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人入侵

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绘画史，以单名行世是很高的荣耀，姓名冗长而重复的意大利人中有许多乔凡尼、许多洛伦佐、许多弗朗西斯科……但真正成为巨匠，意味着全世界都知道你的小名、简称或者绰号。乔托、安吉列科、乔尔乔内、贝尔尼尼、达芬奇……这些本来不是名字的名字，成为全世界通行的名片。

今年是毕加索（1881年10月25日-1973年4月8日）诞辰140周年，没有人记得他的全名了。在西班牙马拉加市政局的新生儿注册簿上，登记的是：巴柏罗·迭戈·何塞·弗朗西斯科·狄·保拉·胡安·纳波穆西诺·玛莉亚·狄·洛斯·雷梅迪奥斯·西普里亚诺·狄·拉·圣地西玛·特里尼达·路易斯。遵循西班牙人的传统，这串长到令人昏厥、从头到尾念一遍会导致闭气的名字交代了这位婴孩的所有来处——唯独漏了毕加索。

毕加索的父亲很快发现，自己的姓在西班牙太普通了，后来他给孩子的姓名里又加上了母亲的姓：毕加索。这是一个安达卢西亚姓氏，他的母系一族，向上追溯，是带有犹太血统的意大利人。在毕加索的文化基因里，西班牙并不仅仅是单一来源，他出生的港口小镇马拉加，作为直布罗陀以东的第一个重要港口，早在腓尼基时代就已经是地中海贸易的据点，西班牙人、腓尼基人、迦太基人、罗马人以及阿拉伯人世世代代在这里杂居。

毕加索的研究者在鉴定他的早期画作时常常会遇到这种身份上的摇摆，在1898年之前，他在绘画上的签名大多是Ruiz（路易斯），后来才渐渐变成P.R.Picasso。毕加索发现，毕加索这个独特的姓氏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离开家乡以后，无论是在马德里、巴塞罗那还是后来在巴黎，他那些新结交的朋友，不约而同地，只记得这个名字。

父亲再也不画画了

毕加索的父亲是一名美术教师，也曾担任当地美术馆的馆长，毕加索在性情和容貌上都与他并不肖似，却继承了对绘画的强烈兴趣。自幼旁观父亲作画给他留下了强烈的视觉记忆。他学会的第一个词便是Piz，西班牙语里铅笔Lapiz的尾音，他不断发出“piz、 piz”的声音，向母亲索要铅笔，然后高高兴兴地一坐好几个小时，画些螺旋形状，并声称画的是一种小甜饼。8岁的时候，他画出了他的第一幅油画《马背上的斗牛士》。但他的学习成绩很糟糕，已经10岁了，连最简单的阿拉伯数字还搞不清楚，转学的入学考试，他全靠监考官放水才能勉强在试卷上写下答数，但转脸他就画了数字画：两个乡下笨汉全部由数字组成，眼睛是用“8”字画的，眉毛和鼻子则是“7”，1到9之间的所有数字他都用上了——在他的眼中，这些阿拉伯数字似乎只具有图形上的意义。他连字母的顺序都记不住，他的爸爸时常忧心，生怕自己的儿子将来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盲。

在学生时代，毕加索的创作天赋已经十分耀眼。在14岁那年，他帮助父亲完成静物画的一部分，父亲看了之后，认为他的绘画才能已经超过了自己，于是马上把自己的调色板、画笔和颜料全都给了儿子，宣布自己从此不再画画。在巴塞罗那美术学校，毕加索获准跳过初级课程，直接参加高级插班考试，考试内容是古代美术、模特写生和绘描，规定在一个月内完成，毕加索只用了一天就完成了，而且成绩斐然，马上被录取。

在西班牙本土的艺术血脉之中，毕加索最为推崇的西班牙大师是苏巴朗、戈雅、委拉斯凯兹，还有在西班牙旅居多年的埃尔·格列柯，但他对科班的艺术教育不感兴趣。从1897年到1898年，毕加索在马德里的圣费而纳皇家学院学习期间，他和他的朋友白天像上班一样花整整八个小时泡在西班牙普拉多美术馆里，研习和临摹大师原作，然后晚上花三个小时在马德里美术宫大楼里画人体模特。毕加索最终对西班牙的艺术氛围感到窒息，在19岁那年，他一走了之，像一个直立的野蛮人那样去了巴黎。

