平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玉龙观雪，一是故宫看画，“足堪告慰的是，入两座宝山都没有空手而归。”玉龙观雪的起由，是李霖灿在沈从文家被一本有玉龙雪山和象形文字的洋装书吸引，想起甲骨学家董作宾曾同他说，研究殷墟几万片甲骨的书呆子工作，很有趣，而玉龙雪山那里么些族的象形文字亦可研究。而后，李霖灿在玉龙雪山流连四年，编出了《么些象形文字字典》。

故宫看画，则是李霖灿用“德国人找网球”的方法，一格一格地在山水巨轴《溪山行旅图》中，找到了历代都无解的藏匿名款：范宽。此法是李霖灿从考古学家李济那儿听来，说德国人把草地画成纵横方格，依照上下左右，一格一格找网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