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弭:美国华裔政治新势力打破“模范少数族裔”偏见?
作者: 乔格里“有天晚上,我儿子问我:男孩子也可以当市长么?”
“我说当然可以,过去一直是,将来也会有。但不会是今晚。”2021年11月2日,一身红裙的吴弭满脸喜悦地站在庆祝她当选为波士顿市长的演讲舞台上,向支持者讲述自己的故事,清秀的面颊露出两个小酒窝。
这是这位36岁华裔女性政治家的个人专场、高光时刻。“是的,今晚我们要好好享受胜利。但是,明天就要撸起袖子加油干了。”她笑着对媒体说。
她是马萨诸塞州首府历史上第一位女市长、第一位有色人种市长、第一位亚裔市长,也是美国东海岸第一位亚裔女市长。
事实上,自九年前踏入政界以来,这位年轻的华裔移民二代正在创造一个又一个历史纪录。
“华裔模范生”的样本
如果不是23岁遭遇的一场家庭变故,吴弭原本要完成的人生剧本清晰而简单——拿高分,进名校,成为一名工作体面、高薪的专业人士。
她在芝加哥长大,属华人移民“二代”。祖父母籍贯北京,外祖父是广东人,外祖母是四川人。后来,他们一家定居台湾。
吴弭的父亲是一名化学工程师,1982年被伊利诺伊理工大学录取为研究生,于是携年轻的妻子到美国留学。但夫妻俩初到美国的几年,几乎不怎么会说英语。因此,身为长女的吴弭从四五岁起就开始做父母的翻译,帮助他们与各种政府机构打交道、填写各种表格。
和所有华人家庭一样,吴弭的父母对子女的学业要求极高——据她的妹妹谢瑞尔(Sherelle)说,父母鼓励她们培养广泛的爱好,但不允许学而不精。当然,这种爱好里绝不包括政治。
她的父、祖两代经历过战争的颠沛流离和台湾戒严时期的政治高压。于他们而言,政治是一只危险而恐怖的怪物,总是伴随着饥荒和腐败。1980年代吴弭的父母踏上异国他乡,就是为自己的下一代谋求远离这种恐惧的平安幸福。
吴弭的中文名“弭,”在中文里有平息纷争、收敛、顺从之意。在她记忆中,家中饭桌上从来不谈论政治和时事新闻。“我后来才意识到这是我父母刻意为之的。”直到进哈佛大学念书,她都不清楚自己的政见是什么,究竟该投票给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在所有人眼里,这位吴家长女是华裔模范生的一个完美样本:自小学业出色,从不惹是生非;到高中时,她参加各种大学预修课程,加入数学小组和护旗队,并在学术评估测试(SAT)和大学入学考试(ACT)中获得满分。在巴林顿高中毕业典礼上,她作为共同致词代表,以格什温的《蓝色狂想曲》中的一段钢琴独奏博得了满堂喝彩。
2003年,吴弭以优异表现获得全美总统奖学金,进入哈佛大学经济学系。
2007年从哈佛毕业后,她在既定的专业型社会精英道路上继续奋进——她被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录取。BCG被公认为“面试第二难”的公司,员工薪水加年终奖待遇全球排名前列,是哈佛、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牛津等名校毕业生趋之若鹜的雇主。
顶级名校毕业、顶级咨询公司的职业起点,一个既定的华丽人生剧本正在为这个22岁的华裔女孩徐徐展开。
人生的洗礼:“政治是很要紧的东西”
2008年,正在波士顿工作的吴弭接到来自芝加哥的急电,是她16岁的大妹妹打来的。电话里,妹妹焦急地说:“我们需要你,马上回家。”她们的母亲敏玉精神崩溃了。
事实上,在吴弭读高中期间,她的家庭开始分崩离析。吴弭的父亲先是搬出去住,随后和敏玉离婚。在芝加哥郊区的宅子里,敏玉开始精神异常,一开始是受迫害妄想症,她认为自己被一个类似她童年时台湾戒严部队那样的组织秘密监视着。接着她不吃不喝不睡觉,在半夜打电话给911说听到有人在呼喊救命。更多时候,她把自己关在卧室整日不出来。
