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小欢：经济学者对穷有切实的痛感

兰小欢始料未及的是，《置身事内》在2021年8月出版后两个月内就成了畅销书。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脱胎于兰小欢在复旦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课程讲义，他用通俗的语言讲述核心内容和观念：在我国，政府不但影响“蛋糕”的分配，也参与“蛋糕”的生产。

对普通人而言，如何理解政府、政策、经济与民生之间的关系，是一件熟悉又陌生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置身经济发展的洪流之中，其中有令人骄傲的繁华，也有不断攀升的房价;我们又很少有机会系统了解我们及父辈所经历的变迁与变革。

“这本书写给大学生和对经济话题感兴趣的读者，希望能帮他们理解身边的世界，从热闹的政经新闻中看出些门道，从乏味的政府文件中觉察出些机会。”兰小欢说。他从地方政府入手，介绍了土地财政、土地开发、产业投资等等运作方式，也介绍了地方权力受到的约束：做事的能力与做事的意愿。之后则谈了这些运作方式带来的结果。他选择了三个大众关心的角度分析现状的由来：贫富差距，包括城乡差异和房价走高;债务和金融体系的风险;以及中美贸易战。

尽管这是一本面向大众的经济书，但其中对数据和文献的引用密度很高。为不影响阅读的流畅性，这些引用多见于尾注，引用的260多种文献中绝大多数发表于2010年之后，是前沿研究成果。兰小欢甚至在书的前勒口印上了二维码，可获取与各章节内容相匹配的课件。他注重系统性地解答一些经济问题：面向当下去理解过去。有时候兰小欢会抗拒采访，因为总会被问到对当下经济热点的看法。他总是“坦率说这方面我有知识缺口”，“不是专家不想谈。”

与中国许多行业的发展史一样，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也经历了从封闭到全盘开放，再到立足自身实际的过程。传统经济学的理想模型并不能适应中国现实，比如传统经济学认为政府参与市场活动会干扰竞争秩序，降低竞争效率。但规模超大、人口超多的国情，以及中央-地方的政治结构，促使中国地方政府参与经济，是促进竞争，并为后期民营企业的竞争和崛起创造先决条件。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往往都是强势的，只是现状会让人忘记。“我会和学生说多去读欧美国家的经济史。在经济发展中，这些国家政府的作用是非常强的，但并非是今天中国政府作用的方式。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战争，欧洲的小国通过打仗来推行工业化，政府变得很强势。”兰小欢说。

他重视研究发展过程，“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的做法，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的做法。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断去解决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

对写作《置身事内》而言，两年的调研经历对兰小欢最为重要。在现实中走了一圈，他对中国经济有了实感。在经济学理论之外的中国经济，运转起来比逻辑推演更为复杂，方方面面的利益博弈都需要点滴谈判完成。“这些对我的态度有非常大的改变：要谨慎。批评人很简单，但是干成一件事很难。”他说。

《南方人物周刊》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兰小欢聊了聊《置身事内》，既有关经济学者对贫穷的痛感，有关他对中国经济的乐观由何而来;也有他对经济学教育和政府转型的思考。我们也聊到了一名中年人对“时间”的观念，还有一名经济学者的初心——正如他在全书结尾所说：生活过得好一点，比大多数宏伟更宏伟。

人：人物周刊 兰：兰小欢

经济学家眼中的“幸福”

人：从全书的结束语说起吧。你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乐观，源于一种朴素的信念——相信中国会更好。

兰：我在书里写了，这种信念不是源于学术训练，而是源于司马迁、杜甫、苏轼，源于“一条大河波浪宽”，源于对中国人勤奋实干的钦佩。

阅读只是一方面，更主要还是生活经历。我上学较早，绝大多数同学都是“70后”，对“70后”“80后”来说，努力学习和工作，翻天覆地似的改变自己生活的人，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回头看，哪怕是我上大学的90年代，都感觉是非常遥远的时代。尽管我在国内很多城市生活过，在美国也生活过很多年，但不同地方给我的感受并没有时间维度给我的感受大。这些事，靠琢磨是琢磨不出来的，就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这对我认识这个世界帮助很大，比较明白书本知识和逻辑推理的局限性。

对《置身事内》这本书视角和框架影响最大的是两年的实地调研。当时正好有机会帮一个省级政府做招商引资的咨询，作为工作的一部分，我参与到各种各样的谈判中。见的人、谈的事和做研究时都不一样：以前政府官员是个抽象的群体，在实务中我对他们有了直观的认识。我认识到，原来一件事需要这么复杂的工序，大家一点点谈，需要解决很多利益冲突。在现实中，办成一件大事涉及方方面面，离不开政府。办成一件事太难了，可能尝试十件事，只能做成一件。

无论在学界还是业界，勤奋实干都非常普遍。一流大学里，很少看见闲着的人。中国的实业界竞争激烈，节奏更快。我们在政府这里开会，有时会开到半夜一两点。有一次我赶周末晚上8点多的飞机，从北京飞回上海。机舱广播把我笑坏了：“欢迎130多位乘客登机，包括我们20多位白金卡旅客和90多位金卡旅客。”

这些对我态度有非常大的改变：要谨慎。批评人很简单，但是干成一件事很难。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你觉得你博弈论或者机制设计学得不错，对人性有深刻的洞察，那你试试给老小区安一个电梯？你去和一楼二楼的人谈，你就会明白事情是非常复杂的，而且不同小区有不同的做法。

