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的社会不应该“内卷”

1971年，50岁的约翰·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1921-2002）出版了个人学术生涯的第一部著作《正义论》。拿到打印出来的书稿，他被这本厚达六百页的书吓了一跳——他最开始交给秘书的打印稿只有两百多页，多出来的部分，都是他自己之后不断完善和填补进去的。

和他许多才思敏捷、口才一流、在讲坛和公共场合光彩夺目的哈佛大学同仁不同，罗尔斯个性严肃、不善言辞、为人谦和，总是在认真听取同行对他的学术批评。他思想深刻、学术地位崇高，为人却如此谦卑，一些熟悉罗尔斯的人甚至认为他是一个典型的impostor syndrome患者（“冒充者综合征”，一种个体心理特征，是指个体按社会客观标准评价已功成名就，但本人内心却怀疑自己的能力，认为自己的成功只是碰上好运气、好机遇而已，总觉得自己配不上所处的地位）。事实上，他这种极为特殊的心理，和他童年至青年的经历、学术思想有着莫大相关性。

这本包裹在绿色封皮里的《正义论》一经出版，可谓“横空出世”——“绿魔”风靡哈佛校园，迅速成为经典，被誉为复兴西方政治哲学的扛鼎之作。当时，罗尔斯最重要的思想论敌之一、现代国际哲学界标杆人物罗伯特·诺齐克如此预言道：“从今以后，政治哲学要么在罗尔斯的理论内里做，要么必须解释为什么不这样做。”

之后发展的一切确实印证了诺齐克这一预言——自1971到2021年整整半个世纪，在思潮涌动、群星璀璨的全球思想学术界，无论是诺齐克、法学大家罗纳德·德沃金，还是以“公共交往理论”扬名天下的尤尔根·哈贝马斯等一干重量级思想人物，都紧紧围绕着罗尔斯的议题展开讨论，提出质疑和挑战。罗尔斯的另一位哈佛同事、以公开课《公正》火爆全球的“超级学术明星” 迈克尔·桑德尔，在1980年代初正是因为提出对罗尔斯正义论的批评，而完成个人的巅峰之作《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此后在学术创见上再无真正突破。

曾有人统计：自1971年，全球共有约五千余部论著专门对罗尔斯的学说进行研究讨论。大部分学者都认可一个结论——约翰·罗尔斯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有评论家甚至把他与柏拉图、阿奎那和黑格尔这些西方2500年来思想史上的泰斗相提并论。

在东方，罗尔斯和他的《正义论》也同样深刻影响着中国思想界和公共领域。只要稍稍对思想、文化议题有关注的读者，大多听说过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差别原则”，乃至正义的“两个原则”等思想概念。

作为一名业余学术爱好者，我仍记得第一次阅读绍介罗尔斯思想的书籍时，那种触电般的震撼——譬如，罗尔斯认为：在家庭出身、教育之外，人们的天赋、努力也都属于命运的“彩票”，由此获得的奖赏和成就，也非个人的“应得之物”;以及从著名的“无知之幕”推导出的结论——一个社会的公平状况，取决于这个社会中生活处境最差的那个人……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横空出世，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时代背景：20世纪上半叶是一个喧嚣、混乱而又残酷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资本主义世界内部顽症和国际问题的激化，表明一个旧世界的秩序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

在这种动荡和混乱中，发生了一个被称为“资本主义文明化”的重大转折，从经济思想、公共政策、国际政治，到哲学、政治哲学等，西方世界出现了全面的变革，这种变革带来的影响和后果也溢出、扩散至全球范围。

近十年来，西方“硬政治”和新保守主义强势崛起，社会日益撕裂，特朗普等极右翼强硬派政治人物上台，并在其本国收获不少于50%的民众支持率。在如此大环境下，罗尔斯关于“正义”的言说，被一部分极右翼人士抨击为“白左”观念，一种要被无情丢弃的虚幻道德理想主义。事实果真如此吗？在引领全球思想界、尤其政治哲学界半个世纪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真的已经失去往日光辉、成为明日黄花么？