得知这些情况,吴弭立刻辞掉波士顿的工作,回到芝加哥。
在芝加哥的家中,吴弭所目睹的,是母亲越来越糟的精神状态。一个寒冷的雨夜,她发现母亲不见了。后来吴弭在公路边上找到了母亲,她一手撑着一把伞,一手拎着一个箱子,说要等一个从没见过的司机送她去参加一个秘密会议。当女儿恳求劝说她回家,她反反复复说着一句话——“你不再是我的女儿,我也不是你的妈妈。”几番劝说下,她拉着吴弭的头发,凑近盯着她右脸上的痣看,“因为她认为如果我是监视她的秘密组织复制出来的机器人,坏人会遗忘这个小细节。”
此时的吴弭成为家里唯一的顶梁柱,一边照顾病情时时发作的母亲,一边照料抚养两个未成年的妹妹,并最终拿到小妹妹的监护权。每次她代母亲去出席妹妹们的学校活动,其他孩子的父母看到如此年轻的家长,彼此交换着异样的眼神并窃窃私语。为避免让妹妹遭受可能的排挤和歧视,她每次都要解释一番自己到底是谁,而非他们以为的不良“少女妈妈”。
在竭尽全力照料母亲、抚养妹妹之余,她还和男友开了一家小茶馆,兼卖文具,计划等母亲病情好转后可以接手。
在这段焦头烂额的日子里,她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和各种政府、公共机构打交道,为母亲和妹妹争取所需的资源支持,应对各种繁复的法律和公务程序——从医疗、社工到公立教育系统,再到身为小业主所需要面对的一切。在这些交涉中,她经常感到困顿、无力及愤怒,经常被把人“非人化”对待的“系统”气得发抖。
吴弭说自己很快就意识到一点——“政府很重要,此外,政治是很要紧的东西。”
人生第一次,这位过去一直只知按父母期待埋头苦读从而出人头地的华人女孩对未来有了截然不同的想法——去改变社会,去“触碰”让父辈恐惧的、聒噪又危险的政治。
2009年,她带着两个妹妹和患病的母亲,把家从芝加哥搬到了波士顿。她一边照顾母亲和年幼的妹妹,一边在哈佛大学法学院攻读学位。
从政之路
前哈佛大学法学教授、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记得她和吴相识的每一个细节——一天,她的办公室走进来一个面孔清秀、有些腼腆的年轻亚裔女学生。
她面露愧色,解释她是来为自己在学业上的一些不佳表现向沃伦道歉的。“她觉得自己没有尽力,希望我明白,她没有任何不尊重我的意思。”沃伦回忆说。事实上,沃伦并没注意到她有任何问题。
这次契机,让师生两人有了一番深谈。随后,沃伦得知了她照顾母亲和妹妹生活的经历和起因。这让这位法学教授非常吃惊——哈佛法学院是全美最热门、精英学生竞争最激烈的专业之一,75%的学生睡眠少于五个小时,因压力过大而导致心理问题的情况非常普遍。但是,这个看上去文弱温和的华裔女孩居然做到了一边读书、一边养家并照顾病人。
“吴弭在法学院所做的事,我在25年的教学生涯中从未见其他学生做过。”沃伦说,这成为两人密切往来的开始。
伊丽莎白·沃伦后来正式步入政坛,成为麻省民主党的进步派领袖、联邦参议员、美国政界左派的标杆人物之一。2021年夏天吴弭竞选波士顿市长,当有人问沃伦为什么会支持吴弭而不是同派别的其他人士,她的回答毫不避嫌——因为“吴弭是家人”。
这个“华裔模范生”女孩一旦把才智、勤奋、责任心和计划性投入到从政之路,她在每个关键节点上都脱颖而出了。
在哈佛法学院,吴弭一步一步积攒起她在政府部门的工作经验和人脉。2010年,她开始在波士顿市政厅的财务及管理局实习。其间,她利用以前在芝加哥照顾母亲时开茶馆的经验,为波士顿的餐饮业制定了首部开业指南,以协助当地餐饮业发展。同时,她也积极在波士顿社区推进餐饮车计划,最后成功在市政厅广场导入了三辆餐饮车。她的作为和沉稳做派,引起了时任波士顿市长梅尼诺的注意。2011年,在梅尼诺的幕僚长的安排下,她转到拉帕波特法律服务中心工作,为低收入患者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2012年,伊丽莎白·沃伦竞选联邦参议员。吴弭主动请求为她工作,先是志愿者,后来是全职的选区经理。在竞选中,她与不同的选民组织接触,包括有色人种、LGBTQ团体、女性主义团体、退伍军人等等。其后沃伦成功击败争取连任的共和党代表史考特·布朗,成为麻省首位女性联邦参议员。
