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放牛娃到人工智能研究员

2021年8月，黄国平主导的第一个人工智能技术原创产品——交互翻译客户端，已经到了冲刺阶段，这是他九年科研生涯的阶段性答卷。从2012年开始，他就在导师的引导下开始了交互翻译技术的科研攻关。

原计划上半年发布的产品，因其博士论文“致谢部分”（以下简称《致谢》）的意外曝光，让发布日期一拖再拖。2021年4月，这篇回顾了自己一路走出山村、靠读书改变命运的《致谢》在各大网络平台传播，感动了不少网友，也引发了社会对农家子弟和教育公平的讨论。

这样一位专注科研的理工男，突然被人们铺天盖地地谈论个人过往，多少让他有些尴尬。黄国平从没想过要吃“网红”这碗饭，也不需要流量加身，获得关注——他从事的交互翻译，是人工翻译与机器翻译结合的细分领域，属于人工智能的前沿方向之一，贡献和认可依赖于技术突破本身，与其他无关。据他介绍，这一领域从业者极少，目前还没发展到向大众普及的阶段。他更在乎自己的科研成果能否得到行业的肯定，以及自己设计的产品能否满足用户需求。

意外的走红，打破了生活原有的平静。《致谢》刷屏的那段日子，黄国平的电话被打爆，微信的新好友认证信息多到无法显示。他索性关闭了添加好友功能，找来一张鲜花照片替换了头像。

工作邮箱和企业微信也时不时蹦出采访邀约或者问候，“估计很大一部分同事都受到打扰了。”直接联系黄国平本人的各类媒体超过150家，不包括各种讲座和活动的邀约。

网络上的评论除了对黄国平的经历表达钦佩，也有不同的声音——“这么穷了为啥不去打工，毕业后不一样打工吗”、取得今天的成绩主要是“碰巧”选对了最热的计算机专业、讲述父母用那样的口吻是“不孝”，还有高校教授实名举报《致谢》不符合博士学位论文规范……网络热度和戾气都超出了黄国平的认知，也严重影响了他的工作效率和心情。他不得不申请了在家办公，“关机，回家工作。”

唯一欣慰的是，这么多年真正熟悉他、走得比较近的亲友和老师，面对媒体的追逐，都默契地选择了沉默。黄国平把当时没联系他的亲友和老师，都称为“亲人”，“他们了解我是个低调、踏实的人，出于保护我的目的，都拒绝了采访，也没有来打扰我。”

他像潜水艇一样，让自己处于静默状态，等待七天网络记忆期的结束。当一切恢复平静，他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开始追赶之前落下的工作。

在反复沟通近四个月之后，黄国平接受了《南方人物周刊》的独家专访。与记者第一次见面时，他穿着T恤、短裤和凉拖鞋，即使第二天参加一个较为正式的活动，也只是把短裤换成了长裤——T恤和凉拖鞋是他在居住地深圳常年的搭配。他说自己全身上下的花费不会超过300元。

在五六个小时的讲述中，黄国平谈到了自己的童年和离散的原生家庭、影响至深的婆婆（祖母）、求学期间困扰他多年的胃病、从小对知识的敬畏和广泛的阅读体验，以及自己的兴趣、事业和“毕生的信仰”——计算机……在经历了几次人生重要选择之后，他感受到阶层跃升带来的欣喜和阵痛。

黄国平特别引述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程猛在一次演讲中的话：“它不是一个天赋异禀的故事，也不是一个逆袭的励志故事。它是一个寒门子弟负重前行、充满了矛盾冲突和困惑挣扎的故事，也是一个走出不真实的内心投影、重建自我的故事。”

程猛从2014年起，开始关注像黄国平这样农村出身、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寒门子弟，搜集他们通过读书“走出农村、改变命运”的成长故事。

对于自己突然被誉为励志的榜样，黄国平“没有计划，也没有想法”——“社会上励志的人其实有很多，也不缺我一个。我对自己的定位首先是一个科技工作者，希望用科研成果回报社会，这是我的目标，也是我擅长的。如果说我的个人经历有什么社会意义，就是希望能让困苦的人看到生活的希望，找到生活的动力，最终做出行动上的改变。”

黄国平说，之所以接受《南方人物周刊》的这次专访，是因为《致谢》的篇幅有限，很多事实一笔带过，容易引起歧义，另外，也要澄清原文中的一些内容。

以下是黄国平的自述：

透风漏雨的家

我1987年生于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县炬光乡（现属仪陇县永光镇），那里是丘陵地带，耕地少且贫瘠，经济状况相对落后，曾经多年是国家级贫困县。

我公公（祖父）服役期间在战场上受了伤，去世得早，因此家里很长时间缺乏劳动力。再加上家里分到的田地过于零碎，且以山地居多，收成抵不了肥料、农药的花费。长期以来，我家都是特困户。

父辈年轻时就面临吃饭和穿衣的问题，一直住在土墙屋里，没有通电，晚上靠煤油灯照明。父亲去世后，我们家才修了砖瓦房，是村里最后一批，但我没有住过。

从我上小学记事起，跟父母、哥哥、婆婆团聚的时间不超过一个月。一家人总是聚不齐，也没有拍过全家福。现在回想起来，很多事情已经模糊，比如，父亲的长相记不清了，他生前也没有留下照片。

父亲是个泥瓦匠，平时爱喝一点酒，在外打零工挣的钱有一部分都请客喝酒了。为了改善家里的经济条件，他做过不少尝试，但大部分以失败告终。我小时候体弱多病，经常看医生，药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哥哥大我10岁，成绩本来不错，但念到初二，因为交不起学费，只能辍学。我一年级刚入学，他就去南方打工了。后来一直在陕西做装修，逢年过节偶尔回家。他身体也不太好，常年药不离身，经济状况也不太好。

