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城市规划的重点首先是人类的生存”

2021年1月，经过选举投票，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杨威当选2021年皇家规划学会主席，是该学会107年历史上首位非白人主席，也是世界上第一位国际规划专业学会的华人主席。

英国是世界现代城市规划行业的发源地，皇家规划学会是代表英国规划专业人士的皇家特许专业机构，也是世界上最早成立的专业规划学会。目前，该机构两万六千多名会员分布在八十多个国家，在业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杨威1974年生于北京，在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长大，经历了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初期。读大学时因对“城市规划”产生兴趣，选择了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城市建筑系规划专业攻读本科。毕业后到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攻读硕士、博士。

读博士期间，杨威对研究人性化公共空间很感兴趣，曾去研究罗马的广场和喷泉。她在罗马的街道中穿梭，发现市民、游客随时用以解渴的喷泉皆出自大师之手。意大利城市被规划人士视为欧洲城市的楷模，她深以为然。这坚定了她对城市规划的认知：一定要对人的尺度有清晰的理解。“意大利人在设计罗马时，本身就是城市的一员，他们将自己的生活和文化有机地融入了城市的建设。”

博士毕业后，杨威成为一名城市规划师，工作重心在欧洲。2011年后，杨威借鉴中医和谐平衡的系统理论，创建了21世纪田园城市空间规划方法。这一成果获得英国2014年沃福森经济学奖决赛奖——世界上仅次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奖项。2017年，43岁的杨威被授予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

作为一名规划师，杨威一直致力于探寻人与城市的关系。每到一个城市，她一定会去逛逛那里的菜市场，看看当地人的样子、当地的蔬菜水果，了解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人、社会、自然在那里融合，生活也变得柔软。

杨威是英国田园城市规划先驱霍华德爵士的忠实拥趸。在多次采访中，谈到城市规划，她都会不由自主谈到霍华德的的观点。她在此基础上发展了21世纪田园城市理念的核心：城市规划专业的根本目的，是创造一个让人、社会、自然和谐共生的平衡体系。

人：人民周刊 杨：杨威

城市规划要打破阶层固化

人：在疫情尚未结束的情况下，城市规划应该做出怎样的调整来适应新的生存环境？

杨：这次新冠疫情全球有90%的新冠患者出现在城市居民中，暴露了很多问题，比如社会的结构性不平等、食物供应、漫长的工作通勤、绿地缺乏等等。

我觉得未来城市规划的重点，首先是人类的生存——人类和自然如何共生？之后是人类的健康幸福。很多人可能认为金钱是一个人追求的主要目标，金钱和地位会给人带来幸福，但是哈佛大学一项长达75年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良好的社会关系是决定人健康幸福的最重要因素。

其次是社会平等和空间平等。我们经常说社会的平等性可能更关注的是在物质分配上的平等性，但空间的平等性也很重要，我们生活在什么品质的空间对健康和幸福有直接影响。

人：为什么绿地缺乏的问题会在疫情中暴露？

杨：疫情期间，大家出行主要依靠步行。虽然居家隔离，但英国允许居民每天出门锻炼一次，时间是一小时。住宅旁边有绿地，休闲的品质就高很多。如果住在周边没有绿地的高密度建设空间，人的身心健康受到的负面影响会更大。人接触自然对于精神有巨大的疗愈作用。以前可以坐公共交通或者开车去远一点的公园，但是如果依赖步行，步行10到15分钟可达的设施就变得特别重要，这时候就凸显出了空间平等性的重要。

人：我们有一个定量的调研，还是说我们感受到了大家的意见？

杨：有一个定量的调研，英国国家统计局在疫情期间还专门发表了一项研究，关于不同族裔拥有私家花园的比例，少数族裔拥有私家花园的比例明显偏少。

人：这个是在英国比较明显，还是整个欧洲都挺明显？

杨：在欧洲挺明显。像美国也有这样的问题。中产阶级富人可能住在独立的房子里，纽约的一些贫民区绿地就少一点。

社会的不平等性确实在这次疫情中很凸显。属于底层的少数族裔，他们的感染率要比中产阶级等高很多。很大程度是他们的生活环境造成的。

人：改变他们的生活环境能通过城市规划实现吗？

杨：城市规划是一个抓手，但城市规划也需要有社会的各种经济政策的辅助。

城市规划可以通过城市更新、城市建设新区的手段，在规划中注重社区的融合，特别是可负担性——很多地区的住宅太昂贵了，如何让低收入的阶层和从事一些重要社会基本工作的人群能够负担起这些住宅，让大家有更好的融合。

我说的空间平等，很重要的一点是：无论什么社会阶层，都有享有基本空间需求的权利，这是作为人的需求。比如人对新鲜空气、光照、绿地的需求，对生活和活动空间的需求，这些都需要考虑平等性。

人：在城市规划中应该特别避免社会阶层的划分？

杨：很多城市规划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像英国二战之后，由于城市受到战争的巨大破坏，所以建设了很多城市新区或住宅区，建设速度很快、有的地方节点建设密度很高，主要是让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底层的人赶紧有地方住，但品质不是很好。而且把相对处在社会底层的人集中到一起，会造成很大的社会问题。

所以现在英国有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当比较底层的人生活在一起，青少年会缺少身边的榜样。这里会生成一种怪圈，他们生活的周边有一些犯罪团伙、贩毒集团，想做一个好人都很难，他们会纠缠你，也会有很多暴力问题，甚至很多犯罪问题。如何打破阶层固化，是城市规划最重要的一个课题。

