蛙池乐队:我不拒绝踏进这条河流
作者: 卢琳绵蛙池虽然诞生在东莞、观察东莞、写东莞女工“出道”,但唱得更多的是当代年轻人的故事,既纾解自身的苦闷,又给年轻人的迷茫找到一个出口,“持续在娱乐大潮中鸣出‘刺耳’的蛙叫”。
初夏,蛙池在珠海参与录制乐队类综艺《草莓星球来的人》,我跟访了这支年轻的乐队四天三夜,他们排练、点滑蛋饭、喝咸柠七,排练、吃泡面、睡觉,很枯燥也很规律,更像大学社团——他们上台前有个小习惯,四个人拳头对拳头碰一下,仿佛要去打一场球赛,同仇敌忾似的。写歌时往往有一个环节,大家围坐在一起交换“秘密”,彼此激发。
一练就是六七个小时。出来时天边暗了,热热的海风一刮来,上游马戏团的粪便气味格外浓郁。累了一下午的主唱金依依背着乐器,依旧很有能量,她指着远处棉花糖状的云,跟长隆酒店的城堡塔尖搭配得很,“假装在加州”——开心程度不亚于前一晚穿着一件沙皮狗T恤,蹲在垃圾桶上啃炸鸡。
坏蛋调频主理人王硕跟了他们几期综艺的录制。他发微博说,“他们是我认识的所有乐队里,最有凝聚力的一个,每个人在乐队里都起到了乐器之外的关键作用。”在乐队经纪人健崔看来,这是某一种基于信赖的亲密关系,仿佛是多续了好几年的大学生活,“乐队里每个人都在跟彼此‘恋爱’。”
流水线与孔雀
2018年,贝斯手三丰给依依发了一个demo,“色彩很阴冷很诡异”,一下就让她想起工业区的粗粝、流水线的压抑,“没有任何生活气息,日复一日。”一次采访中,他们回忆起这种“试图在没画斑马线的路口过马路的感觉”,“80迈的大货车一辆接一辆从面前碾过,没有任何空隙和机会,有一种生活扑面而来的阵仗。”鼓手浩仔说,速度可以再快一点,鼓点加快,像是在疾走,“就像那种流水线上的工人,手很快,不停。”
金依依六岁时,父母从湖南来到深圳打工。在龙华工业园区成长的她常常百无聊赖,每日盯着楼下准时路过的工人。
这种第三视角的观察,在她毕业后进入一家大型食品公司时更为逼近。她做市场营销,跟车间工人同住在一个宿舍区。楼对面,工人在阳台的日常于金依依眼前上演,“那些刚洗完头发的、赤膊的、抽烟的、剪指甲的、刷快手的、看抗日剧的男男女女的日常。”她对声音敏感,形容工人们使用手机的习惯为“超级大声”,“外放超大声,对手机那头的人也喊超大声。”金依依和他们在同一栋楼上班,下层是车间,上层是办公区,“宿舍和办公室中间有一条几百米的通道,上下班时段,小白领们就被打散在乌泱乌泱的车间工人中间,往同一个方向行进,两种平行的生活在这个时候有了交点,你鼻子里闻到的是那种浓度很高的人味,看到的是满眼的厂服形状的人。”
工位上整齐划一,人们以工号相称。“喂,245!”2001年,从四川南充来到东莞打工的郑小琼,编号是245号。后来她写下《女工记》:
身体的峭壁崩溃 泥土与碎石/时间的碎片 塞满女性体内汹涌的河流/混乱的潮水不跟随季节涨落 她坐于卡座/流动的制品与时间交错 吞噬……她揉了揉红肿的眼窝 将自己/插在某个流动的制品间。
黑魆魆的人流中,金依依偶然能瞥见一两双高跟鞋,即使进入厂房马上要换成笨重的工作鞋,“就穿一两分钟,她们也会有这个心思。”一次,她遇到一个中年阿姨,穿着鲜红的袜子,张扬闪亮的装扮,旁若无人。“那是她们的孔雀时刻。一种朴素的审美观,都爱美,都花枝招展的”——她被击中,想到在工厂人流中带闪钻的头饰、溢出工服领子的粉色内衬。那些违背秩序、生生地冒出来的、带有人味的精致,让她想写点什么。