人：你在书里自陈乐观后，又加上了一句，说乐观也有局限性，但你接受这种局限性，没有改变的打算。

兰：人年纪越大，可能会变得比较有局限性，不会像年轻时那样觉得自己能改变世界，或者说自己对世界很重要。而做学术研究，自然也会不断感受到自身的渺小。从这点上说，我不追求成为一个没有局限的人，因为这不可能。

乐观和悲观的人，看同一件事，甚至同一段话，有各自的偏差。但不见得悲观的偏差就比乐观更加高级。悲观的人很容易显得深刻，因为人对负面信息的反应更为强烈。老说坏的事情就容易看起来深刻，但不见得一定有道理。

人：全书最后一句话是：“我是个经济学家，基于专业训练的朴素信念也有一个：生活过得好一点，比大多数宏伟更宏伟。”对普通人来说，生活如何过得更好？

兰：如果你问的是具体的人的话，我不知道。但如果你问的是宏观的问题的话，我只能说保持一个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能继续改革和推动经济增长，就能给更多人创造出更多机会。没有经济增长，就只能分已有的蛋糕，机会就更少，争夺和矛盾就更激烈。对中低收入人群来说，尤其是这样。

宏观地比较各国数据，人均收入越高的国家，人民对生活越满意，感受越好。在人均GDP从几百美元到一万多美元之间，经济增长所伴随的满意程度上升非常快。之后作用会逐渐减弱一些，但在人均GDP达到五六万美元之前，二者的正相关程度一直很高。我们距离这个收入水平还很远。我希望我能有机会看到我国的人均GDP达到两三万美元。我觉得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最重要也是最难的，还是不断地经济增长，提高生活水平。

经济增长非常难，有的国家已经停止增长很多年了，穷人依然很穷。《置身事内》第一章讲的是事权划分，这是理解政府间权力和资源分配的基础，既包括上下级政府间的纵向分布，也包括同级政府间的横向分布。事实上，中央能统筹的事情是少数，大多数事情都是地方政府来做，它们是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一环，事务繁杂，自主权力很大。只要大伙儿在一起，矛盾没有激化，能一起推进经济增长，就很不错了。

作为经济学者，我们对“穷”有切实的痛感。因为从国家的角度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比穷更罪恶：社会治安差、预期寿命短、没有幸福的婚姻和家庭，这些都和“穷”紧紧联系在一起。进一步说，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经济增长，所有人都没有机会，尤其是穷人和新人更没有机会。我举个例子，全国各地领着退休金、跳着广场舞的大爷大妈们，大部分是普通人吧？如果经济不增长了，他们的退休金怎么保证呢？再举个例子，大多数刚毕业的学生或者刚进城找工作的农民工，是普通人吧？如果已有的工作都有人干了，就不需要雇新手。只有业务增长，有新的需求，才会有年轻人的未来。

当然经济情况不是唯一的因素，但肯定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这对改变人的主观感受，作用很大。

人：那抽象来说吧，你觉得什么是“幸福”？

兰：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不过从广泛的数据上来说，多数人一生最幸福的时候是20岁出头，之后幸福感一路下滑，直到五十多岁才开始反弹。从数据上看，基本上从大学到退休这个阶段，无论你挣多少钱，幸福感都是不断下滑的，直到退休后开始回弹，但也弹不回二十多岁的时候。

粗糙地理解这个变化，就是压力更大了，对幸福的要求更高了。20岁的时候吃顿好的就能让你幸福，但年纪越大，压力越大，对“幸福”也会越来越钝感。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应该对学生好一点，因为生活会修理他们的，不需要老师去修理。

人：你在书里举了一些例子，关于居高不下的房价怎么来的，关于贫富差距为何会变大。你也提到你的学生越来越焦虑，你对这种焦虑有办法么？

兰：老师很难在这么细的事情上给建议，因为学生的焦虑非常实在，都是真金白银的焦虑，你要在上海生存，就是要付这么多钱，房价就是一直在上升。上海放开毕业落户，不断出台新的购房政策，就是政策上的帮助。但从经济学来看，好的资源不断向上海聚集，经济引人，人才也越来越多、水平越来越高，竞争就很激烈。以前进复旦就是你在上海立足的垫脚石，现在复旦毕业保证不了任何事。我很多学生毕业就直接回家乡了，根本不跟你玩这套。

从这个角度来说，更多城市发展得好，年轻人也就有更多选择。《置身事内》分析过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其根源之一在于土地和人口等生产要素流动受限。若人口不能自由流动，被限制在农村或经济落后地区，那人与人之间、地区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会拉大。就此，总的思路仍然是提高资源的流动。而假如用地指标可以跟着人口流动，人口流出地的用地指标减少，人口流入地的指标增多，就可能缓解土地供需矛盾、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所以近年来在土地流转和户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非常重要。从长期看，消除土地流转和户籍制度对人口和土地流动的限制需要更深入的市场化改革。但在中短期内，调整行政区划、扩大城市规模乃至建设都市圈也能发挥作用。

中国的“模式”

人：在《置身事内》中，你多次提到未来的改革方向，政府应当承担更加多元的职能，由“生产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这种转型的动力是什么？

兰：不少地方都经历了“重土地、轻人”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可以快速推进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但缺点是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推高了房价和居民债务负担，拉大了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