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千年遗产

五月的南京，黏糊潮湿。

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我打着伞，按手机上百度地图的显示，来来回回兜了几个圈子，才摸到清溪路附近的半山园。园子被一所军事指挥学院的围墙围着，门口有岗哨。经问询，得知：普通来访者需持单位介绍信向学院政治部提出申请，经批准才能入内。

我沿着围墙绕了一圈。悻悻而去。

在钟山脚下的半山园里，这位历史上最富争议的北宋政治家在此度过人生的最后数年，读佛经、作诗、撰写一部有关字源学的著作。在孤寂、清冷的日子，他最大的快乐是偶有老朋友来访。

元丰七年（1084），因新党罗织的“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的苏轼去看望弟弟苏辙，随后取道江宁，和一位友人一道拜访了王安石。

经历了宦海浮沉后，这一对政见不同的老朋友相见后十分融洽，彼此打趣，谈佛论书，写诗唱和。在王安石鼓动下，苏轼甚至还动了在金陵置地的念头，在和诗里畅想着两人一起拄杖从游、终老于钟山之下的夕阳之景。

此时，这两位已体尝人生百味的老友都没预料到：两年后，还有更加心碎和坎坷的命运等待着他们。

千年际遇

——“上与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

大宋王朝治平四年（1067）正月，在江宁为母守丧的王安石得知来自汴京的大噩耗：在位仅四年的宋英宗驾崩，19岁的太子赵顼登基，是为宋神宗。

新帝即位后，一连串的浩荡皇恩接踵而来：初是授王安石为江宁知府，旋即诏他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并召他尽快进京待命。熙宁元年（1068）四月，王安石奉命携家眷来到京城。

得知他到来的消息，年轻的宋神宗十分兴奋。

早在他还是颍王时，就经常听韩维和其弟韩绛夸赞王安石的才德与见识。当时，韩维在颍王府里任记事参军，每说出一种见解时，都会加一句“此非维之说，维之友王安石之说也”。等赵顼被立为太子，韩维干脆提出让王安石来代替他在太子府的职份。

说起来，韩维和王安石有姻亲之私谊。但在汴京，王安石的贤名、学识和才干早已流传开来。自仁宗朝起，欧阳修、韩琦、文彦博这些朝中元老都几次三番地向朝廷举荐这位做派与众迥然不同的人物：譬如多次竭力辞去“清要”的京官之职，宁愿外放到地方上去做干实事的地方官，而且每到一地都政绩卓然。

这让求贤若渴、期待有一番大作为的神宗对王安石充满好奇，非常想见到他。登基之后，他迅速降旨，任命在江宁守制的王安石为江宁知府，不久又召他入京担任翰林学士。

熙宁元年四月，这一对君臣终于相见。曾公亮曾在神宗初年任副相，后被苏轼责备未能扶正朝廷，曾以非常复杂的心态说：“（皇）上与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

一见到自己倾慕已久的人物，神宗急切地问道：那我下面该做什么？王安石回答说，“择术为先”，实际上是否定了宋王朝现行的政治措施，提出要有新的治国方案。这让神宗惊讶万分——大宋的历代祖宗守江山已有百年，这百年间国家大致太平无事，你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王安石没有立刻给予回答，而是在退朝后给神宗上了著名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在该札中，他首先回顾从宋朝开国以来的历史和太祖、太宗、真宗、仁宗的作为，然后对在位最久的宋仁宗进行了详尽的点评，先赞美了他敬畏天地、宽仁恭俭。随后话锋一转，尖锐地指出仁宗朝在朝政、官员考核选拨、农业、军事、财政方面存在的种种弊端。

他剖析原因：仁宗朝夕不过是和宦官、女子相处，在朝堂上和“有司”讨论一些琐碎问题，所以“未尝如古大有作为之君”，没有和有学养的士大夫探讨真正能造福、安顿天下百姓的“先王之法”。所以皇帝自己虽然过得节俭，也没见天下百姓富裕;为政“忧勤”，国力也不强。所谓百年“天下无事”，只因为遇上夷狄没有大的进犯、加上没有旱涝天灾的“天助”，而在这“百年无事”之下隐藏着种种危机。

进而，他指出“天助”不可靠，千万不能再苟且偷安。所以，他以辅助周宣王的大臣仲山甫自许，向天子辨明国势，希望宋神宗继承先祖们未完成的功业，做一个真正大有为的君王。

王安石对仁宗朝政事、作为的一番犀利的明褒实贬，击中了少年天子隐秘的心事。

他的父亲、英宗赵曙并非仁宗的亲儿子。因为仁宗迟迟没有子嗣，在大臣劝说下，挑选了濮王第十三子，带入宫中交由曹皇后抚养，并给他取名为“赵宗实”，后赐名更为赵曙。但仁宗内心一直渴望后宫能诞下自己的继承人，所以迟迟不肯立赵曙为太子。这让赵曙的处境十分危险微妙，终日心惊胆战，精神上极度压抑。

等登基为帝，赵曙不久便和养母、仁宗的皇后曹太后失和，随后又为尊自己的生父濮王为“皇考”还是“皇伯”，引发了一场最终酿成重大政治危机的“濮仪之争”，宰相韩琦、欧阳修、司马光等朝中重臣全部卷入。在位四年中，他一直受精神疾患的困扰，年仅34岁就含恨而去，根本来不及证明自己是真正的“天选之子”。

