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路：在人心的峭壁之间划出良港

涟漪

笑容甜美，杀人手法却像蛇蝎般冷血。

内搭灰色条纹背心，还不小心露出红色内衣肩带，似乎期盼红内衣能带来好运，逃过一死。

时至今日，在网上搜寻2013年“台湾新北市八里双尸案”的消息，关于被定罪的咖啡店长谢依涵，媒体的描述仍赫然在目，充满带有指向的形容词。

是年，27岁的妈妈嘴咖啡店店长谢依涵被控觊觎钱财，将咖啡店的常客、79岁富商陈进福与其妻张翠萍迷昏、杀害，抛尸河中。

杀人犯年轻、面目秀气;死者有财力，太太是大学教授。事发地位于台北近郊，常人散步或骑车路线上。咖啡店带着文艺调性，而非其他刑事案件的黑暗角落。一时间，满城风雨，谢依涵成为背着“蛇蝎女”之名的众矢之的。

谢依涵承认罪行，但也供述她和陈进福有来往，被其要挟，后者还怂恿她与之一起杀害妻子获取钱财。法庭对这些均未采信，质问她：“为什么还要上诉，为何还不赎罪？”

在台湾作家平路看来，大家只觉杀人者定是坏人，被害者定然无害。如同能望到刻在人额头上的印记，“一看就知道，朝着她丢石头，我们就安全了。当然被告并不无辜，但她究竟为何杀人？没有人感兴趣。甚至还有路人表示要去事发地过节，游客跑来拍照、打卡，有些人把莫须有的事安到咖啡店老板身上等等。”

她记得D·M·托马斯的《白色旅馆》写的那句：“人类的灵魂是个远方的国度，遥不可及，想要成功抵达，先要在峭壁之间辟出良港。”

根据此案创作的小说《黑水》于2015年底出版。平路在网络上找到不同身份的人对此案的评论、被害者家属的回忆、检察官和法官的审讯记录，以及杀人者男友的采访。尽管没有访问到当事人，但平路时常踱步在案发现场，心里一问一答，“究竟你怎么走到这一步？”

她笔下的店长佳珍，想象的理想画面便是与男友宪明结婚后，开一家自己的咖啡店。她深信只要拥有了一家咖啡店，日子就会顺其自然地美好下去。然而常来店里的洪伯用迷药迷奸佳珍，告知已有金钱汇入她的账户，还以两人的关系来要挟即将结婚的佳珍。绝望中的佳珍走向洪太，希望能获得理解。对方却轻蔑地将其视为“援交女”，骂她“犯贱”。

不知道怎么结束、绕过洪伯这道困难，又在洪太那里受到刺激，慌乱中的佳珍酿成大错。

平路在意的并非案件本身，而是佳珍与洪太代表的女性在生活中的无望，那些错综的人心，和不加分说涌向受害者与加害者的“黑水”。“小说不过是走向真相的开始，你找到的第一个口岸。读小说时，你可能暂时把自己戴了很多年的有色眼镜摘下，同时你也看到了别人的有色眼镜。”

重构

平路本名“路平”。台湾文学界流传一个段子：一次平路跟朋友打赌输了，就说把名字倒过来写，还自我解嘲说：“路平是一个形容词，平路则是动词，表示力量、壮志，自己去开路。”

上大学，18岁的平路进到台大心理系，系里的气氛鼓励学生发现自己、做自己想做的那个人。“在当年保守的台湾社会，非常难得。”那时出国是台湾人走向成功的必经之路，平路也不例外。因为爱荷华大学教育统计系的奖学金，她转到数学系，获得数理统计硕士。天天去华盛顿DC上班，生活朝着既定轨道，就仿佛上下班经过的大片玉米田一样，一眼看到坦途和未来。

“日子难道就这样下去了。万一忘记我的母语怎么办？会不会某一天做梦都在讲英文？”去洗手间，平路惊觉镜子里的人，跟以前讲中文的那个是两个人。

“说英文和中文用的肌肉不一样，英文嘴型更夸张的。我怕再过一段，可能连自己都不认得自己了。”

上班的空隙里，她写下短篇处女作《玉米田之死》。书中的记者“我”，读到报纸里有关在美华裔自杀者陈溪山的讣闻，心念一动，想要寻求事情始末。遍访陈的身边人后，“我”越来越发现自己与陈溪山的共同点：“美国是梦，婚姻是梦，所有的臆测，只不过反映我自己的心境。他曾经辛苦地活过。我呢，和泥土疏远，职业虚伪，一切只是浮夸。”