饥饿的蓝色时期

在抵达巴黎的早年间，毕加索卖画并不顺利，在零星的销售之外，大多数时候他的画无人问津，他对自己的才能始终自信，但又怀疑他人的反应。这种落差导致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拒绝公开展出。在天最冷的时候，他甚至烧掉了自己的许多幅画来取暖。

毕加索在巴黎画的第一幅画，就是《制饼干的风车磨坊》，在其间可以明显地看出法国画家劳德累克对他的影响。劳德累克笔下的《红风车舞场》，跟风车磨坊一样，是巴黎底层人民生活的地方。这里陈旧、狭小而拥挤，工人、贫民、小丑和舞女们，在生活的重压下保持着生命力。毕加索在这里开启了他著名的“蓝色时期”，在一片忧郁的蓝色中，穷人们面无表情，僵直而干枯，他们的脸上，无一例外都带着饥饿的表情，连毕加索的自画像也不例外。

毕加索居住的房子被称为“洗衣舫”，那是蒙马特尔高地一座行将倒塌的奇特建筑物，肮脏而简陋，虽然叫“洗衣舫”，里里外外却压根连生活用水都没有。它只有一点像船，人们从街上走进这座大楼，必须先走过上层甲板，然后再沿着结结巴巴的楼梯和黑黢黢的过道走下来。在这里，毕加索邂逅了他第一位正式的情人，费尔南德·奥利维耶。

费尔南德给毕加索的生活注入了暖意，虽然他们常常连买煤的钱都没有，不得不缩在床上取暖。费尔南德没有鞋子，连走出画室都困难，但她能在一口烧石蜡的小炉子上烧出一手好菜，也许是饥饿放大了美味的程度。她每天为毕加索和他那些同样饥肠辘辘的朋友安排伙食，所费不过两法郎。她用一双妙目迷住经营煤炭的邻居，于是得到了免费的煤。她让店家送来食物，送货人敲门的时候，她就朝门外大喊：把东西放下，我现在不能开门，我还没穿衣服呢！——这种把戏可以让他们延缓一周付款。而他们的狗，也像雪中送炭的侠士，懂得如何从外面帮主人偷偷叼回一串新鲜香肠！

“洗衣舫”是巴黎城中最脏乱差的所在，却也是波西米亚生活方式的乐园。画家、雕塑家、作家、滑稽写手、演员、洗衣妇、裁缝和菜贩聚居在这里，以一种底层的热情仗义打成一片。毕加索来往最多的并不是画家，而是诗人，他的画室里终日欢声笑语，文法不通的他都开始私下写起诗来。朋友们建议在画室挂起一块牌子：诗人之家。等朋友们走了，晚上毕加索在油灯下画画，一开始他连油灯都买不起，只能一只手举着蜡烛，另一只手在微弱的火光里描绘。

有研究者认为，毕加索“蓝色时期”的作品，可能就是在微弱的油灯或烛光下，光线淹没了黄色光谱而产生的，这当然是一种浪漫主义的猜想。毕加索从不掩饰他对蓝色的钟爱，有很长时间，他的调色盘上只有这一个主色调，“世界上最美的东西，万色之本，就是各种蓝色中的纯蓝色。”

“洗衣舫”成为毕加索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在这里，他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马克斯·雅克布的友谊得以奠基，这友谊贯穿了他的一生，并不以朋友们的夭亡而消逝——毕加索在最后的日子里还不停念叨着阿波利奈尔，而彼时这位诗人已经死了几十年了。

在以毕加索为中心、被后世研究者称为“毕加索集团”的文艺小团体中，毕加索、马克斯·雅克布、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三个人的友谊是核心，其次是立体派诗人安德烈·萨尔蒙、皮埃尔·勒韦迪和胡安·格里斯，当然还有画家乔治·布拉克和安德烈·德朗。