当认真审视当下现实世界里的诸多冲突、对立和撕扯时，我们看到的是美国铁锈地带“红脖子”阶层的愤怒、有色种族的骚动、各国贫富悬殊继续扩大，以及在新冠疫情背景下，疫苗在富、穷国之间的分配不均，民粹主义的极速蔓延。

在一片喧嚣和混乱之中，“公平”和“正义”仍是最牵动普罗大众心理的重大社会议题。正如罗尔斯早年所指出的：政治哲学的角色之一，乃是化解撕裂性的政治冲突，解决秩序的问题。

2021年正值罗尔斯诞辰百年之际，本刊邀请青年政治学者、罗尔斯思想的研究者、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惠春寿撰文，带领我们廓清、深入这位现代思想巨子的正义论内核，以及在“拒绝内卷”、“消灭贫困”、“共同富裕”等时代关键词之下，它将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

（本刊记者 徐琳玲）

20世纪曾经被认为是一个缺乏伦理反思的时代——在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残酷的两次世界大战后，绝大多数哲学家却依然只醉心于抽象的概念分析，对真实的社会生活无动于衷。很多学者甚至惊呼：政治哲学已经死了！但密涅瓦的猫头鹰总是要到黄昏的时候才起飞。1971年，50岁的约翰·罗尔斯力挽狂澜，用一部《正义论》开启了政治哲学的复兴之旅。在之后的50年里，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政治哲学都已经成为一门显学。人们或沿着罗尔斯的路径继续思考各种社会问题，或反思和批判罗尔斯的方法和主张，就像有学者在《正义论》出版没多久时所预言的：“现在，政治哲学家要么必须在罗尔斯的框架内进行思考，要么必须解释为什么可以跳出这种框架（诺齐克语）。”还有人甚至套用一首童谣来描述罗尔斯的巨大影响，说《正义论》把政治哲学变成了“杰克建造的房子”（罗尔斯的昵称是“杰克”）。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有人开始想要走出“杰克建造的房子”。他们怀疑《正义论》已经变成了一个没有附体的幽灵故事，担心罗尔斯在二战的阴影下提出的观点可能无法解决当前社会存在的各种正义问题。2021年的春天，恰好就在罗尔斯诞辰一百周年之时，我开始要讲授一门名为《<正义论>导读》的课程。课上课下，学生们问得最多的就是：罗尔斯有没有想到今天中国的年轻人正在面临“内卷”？《正义论》能不能解决“内卷”的问题？于是，带着他们的疑惑，我开始了重读罗尔斯之旅。

“公平地对待命运中的偶然因素”

罗尔斯1921年出生在美国东海岸的一个港口城市巴尔的摩。巴尔的摩现在经常因为两个原因出现在新闻头条：它是霍普金斯大学所在地，霍普金斯拥有美国最好的公共卫生专业，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世界各大媒体采纳的主要疫情统计数据都是由这个学校的研究团队发布的;它也是美国种族冲突最为尖锐和社会治安最为混乱的城市之一，各种骚乱时有发生。这看起来很像今天美国社会的缩影：一方面是顶尖的科技研发能力，另一方面则是严重撕裂的底层社会。

不过，100年前的北美大陆还算太平，罗尔斯在那里度过了平静的童年。父亲是一个成功的律师，罗尔斯的早年生活因此也和大多数中产阶级子弟一样单调、乏味。唯有他两个兄弟的夭折值得一提。罗尔斯的两个弟弟分别因为感染白喉和肺炎去世，而传染给他们的恰恰是罗尔斯自己，特别是他的大弟弟，是因为去陪护病中的罗尔斯而被传染的。这种死里逃生的经历在罗尔斯后来的人生中还发生过一次。那是在他应征入伍、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和同住一顶帐篷的战友被选中去分别执行两个任务：给伤员输血和外出执勤。罗尔斯因为血型相符被送去了战地医院，他的战友则在执勤路上遭遇日军袭击而牺牲。