评论界往往用海外华人作家的“乡愁”来定义这篇小说的内涵。平路以为不尽然。“其实里头有你青春的样子，最想念的爱情，对土地的感情，不能够回转的时间，无以明志的沧桑。我们常常说近乡情怯，怯的是什么？不仅仅是去国怀乡的思念，还有更多你和它拉扯的，再也无法实现的东西。远远比‘乡愁’这两个字要全面得多。”

此后，平路将眼光投向数位华语世界耳熟能详的伟人、明星，却从不以惯常的角度书写。“人们总以仰角来看待这些偶像，甚至也包含了自恋的成分。我就是想把这些仰角变成平等的视角。”

王德威称平路为“自觉的形式主义者”：《黑水》里交替刻画佳珍与洪太两位女性;《何日君再来》则选用了情报员的视角，颇为奇特。而她的回应是：多视角和平行结构，正是多一重事实与想象。“我和读者有一个最起码的契约，你有耐心让我把故事慢慢展开，我一定会让你黏住你的手指，一篇一篇往下翻下去。”

邓丽君的死，与光鲜亮丽之下她的心理流动，对平路始终是谜题。她曾揣着一盘盘的歌带，去往泰国、日本等地，去过香港，还曾在清迈驻留了一个月。坐着小船，越过芦苇荡，抵达金三角的“三不管”地带。新鲜的湿空气，坪河中漂着的木块，沿路的赌场与走私迹象，不费力便嗅到的茫然和迷乱。“原来不用讲话，不用唱歌，不用费劲呼吸，不必解释什么，再也不必辛苦地否认什么。自己只是一条鱼……闭上眼，只是虚幻的光亮，逃不出去……”

透过回访和追溯，平路看到一个长期被不同层次的枷锁捆绑的邓丽君：一面是歌声被转化为“军中情人”的封号;一面是童年时失去温暖和爱，成年后出于安全感，与法国男友痴缠又控制。

在《何日君再来》这本书里，平路借由一位情报局工作人员的视角，穿插饭店服务员提供的手稿，再辅以清迈当地人、医院、保罗、报章评论等只言片语，给读者多重解读和想象的线索。情报员不光监视明星，也是她的超级歌迷，会说“我们对不起她”，乃至会读她的唇语，模仿她的手势。书的结尾甚至导向一种可能：大明星没死，她（或者情报员帮助她）从水路逃向了远方。

平路承认，情报员身上带有自己的投射。“对。这是我的期望，我多希望她能逃走。”

袒露与间隙

（部分）解开了有关邓丽君的谜团，但书写者本人的生命谜团，却等到53岁时，才猝不及防地打开。

平路的父母都是心理系教授，父亲的学术成就尤其受尊崇。然而打小，父母亲便很少对她微笑。父亲看到她时常常皱眉，神态不自然;母亲在人前样貌慈爱，掩上门却是另一副模样。对女儿经常挂在嘴边的是“一张苦脸摆给谁看？”平路肩膀平阔，身形单薄，母亲说都是苦命征兆。谈到身体或是生理期话题，母亲的反应亦极尽嫌恶，“女人就是脏。”

大一时，平路吞安眠药自杀。她寄了一封信给女友，朋友接到信冲进平路家客厅，母亲闲闲招呼朋友入座，却对朋友说，平路出去逛街了，不用找。去莫斯科出差，同事遇到空难，平路万幸没有坐那个航班。她惊魂未定打电话给家里报平安，母亲只淡淡回了四个字：“祖上积德。”

“为何母亲如此不爱我？”她的前半生都想获得这个答案。

求而不得，反骨一天天硬朗，凸显。母亲爱在人前展现歌喉，平路便从不唱歌。夜里做梦，嘴里塞满棉花，噎住。中学时她逃家，坐长途巴士、火车，去亲戚同学家借宿。父亲抡着棍子追。谈恋爱，她也喜欢不循常理的男人。“手里握着剃刀，才知道生命的银丝多么容易断”。