吴在沃伦竞选期间的出色表现,给波士顿前市议员约翰·康诺利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称赞她“对实地政治有着非凡的、天才般的理解”,与梅尼诺相似,她“对波士顿的边边角角有着过目不忘的记忆”,“她可以告诉你阿尔巴尼亚人在罗斯林戴尔(波士顿的一个主要居民区)的六个社交场所”。
2013年,年仅28岁的吴弭第一次竞选市议员,最终以第二高的票数在波士顿市议会赢得了一个全额选举席位,成为继阿雅娜·普雷斯利之后第二位在市议会任职的有色人种女性。她也是波士顿历史上最年轻的市议员之一。
然而,初入政坛不久,她就卷入了一场棘手的党派政治纷争。
2015年,波士顿市议会选举议长。此前,吴弭曾得到保守派人士的支持。所以,她承诺会支持市议会保守派领袖威廉·P·莱纳汉竞选议长。莱纳汉是吴弭的早期支持者之一,也是议会里最保守的声音之一。
就在投票前,和吴同属进步派的女议员普雷斯利突然宣布参加角逐。事态演变成一场政治立场的站队。一批进步派“大佬”向吴弭施压,要求她改变自己的立场。但她没有让步。
随后,一些进步派的政治团体指责她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政治私利。吴随后发布了一份400字的辩护声明,解释自己为什么选择莱纳汉,她认为他是这个位置上最合适的人选。“我们推动城市进步的唯一办法就是共同合作——即使那意味着超越那个让你感到舒适的界限。”
投票事件一度给吴弭的政治前途蒙上阴影。她后来回忆这段经历,说当时有“成千上万”的电话和电子邮件涌入,指责、谩骂她,而她“躺在床上哭泣、崩溃、颤抖”,甚至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还想要这个刚刚赢得的职位。
后来,保守派也投桃报李,支持她竞选市议会议长。但随后莱纳汉本人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们对她后来恢复与进步派一致投票感到失望。
在连续四个议员任期内,她一直以排名第一或第二的高票率连任。2015年底,她又被市议会推选为2016-2017届议长,成为历史上首位华裔议长。在波士顿议会的七年多里,吴弭创下了多项历史纪录。
事实上,这位年轻女政治家的崛起,契合着新英格兰地区政治风向的转变。
波士顿和麻省是美国传统的思想文化重镇,拥有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波斯顿大学、爱默生学院等名校,居民受教育程度全美排名第一,且素来是自由派思想的源头。近十年来,随着选民结构年轻化,该地区政治立场也越发左倾,关注政治的年轻一代越来越不满于传统进步派的“温和”主张。2012年,思想激进的伊丽莎白·沃伦之所以能突围而出、当选为联邦参议员,正是该地区政治新趋势的一个风向标。
身为沃伦的门生,吴弭在担任市议员期间提出一系列激进主张,试图让波士顿成为进步派政策“试验场”:譬如,将城市开发合约重新分配给波士顿黑人所有的公司;削减警察工会的权力;恢复某种形式的租金管控。2020年,她公布了在波士顿推广绿色新政的计划。
2019年夏,因不满马萨诸塞湾交通局提高轻轨、公共汽车及隧道等公共交通服务的收费,吴弭带领了抗议活动。她主张波士顿为公众提供免费的公共交通服务。其后此项政策也成为她最具知名度的政策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