松糕鞋 松糕鞋/踩上女人街 女人街/漆皮包 漆皮包/装着充电线 牛轧糖 和女儿送的peppa piggy/遥远的家 麦子黄/短视频里边 卖竹纤维内裤 by balenciaka/为月经初潮的女儿下单/寄北方城市 许昌中学/排队 吃饭 下班卡空隙间/总结庸碌的日常经验/这黄昏总按时来临/狗屎之中打捞星辰/你佩戴着闪亮的项链/像一只盛开的孔雀/行走着 在乌泱的大街/同样的剧情为我们编写——《孔雀》诞生了。“里面有很多我妈妈的影子,例如竹纤维内裤,我妈到现在还很爱给我买内裤。”依依解释,巴黎世家Balenciaga化身盗版Balenciaka,许昌中学来自河南,源自工厂每年都会从河南输入大量工人。“许昌中学”原本是“河南驻马店”,为了给歌词中的“女儿”身份进一步界定,她突发奇想搜到了这座北方城市中的一所中学,唱到这里声线总会“荡”起来,仿佛遥望着与工厂相异的另一重生活。




2016年,金依依大学毕业。找完工作,临入职前空了两三个月,她闲不住,琢磨着去西班牙采访女工拍摄纪录片。许是来自最喜欢的西班牙导演阿莫多瓦的影响,她想知道,在异国热情开放的色调下,女工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是不是没那么压抑,“我超幼稚,当时我也没有任何文化研究的基础,单纯觉得这种对照会很有意思。”
签证办不下来。依依找了个家附近的公益机构了解女工。初次见面,她带负责人去大浪商业中心(地处深圳龙华工业区)。对方震惊,感慨原来工人们聚集在此。她一时觉得讽刺,本来机构办公就在工业区密集的地方,“怎么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呢。”门口来来往往的人,认不出谁是白领、谁是工人,差异被商圈在某种层面上抹平了。
靠别人不妥。她发现从自家门口经过的轮滑队里,一大半是附近的“打工仔”。少男少女沿着华旺路成群结队地刷街,尽头是羊台山森林公园与落日,空气里都是荷尔蒙的味道。她跟他们一起学轮滑、吃盒饭,听她们谈恋爱、聊八卦、打架、堕胎的故事……她曾锁定三位“厂妹”,把她们想象为某种资源不公的受害者,需要被拯救被启蒙,但现实并非如此。“当时给我冲击很大,生活得很真切,她们比我酷多了,敢爱敢恨,有自己的一套逻辑。”
再没有俯视的角度。在工业区生活两年后,她意识到,一厢情愿地对照是傲慢的,“我只是想要看到这种冲击,这种强行制造的冲突,她们被呈现、观看。其实对女工来说,她们也看不懂。”就跟她当时勉强能看懂公益机构的推文一样,“其实他们写的那些,初高中文凭的人真的看得懂吗,这太割裂了,甚至是自我感动。”
“我们之间唯一的区别,可能就是生产所需要的工具不一样,女工们用自己的双手在流水线上日复一日劳作,我的工具就是电脑键盘和显示器。”透过对生产线的观望,她发现彼此同样得对抗不可逆的时间和身体的衰弱。往后,她在《孔雀》的demo介绍中认真地写下,“流水线上流转着的岁月,丰满有时,干瘪有时。她们,我们,在平行的生活轨迹里,各自加总庸常的情节与情节,搭建出人生。”听众中有人在地铁里听到那首《孔雀》后评价,“首都社畜和东莞女工本就血脉相通,不是吗?”