待到父亲因病去世，骨灰暂放台北一年之久（平路打算日后归葬父亲原乡山东）。某天母女俩在阳台用早餐，母亲突然问她：“不去葬你爸爸，是不是你怀疑，你不是爸爸生的？”平路一秒也没多想：“没有。”接着灵光一闪：“那，我是不是你亲生的？”

空气僵住。半晌，母亲开口。“你是我们家佣人生的。”

刹那间，人生破了一个大洞口。原来当年佣人怀了父亲的孩子，怀胎十月间，一家从新竹搬到高雄躲开旁人。生下平路，养母给了女佣一些金饰，生母便匆匆离开。

阳台对话之后两年，平路拼命想探听有关生母的信息，养母却再不多言。历经三年，平路终于找到同母异父的一个姐姐、三个弟弟，而生母已于那之前一年因脑溢血过世。

朋友廖玉蕙等人都说，平路轻声细语，慢悠悠的，但意志坚定。“即使抱怨也是微笑着吐苦水。”知道身世后，仍清润如常，不言不语。平路说，她从小到大也没有因为家中事而自怜自伤，遇到事情就扛起来。“因为没有人会来呵护你，自己更加可靠。”到她有了一双善解人意的儿女，终于弥补她前半生的残缺，孩子们甚至成为她与养母沟通的桥梁。

事事好强的养母活过百岁。直到最后两个月，平路朝夕照护。“我成了母亲，养母成了我的女儿。”那些日子，平路常常找机会趴在她身边，对不能言语的养母说出“妈妈，对不起！”，几十年的积怨与恨怼就此放下。

在有关身世的著作《袒露之心》读者见面会上，平路忆及自己找到生母家庭后，再无遗憾，便花更多的心力对待养母。“但她那时身体已经很不好了。我后悔自己没有更早点顾及到她的感受。”读者们安慰她已做得足够，但她依然觉得，“原本可以有能力做得更好。”

“其实写字对我最大的意义，也是让自己成为更懂事的人，明白世间种种的不容易。”

这份独自承担与了然，两年前再一次经受考验：坚持运动、心情稳定的平路，半年内接连患上肺癌和乳癌。这一回，她不再带着对出版的焦虑和期望，只是不断地审视和重新体会，很多事情因此有了不同的模样与意义。

扎针疼痛时，她想到精神离开自己，“我是我，却也不是全部的我”;做放疗时看到“直线加速器”，她想象自己是一台在太空总署等着发射的登月火箭，即将加速起飞;苏珊·桑塔格与疾病“斗争”数年，创作力似乎成为求生的利器，但也因此，桑塔格和儿子最后“甚至没机会好好道别”。平路觉得，死亡也是生命的另一种表现，“死亡不是终结，而是包含在生命之中。”

新作《间隙》成了她写得最快、最自如的一本。她也惊觉，原来看到“乌云的金边”，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个能量场，带给他人礼物。

人：人民周刊 平：路

如果有更多人因为文学作品，更能将心比心

人：有人说，《黑水》不但挑战了网民的“人民公审”，也挑战了台湾的自由心证制度。（注：台湾司法采用“自由心证制度”，即法律不预先设定机械的规则来指示或约束法官。而由法官针对具体案情，根据经验法则、逻辑规则和自己的理性良心来自由判断证据和认定事实）

平：是，我的确有很多疑问。司法界复制媒体的刻板印象，其实对被害者也不公平。主审法官接案之初，给谢依涵一本支持死刑判决的翻译书《与绝望奋斗》，还说：“人家都说看《出师表》没哭是无忠，看《与妻诀别书》没哭是无情，如果你看这本书没哭，是无心。”审判刚开始，法官怎么可以公开泄露自己的心证，违背“无罪推定”原则？然而司法界却一律噤声，没人提出有关专业伦理上的质疑。台湾社会很少能准备好去接受多元观点的思考与讨论。

人：佳珍杀死洪伯是因为无路可走，但似乎也没逼到绝境？

平：可以这么说。但生活里总是偶然与必然交织。也许有些偶然因素会阻止命案发生。但想象如佳珍这样一个从农村到大都市来的打工者，城郊的咖啡馆和店长身份很难交到朋友，她其实是很孤绝的。从小缺失父爱也令她对年纪大的男性有依恋。我想我之所以没有成为佳珍或者洪太，只是因为我人生选择比较多，运气比较好，支撑体系比较健全。但我与案件中的她们，并没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