印象中唯一一次全家一起过年，哥哥回来了，但大年初一就跟父亲吵架，闹翻了，没过几天，又出去打工了。父子关系一直比较僵。

我现在已经成家，但也没办法完全理解当时我们家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父母总有吵不完的架，对小孩也谈不上上心。印象比较深的一次是，他俩趁我睡着了，在厨房吃腊肉，当时肉是很稀有的，逢年过节才能吃上。我夜里上厕所，正好看到，但只能默默走回房间，心里感觉很委屈。

我跟父母的关系比较疏离，父亲脾气不太好，从母亲那里我也很难感受到温情。所以打小我就比较内向，在村里也不爱叫人。我因此日渐孤僻，但也越来越自立。

因为经济原因，我上学比较晚。小学一学期学费一百多元，中学两百多元，再加上一些杂费，负担一直比较重。哥哥会寄来一些钱，但可能很快就被父亲花掉了。家里的生活主要靠卖小猪崽、出租水牛维持，相当一部分上学费用是我抓黄鳝、钓鱼解决的。我读五年级时，母亲离家出走。从那时起，我就不得不靠自己赚钱了。

初中三年级，我考进了镇上的大寅中学，学费和生活费的压力更大了。那时，父亲改变了想法，支持我继续上学。为了挣钱，他第二次离家去外地打工（我五岁多时，他被同村人骗去陕西黑砖窑做了一年工，没收入，没自由，所幸后来逃了出来）。

父亲在那年农历十月到达广东，过年时往家里寄了一千多块钱。为了省路费，春节没有回来。大年初一晚上，他遭遇交通意外，后因抢救无效去世。

父亲去世后没多久，照顾我17年的婆婆也病故了。临近中考，我一下子成了事实上的孤儿，面临断口粮的危险。初三下学期，学校将学费减半，班主任老师和同学又筹了一些钱，我才勉强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

婆婆是我感情上最亲近的人，跟她在一起的时间比其他所有人都长。她五岁就作为童养媳嫁到我公公家。后来公公参军了，很少回家。婆婆刚生完孩子，就下地摘菜做饭，落下了很多病根。

婆婆这辈子很辛苦，除了养大二男一女、操持家务，还要照顾孙辈和重孙辈，没享过福。但在我的印象里，她没有哭过，也没抱怨过，大多数时候都是不说话，默默承受一切。

乡亲们都说我婆婆是个好人，她与人为善到了一种夸张的地步。有一次，小偷来家里偷东西，发现也没啥可偷的，最后竟被她留下来吃了顿晚饭。这事在我们那广为人知。

婆婆一辈子没读过书，不识字，但能让我感受到“家庭”的意义。她的隐忍和善良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后来因为家里穷，在学校被同学嘲笑，穿破旧的衣服和露脚趾的解放鞋，在路上被同村人指指点点，我会想到婆婆在世时常跟我说的话：“别人也很可怜，就不要再恨他们了。”

我继承了她看待世界的态度，但一直懵懵懂懂。直到走了很多路、读了很多书之后，才明白婆婆心中装着的就是孔子的忠恕之道，它助我一次次渡过危机，避开复杂的是是非非。

童年印象最深的就是春秋两季每天晚上去抓黄鳝。黄鳝晚上才出洞，我写完作业，天一黑就出门，到晚上十一二点，差不多能抓一两斤，卖十块钱左右。这是当时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为了避免与小伙伴发生纠纷，我基本是一个人行动。

四下无人的水田里，我一手举着煤油火把，一边蹚着水走“之”字形。最怕刮风天，一片漆黑中，风吹着草丛发出沙沙的声音，也不知道是惊扰了小动物还是别的什么东西，非常瘆人。有时煤油烧完了，我就摸着黑，连滚带爬地逃回家。一个人很怕，就唱着歌一路小跑给自己壮胆，经常唱的是《倩女幽魂》里的《道道道》，羡慕宁采臣还有女鬼帮忙。

我在抓黄鳝、钓鱼的过程中，有好几次差点出意外。比如，掉到河里，水很深，我那时还不太会游泳;或者在雨后的水田里遇到“脾气”不好的水蛇，又没人帮忙。

也是从那时候起，我就知道自己的命没有那么珍贵，没准哪天死了就死了，真的是命如草芥。但我是个怕死的人，想要活得久一点，没有他人可以依靠，只好自己珍惜自己。所以，后面遇到再大的困难，我都尽可能去解决，从没有逃避或自暴自弃。

把书念下去

因为家庭环境，我从小学毕业开始，就一直被身边的亲戚劝说读中专或者职高，尽早工作，挣钱养活自己。这也是我们那边孩子们的普遍出路。

但我坚决不认命，很早就确定了自己的道路——要把书念下去，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这一路上，历任老师也都鼓励我把书念下去，然后走出去。

小时候，村里能写得一手好字的老人非常受尊重，那些退休回到村里的工人（当时的工人都具备一定学识），大家有重要的事情会找他们商量。因此，我从小就有一个观念：有知识的人会受尊重。

那时，哥哥专注学习的样子也影响了我。记得有一次放学赶上下大雨，他用身体护着书，一路跑回家，浑身湿透。我在哥哥的指导下，在上小学前已经修完一二年级的课程，时不时在空白纸上练习。

初一上微机课时，有一个小伙伴也对计算机很感兴趣，常跟我一起练五笔打字，两人经常在机房一待就是一天。他后来没有考上本科，去了一所专科学校学计算机，毕业后到民办计算机培训学校当辅导员，之后因为经济压力，转行做了销售生意。我有不少同学，后来也做了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