毕加索与马克斯不但互相为对方作诗，他们还在一起作画，两个人曾共用一个笔记本、一张床，甚至同一顶礼帽。在绘画事业稍有起色之后，毕加索常常送给马克斯一些油画，让他去卖了换钱。毕加索跟阿波利奈尔之间的友情更加亲密和愉悦，不爱写信的他曾给布拉克写过113封信，给阿波利奈尔写过51封，但很多信件写得情意绵绵，“亲爱的纪尧姆，在你的肚脐上亲一下”、“我在工作中也想念着你。”“你知道我有多么爱你，你也知道我读你的诗时是多么喜悦。”

世界为毕加索做好了准备

爱与友谊让毕加索的画面开始发生变化，虽然他继续创作杂耍艺人主题，但在他的画面中，蓝色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清新而欢乐的玫瑰色。小丑的生活依然是清苦的，他们在画面中也依然是清瘦和饥饿的形象，但是他们似乎怡然自得于这种吉普赛式的自由，他们的身体是舒展的，身边也开始有了女人、孩子甚至宠物，这成了毕加索的自况。

在1905年，马蒂斯、布拉克、德朗等“野兽派”成员已经逐渐被秋季沙龙接纳。后来，布拉克和德朗逐渐疏远了马蒂斯而接近了毕加索。毕加索从不考虑加入这种混合集团，他对当时流行的理论也不感兴趣，情愿独自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

1906年秋天，毕加索结识了来自美国的斯泰因兄妹，他们是来自美国的藏家，慷慨而好客，乐于举办沙龙，聚拢文艺界的活跃分子。他们很快成为毕加索的支持者，不但帮他在“洗衣舫”租下另一间画室，给他提供更大的作画空间，而且还预支款项，买下他的作品。尤其是其中的妹妹，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由于强烈的个性，她跟毕加索形成了某种惺惺相惜的关系。

“世界为毕加索做好了准备。”“20世纪具有它独特的光辉，毕加索就是20世纪。毕加索具备这种奇异的特质，这种特质就像人们从未见过的世界，和从未被毁灭过的东西。毕加索具备这种光辉。没错。谢谢。”斯泰因小姐不容置喙地写道。

为了报答这种知遇之恩，毕加索曾专门为斯泰因小姐画像，邀请她到画室来做模特多达80次，反复端详她。而在此之前，毕加索可是个出了名的从来不肯画模特的人，在他创作小丑题材的时候，他住所隔壁就住着小丑，他一次也没有邀请过他们来当模特，他只是观察，然后独自还原。

这幅斯泰因画像的结局颇具戏剧性，在八十多次描绘之后，毕加索突然不耐烦起来，他在画面上涂掉了斯泰因的头，抱怨道：“要是再画下去，我就要看不到你的脸了。”

他停了一段时间才重新完成了这幅画，为矮胖敦实的斯泰因小姐画上了一个类似面具的立体主义的脸，表情刚毅而富有信念，下面紧接着一个古典技法的身体，手势和身形都像一个大佬。两种截然不同的绘画风格在画面上对立起来，好像是在说：你看，我可以这样画，也可以那样画。

“我可能是个没有风格的画家……我变化得太多，太频繁，你看到我是这样的，但我已经改变了，我已经到了其他的地方，我从不待在一个地方，这就是我没有风格的原因。”毕加索说。

《阿维尼翁的少女》和死亡恐惧

毕加索以不屈的创造力和咄咄逼人的生命力著称，但在他内心深处，这种生之欲望，是对永远存在的死亡恐惧的一种反抗。

因为家境不佳，毕加索的诞生是路易斯家族的一件大喜事，他祖父这一族的11个子女中第一次生男孩，这被族人视为时来运转。一开始接生婆判断错误，认为这是一个死胎，把他撂在桌上不管。幸亏毕加索的叔叔是个有经验的医生，情急之下把一口雪茄烟从婴儿的口鼻处喷进去，把他从胎胞窒息中抢救了过来。这个命悬一线的故事，在家族中常被绘声绘色地讲起，也一直潜伏在毕加索的意识之中。

3岁那年，母亲怀着妹妹，临盆之时突然遭遇了西班牙大地震，父亲一把裹起毕加索，带着全家匆匆逃难，在避难处，母亲生下了孩子。毕加索直到50年后还能清晰地复述出逃难时的视觉细节，那构成了他的最初记忆：生命永远跟死亡的威胁相伴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