这样的经历使罗尔斯意识到“运气”对人生有多么大的影响。于是，在他开始研究“社会应该如何分配收入、财富”时，运气的因素很自然地落入了他的思考范围。

罗尔斯相信，正义的社会不应该让运气决定人们的收入和财富。但究竟哪些因素算运气？他的回答有点让人意外：不仅性别、种族、家庭出身和社会地位是运气，人们的天赋也是运气。所以，一个继承了大笔遗产的富二代和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在本质上其实是一样的，都是命运女神的宠儿。罗尔斯说，我们每个人都好像是在出生之前就经历了一次抓阄，被偶然地分配了不同的天赋和家庭，并因此有了不同的人生起点。正义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去矫正这种自然博彩的影响，它试图“公平地对待命运中的偶然因素”。

为此，罗尔斯设计了一个思想实验：假设人们被剥夺了关于性别、种族、家庭出身、社会地位、个人天赋、性格偏好等一切私人性的知识，他们会怎么分配社会财富（编者注：参见《正义论》中关于“无知之幕”的思想实验）？显然，这些人都会想要更多的财富，但由于他们无法推测自己会处于什么样的境地，所以最好的选择就是最保守的选择：让自己就算不幸落入最糟糕的境地，也能尽可能获得更多的财富。这就是“差别原则”：应该平等地分配社会财富，除非不平等的分配能让最不利群体的财富得到最大程度的增加。

简单说，罗尔斯认为正义意味着有差别地对待不同群体，优待最不利的群体，尽可能地改善他们的生活前景。他说，这是一种公平地对待人类命运中偶然因素的方式，它使我们共同分享各自的命运。

“在思考正义问题时，应得是无关的”

有人说，政治哲学主要处理两个问题：“谁应该得到多少”和“谁应该说了算”，其中第一个就是正义要回答的问题。按照这种说法，罗尔斯的观点可以被简化成“让处于不利境地的人得到更多”。很多人认为，这种观点给许多社会福利政策提供了基础，解释了政府为什么应该向高收入人群征税去补贴低收入人群。

但就像福利政策会产生“养懒汉”和“劫富济贫”的困境一样，罗尔斯的理论也遭受到类似的批评。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法学家之一”的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就很奇怪，罗尔斯居然没想过区分人们陷入不利境地的不同原因。他承认，家庭出身、天赋能力这些属于人们无法控制的偶然因素，不应该用来决定他们的财富多寡。但假如有些人就是好逸恶劳和喜欢挥霍，政府还应该不断推进他们的利益，让他们的生活得到最大程度的改善吗？

德沃金觉得，正义要求我们差别对待的其实不是不同的社会群体，而是造成社会分层的不同原因。如果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是家庭出身、天赋能力等偶然因素造成的，那么就应该被消除;如果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是他们自由选择和个人努力的结果，那么就应该予以承认。总之，正义不是无条件地照顾不利群体，而是让社会财富的分配只体现个人选择和努力的不同。

德沃金是罗尔斯私交甚笃的好朋友，两个人的风格却很不一样：罗尔斯不善言谈，甚至略有口吃;德沃金则出口成章、辩才惊人。德沃金有次在讲座时，讲稿被人不小心拿走了，但他丝毫没受影响，顺利完成讲演，在结束后拿回讲稿时还幽默地说：“能有一份讲座纪录真是太好了！”罗尔斯的另外一个批评者、他在哈佛大学哲学系的同事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也同样是非常机智之人。诺齐克本来不研究政治哲学，只是因为不能认同罗尔斯的主张，索性动笔写了一本政治哲学著作。结果无心插柳柳成荫，诺奇克从此在政治哲学界也获得极高声望，成为和罗尔斯、德沃金齐名的上世纪70年代政治哲学三剑客之一。

不过，和罗尔斯、德沃金不一样，诺齐克觉得，如果一个东西是无主物，你在获得它的过程中没有伤害任何一个人，那么这个东西就是你应得的;如果一个东西是有主物，但它的主人自愿地把它赠予或交易给你，那么这个东西也是你应得的。正义只和人们获得财富的历史过程有关，与人们的财富多少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