如今，他的嫡长子要用大有作为之“功绩”，为自己和父亲向天下证明一件事——他们是大宋皇位不折不扣的合法继承人，是大宋列祖列宗的荣耀血脉。

是年，神宗20岁。王安石时年46岁，年富力强，正是政治家的最好年纪。

沉默的“万言书”

事实上，早在十年前，王安石就曾上呈过一封畅谈改革方案的“万言书”。

嘉祐三年（1058），37岁的王安石回京担任三司度支判官。随后，他给当时在位的宋仁宗上呈了一篇雷霆万钧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在“万言书”中，王安石全面分析了北宋王朝当时的情况，指出国家积弱积贫、内外交困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知法度”，而他认为要扭转这种局面的唯一办法就是“改易更革”，也就是进行一场大改革。而要实现改革，前提条件是选拔任用有革新思想的人才。他随后提出了一系列如何进行人才教育、培养、选拔的政策、方法，并认为应该摈弃“无用之学”，把儒生们锻造成为文武全才，以适应国家改革图强的需要。

王安石所谓的“法度”，具体指国家政权范围内的各种治理和规范，特别是法令、政策、方针、措施的制定问题。他认为要改变现有的法度，使之合乎“先王之政”。但同时又指出，今天距“先王”的时代太过遥远，“所遭之变，所遇之势”已经大不同，要想使每项法度都合乎“先王之政”是很难的。因此他提出，只要能符合“先王之意”，就能达到“先王之政”，所谓“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己合乎先王之政矣”。

宋史权威、学者邓广铭先生由此一语中的地指出：王安石想做的，其实是“托古改制”。

这部洋洋洒洒的万言书充分展现了王安石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说理才华，气畅神通、理据饱满详尽，是后来“熙宁新政”的纲领性文件。但是，上呈到仁宗之后，石沉大海，没有引起任何波澜。

没有人知道仁宗皇帝看到这洋洋万言有何感想。但必须公允地说，他绝非一位昏庸无为之君。

2020年大热的历史剧《清平乐》第一次给了仁宗一个高光时刻。事实上，尽管光芒经常被历史上那些雄才大略型帝王所遮蔽，赵祯还是开创了被史家概括为“仁宗盛治”的时期。他在位期间，北宋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由元朝组织撰写的《宋史》赞曰：“《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到亲政的第十个年头，宋仁宗做了一次大胆的努力。此前几年里，宋王朝爆发了第一次和西夏的战争，随后辽国趁机以重兵压境，逼迫宋廷增输岁币，宋王朝的危机感空前强烈。

庆历三年（1043），仁宗起用范仲淹，任命他为“参知政事”。范仲淹等开展“庆历新政”，企图遏止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及“三冗”（冗官、冗兵、冗费）现象。

范仲淹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改革主张，其中整顿吏治为其重心。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仁宗大都予以采纳，并渐次颁布实施。

“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既得利益，立刻遭到来势汹涌的反对和阻挠。

庆历五年（1045）初，范仲淹为仁宗“解困”，自请离京。之后，韩琦、富弼、欧阳修等改革派也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历时仅一年有余的“庆历新政”也逐渐被废止，改革以彻底失败告终。

王安石在嘉祐三年提交的这份“万言书”里，提出的改革力度要远远大于他的前辈范仲淹。如果说“庆历新政”是一场“小改良”，那王安石想搞的是“大改革”。

仁宗皇帝对“万言书”的静默不语，我们可以做出某种解读。

17年的历练与思考

嘉祐三年的这份“万言书”，凝结着王安石在地方为官17年的历练和思考。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人，故又有“王临川”之称。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出生于临江郡清江县。

成型于唐、完善于宋的科举制度给中下层读书人打开了一扇通过往帝国权力机器的大门。临川王家最初只是普通的自耕农，直到王安石的叔祖、父亲王益两代中了进士，王家才得以上升为科举官宦之家。王家在临川没有田产，王安石从小就和家人随其父的游宦生涯走动。

《宋史》云：“王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他也颇为恃才傲物，“意气与日争光辉”。

宝元二年，王益死在江宁（今南京）通判任上，王安石为父守制两年。到庆历元年（1041），21岁的王安石赴帝都汴京参加进士考试。第二年春天，他以第四名的成绩荣登进士榜，当时和王安石同在第一甲的有王珪、韩绛，后来他们都做到宰相，关系甚密。

获取功名后，王安石先是被放到扬州，做淮南路（北宋的行政区之一）的签书判官。当时，宰相韩琦因参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被贬，出任扬州知府。王安石是他的下属。

工作之余，他苦研儒家经典，以通宵达旦读书为常事。到第二天天亮，他经常来不及洗漱就去知府上班，蓬头垢面也不以为意。当时，韩琦经常看到这个年轻下属一副衣冠不整的邋遢模样，就以为他多半是前一晚在喝酒放纵，有一天他以长官的身份正告王安石：“君少年，勿废书，不可自弃。”王安石不答，退下来后对别人感慨：韩公不了解我啊。

签书判官三年任期满后，他回到京城。按当时制度，新进士在外做官期满后，可向朝廷有关部门上书，以求得在京城各种馆阁任职。这一类职位通常比较清闲、带有荣誉性，而且有助于未来仕途晋升，所以官员们都趋之若鹜。但王安石对此不感兴趣，他更愿意到地方上干实事。在“大理评事”一职上做了不到一年，他就强烈要求出京，还给出一个很现实的理由：当时祖母、母亲、寡嫂、兄弟一大家子全靠他一个人的俸禄养活，地方上物价水平要比汴京便宜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