“他们都是我的景色”
2015年,浩仔高中毕业。他在东莞虎门四处打散工,去沙拉店也去茶餐厅,偶尔在培训班当助教。妈妈觉得还是得有一份正式的工作,拜托人让他去厂子里做设计。微商兴起,工厂在做女士内裤,浩仔每天上午量产上百张图,准时发给代理,再发朋友圈。这对他来说轻而易举,上网站下模板,改一下信息。
日子无聊,下午他就摸鱼看漫画,“不能翘班,工厂是打卡的”,他摇摇头。唯一的乐趣是一个人骑死飞(Fixed Gear,一种没有单向自由轮的自行车,车轮与脚踏板永远处于联动状态)。他特别喜欢周末骑车过虎门镇远大桥。傍晚堵车,“我是动的,车是静的,他们都是我的景色。”骑到大桥最高的拱点时,太阳也要下去了,他前后望望,“都是车,一瞬间就很想冲下去,一辆辆越过他们。”车常被他放在房间窗台上,睡觉只隔一米。浩仔珍爱得很,自己组装,一遍遍擦拭。
后面攒了点钱,浩仔想着去大城市看看,去了广州,再坐22小时的火车到北京去。在北京,他会早早地出门转悠,去唱片店。小时候,浩仔家里开的小卖部同时是一个客运大巴售卖点。浩仔爸爸是司机,大巴偶尔会载着他从虎门出发,到深圳、到广州,到一切新奇的地方,带他去吃没见过的麦当劳。他喜欢一切流动的东西,“带有不确定性”,会在乐队排练房画下一整墙的《神奈川冲浪里》,因为海浪的每一个起伏都不同。
父母拼搏换生存,他被送到寄宿学校,沉闷惯了。2012年,三丰与初三的他在琴行相识,看到他打鼓,“瘦瘦的,小小的,不怎么讲话。”
2016年,三丰从英国留学回来。“我发消息,要不要一起玩乐队,他骑个死飞来见我。吓我一跳,一蹿,比我高半个头了。”

在国外学了四年的声音技术制作,三丰回来在广州跟剧组,忙的时候没日没夜地收音录音,闲的时候开车回虎门玩乐器。初期,他们的排练房在一个废弃的别墅里。大厅已经发霉,外面的院子长满杂草和藤条,一楼潮湿,顶楼被白蚁侵占。三丰跟浩仔收拾了二楼的一个小房间,贴上吸音棉,搬来乐器跟沙发,“相当滋润,相当乌托邦。”
吉他手迪生此时正在马路边的培训机构教小朋友,稳定且平淡。某天,他在三丰女朋友的朋友圈看到了别墅里的排练视频,“哇,虎门还有这样的人在玩音乐,还挺懂的”,加入进来。
两个月后,别墅被卖。聊到这,浩仔觉得怅然——那个别墅很大,有一天他还在柜子里翻到一个旧挂历,花花绿绿的山水画,很复古,上面还有两只大老虎,“贼酷”。浩仔把它们裁下来,贴在大门口。次日,房子被夷为平地。
社畜
2017年,他们四人碰到一起,给初露雏形的乐队取名The Great Day for Freedom,那源自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的一首歌。但时间总凑不到一块——三丰在广州;依依还当着管培生;浩仔找了一份更正式的工作,到深圳给一家音乐公司做设计;虎门多是寄宿学校,能拿来排练的周末,往往是迪生教小朋友最忙的时候。
时间不对,名字也不对。浩仔想起别墅排练房外的小池塘。春雷涌动,暴雨过后,蝌蚪一夜间变成青蛙,都往外跳,生命力蓬勃,要不就叫“蛙池”吧。三丰觉得不错,“其实我们四个人就像蝌蚪一样慢慢长大。”
他们搬到了新的排练房,在一个物流中心里,跟其他两支东莞乐队平摊房租,每人每月交两百块。浩仔在墙上画了大幅的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肖像,又从音乐杂志的海报中裁出各种摇滚明星贴在墙上。排练总算有个去处。此时歌攒了一些,正式的录音得等到2020年三四月,“疫情那会大家都在家,不上班,有整段的时间拿来排练和倒腾录音,逼自己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