城市规划和政府的政策有很大的联系，要有政府政策、资金的支持。城市规划提供的是空间落实，在空间上对这些社会资源进行一个最优良配置，来实现政府政策的可落地性。

人：会不会导致城市规划比较被动？

杨：城市规划是政府政策的一个体现，政策要落实到城市规划中。城市规划是一个独立的行业，但是肯定受到很大的影响和制约。从一座城市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好的规划师可以作为市长很好的critical friend（诤友），提供具有建设性的咨询和建议。

大城市为什么会堵车

人：为什么说意大利的城市规划是欧洲城市的楷模？

杨：意大利有文艺复兴和古罗马时期的建设。意大利的城市非常人性化，整个城市的空间能让人感觉到平等性。在住宅里有很高的私密性，走到公共空间就有被城市欢迎的感觉。是人性化、人文和生活艺术的高度融合。

在设计城市空间时，意大利人对人的尺度有非常清晰的理解，人有自己的行为模式，比如说五分钟只能走400米。人对空间的感受直接影响在城市中的体验。只有对这个尺度有清晰的了解，才能把这个空间设计好。不是有了很大的绿地，城市就一定舒服。有时候绿地过大，空间缺少私密性会感到不安全。

建筑与建筑之间的街巷空间也影响人对城市的感受。欧洲古老的城市里，街巷空间是城市特别重要的开放空间的一部分，城市开放空间不仅是广场空间和绿地空间。我一直认为街巷空间是我们最重要的一种公共开放空间。因为人们没时间每天去公园或广场，但每天都会走过家前面的街巷，街巷的活跃性、舒适性、安全性对每个人的感受特别重要。

人：现在城市发展的种种问题，是因为我们对人的把握没有那么精准？

杨：没错。特别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汽车成为非常普及的交通工具后，很多城市错误地把汽车作为城市设计的一个主导对象，认为以后大家都开车就可以，而根本地忽视了人的需求。很多城市最大的错误是把交通或者汽车的出行当成城市规划的主要方向。

交通规划就成了一个在城市中比较具有发言权的行业。他们关注的是交通流量、交通速度和交通安全。最大的愿望可能是路越直越宽越好，和人的冲突点越少越好，这样才能保证城市交通的运行速度。但这个时候城市被割裂了，因为一个城市的活力来源于人的活动，如果只考虑某一个方面，就会造成不和谐。

人：所以“要想富先修路”，这个观点已经不适合现代了？

杨：取决于对这句话怎么理解。我认为所谓的“要想富先修路”，指的是可达性。比如说过去一个偏远的县城，只有乡间土路能去，为了让这个地方能发展，先修路是对的，指的是实现这个地方的可达性，这指的是区域性的路，而不是城市内部的路，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人：交通规划在城市规划里有很大的话语权，人们也是通过考虑交通来规划一个城市，既然这样，为什么一些城市还有那么严重的堵车现象？

杨：因为只从车的角度来思考。设计道路时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路越宽越容易造成拥堵。城市是否拥堵和路的长度有关，和人体一样，一定要有很多毛细血管，血脉才能通畅。交通就跟血脉一样，有很多毛细血管才能形成一个活跃的系统。如果只有主要动脉和静脉的话，那肯定会拥堵，路越宽吸引的车越多。

就业和居住应该综合配置，理论上来说最好的是“步行可达社区”。我刚才说此次疫情期间也暴露了通勤问题，大城市中常见的情况是我们居住的地方和工作的地方可能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每天要花很多时间通勤，无论是乘公共交通也好，私家车也好，都花费了很多时间，也造成了不必要的拥堵。

所以解决这个点，首先要减少不必要的出行。工作和居住的地方一定要近。相关的医疗、教育配置也都在一个社区。路网要实现合理的密度，而不是仅靠几条特别宽的大路联系。

人：在我们受到的教育中，认为以功能规划城市是一个普遍的观念。但是按照你现在说的以社区为单位，感觉跟当时我们接受的观念有一定矛盾，是观念经过了革新吗？

杨：我一直研究、实践和推广的是“21世纪田园城市”，田园城市是现代城市规划的奠基。霍华德提出“田园城市”理念时，就是社区的概念，步行可达的社区，里面有居住和就业功能。我觉得中国很大程度上受到苏联的影响，苏联很多城市关注的是工业发展，所以提出了用不同的功能区划，这个是居住区、那个是工业区，这个已经被证明是过时的规划方法。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思路需要调整，城市一定要关注人的尺度，特别是它的综合性。比如说现在中国的国土空间规划改革，提出贯彻15分钟步行圈。最先是2016年上海就发布了15分钟步行圈的设计导则，现在中国各级城市也在进行规划思想的转变。

中国有很多智慧还没有完善地传承到城市规划中

人：你觉得中国的城市规划有什么需要提高的地方？

杨：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迅速，大家对先进理念的学习和自我检讨也非常深入。中国的乡村和中小城市本应是中国文化最好的反映，可以让艺术和技术得到更好的融合。但中国有很多传统智慧还没有完善地传承到现在的城市规划中。我们有时候把城市建设看成一个硬质空间的建设，而非作为一个系统来思考。为什么老说有很多地方千城一面呢？因为它把自己原来最好的东西丢了。

人：在你的切身感受中，欧美和中国的城市规划相比，有什么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