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状元”出衡中记

2015年高考后，作为衡水中学文科状元、河北省文科高考第二名，刘嘉森如愿进入北京大学。从“高考工厂”脱颖而出，紧接着被扔向另一起跑线，从校园到职场，迎面而来的是“更大的衡中”。他尝试了同龄人鲜少走过的路——成为“职业状元”。他写书，出版《心的力量》讲述在衡中的学习方法与心路历程;他演讲，在全国多地的中学举办多场演讲输出自己的方法论;他直播，通过短视频平台为学生及家长答疑解惑。

曾有北大老师为他感到遗憾，认为他不该走这条路、本该有更好的发展。他自己的判断则是：时代不同了，那是上一代人的轨迹——踏踏实实干活，到了时间自然而然能开花结果，那是一片坦途;“我往前走的话，要翻山越岭。”

状元光环的背面，是一种接近于苦行僧却自得其乐的生活。刘嘉森和几位同事共享一间办公室，略显拥挤的工位旁是他日常做菜的小锅和电磁炉。住处就在隔壁，一张小木床紧靠墙壁，它在几个月前取代了一张更简易的行军床。离开衡中后，刘嘉森认为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很多变化，从前的生活不可持续，“最多三年。”

但这所学校的痕迹以另一种方式鲜明地存在于他的身上，比如他解读的“衡中内核”：单位时间内做更多的事情。

讲述刘嘉森的故事，某种意义上是在谈论，一个年轻聪明的人，在考场获得巨大成功后，用惯有的思维计算成功的概率，并作出自己认为成功概率最大化的选择。他的光环是独特的，他的一些困惑是普遍的。在变动的浪潮中如何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是一代年轻人共同面临的问题，刘嘉森选择了把状元作为方法。悖论在于，他逃离“衡中模式”的方式，某种程度上是在输出这种模式。

“职业状元”

“在衡中，每个人不再是自己，是一个编号，考第一就是世界的王，考不好就完了，”刘嘉森对着话筒熟练讲述他高中三年的方法论。演讲时间一般在一小时左右。这些方法论的第一个检验场是六年前夏天的高考，在那里他取得了无上荣耀，成为当年衡中文科高考状元、河北省文科高考第二名。

被称为“高考工厂”的衡水中学多年来以居高不下的升学率成为重要的观察样本，那里的老师时常拿这句话激励学生——“考清北凭实力，考状元看运气。”刘嘉森正是兼具这般实力与运气的学生，他多次在演讲中分享自己被清华北大“抢人”的经历。

在刘嘉森的讲述中，高考结束后，尚未查到分数之际，清华大学招生处老师已打来电话，请他过去读书，表示“虽然不知道你的分数，但你愿意的话，先跟我们说定”。刘嘉森示意家人不要着急回复，直到北大打来电话，他心里更加有数，原来自己是分数很高被抢。“他们都很狡猾的，”他这样对着台下或屏幕调侃，对面是应试教育语境下焦灼的学生与家长。

正是北方入秋的季节，2021年10月5日，涿州市区小雨连绵，这里是刘嘉森的故乡，当初他从这里的初中走进衡水中学。这天他在市中心的一家新华书店做分享，之后是新书签售。台下座无虚席，靠墙一侧站着些学生和家长，《心的力量》被书店工作人员搭成“心”形摆在最醒目的前排，那是专属于热销书的位置。

状元身份是输出方法论的通行证。早在大学期间，刘嘉森就感受到这一点——高考结束后，他的笔记被现在公司的老板“收购”为状元笔记，合作延续至今，他大学毕业后就来到这家教辅出版公司任职。

2018年，他们合作了由刘嘉森带领团队主笔的《衡中体英文字帖》——使用一种号称“最能够在考试中得到高分”的英文字体。

起笔要精确落在距离左端两厘米、格子上三分之一与中三分之一交界的位置，向着左下15度划出笔直的线，写出第一个单词后，空出两个字母的位置再写下一个单词，所有字母都保持着精准的15度倾斜。每一个字母都稳稳切在四线三格的相应位置，一条无形的线直直穿过，“仿佛是木匠用墨线弹出来的”，刘嘉森在《心的力量》中这样描述。

这是衡中学生广泛使用的一种字体，刘嘉森把它研究到了极致，经过长期训练，写作文时先打草稿再誊抄，25分钟足够成为“高分模板”，这本字帖发行超过700万册，被衡中列入2018年的《新生入学建议携带手册》。大学时刘嘉森曾向他美国、英国和新加坡的同学展示，当他们发现这种类似印刷的字体是人手写出来时，纷纷表示不可思议。

如今，刘嘉森的工作和他的“状元”身份仍然紧密相关：一是“做书”，从策划到校对、审稿等全部亲自完成;二是直播，基本稳定在每天上线一到两个小时，聊天之余在短视频平台“带货”，卖自家或友商的书;三是线下巡回演讲，近期由于疫情有所减少。

刘嘉森总结，第一部分占据了工作的大量时长，但少有人关注，人们更多看到的是他以状元身份出现的场合。下午结束新书签售后，刘嘉森照例出席晚餐，当地中学一位与刘嘉森关系不错的老师特意带了女儿来，她的女儿马上要考研究生，“让她跟着嘉森多学学怎么学习。”晚饭后，刘嘉森被带到另一位朋友处喝茶聊天，然后给几十本新书一一签字。对方要拿去送人。

少洗一个碗

愿意为状元买单的市场足够庞大，《心的力量》2021年6月出版，到10月为止，销售量超过10万册。这和预期相吻合。出版社会对书籍做分级，有“S、A、B、C”四个定级，其中S级最受重视，每年也就几本。按照出版社的计划，这本S级的书要在五年内卖出60万册。

写这本书用了一年多时间，刘嘉森有时在演讲途中抽时间写，有时甚至在饭局上，有人敬酒，“刘总，来”，他推辞不过，喝下一杯酒，继续在小桌板写自己的书稿。有一次，他在KTV里读完了三岛由纪夫的《假面自白》。

曾有多家出版社登门，让刘嘉森总结纯干货的学习方法，写作模板类似于“做到一二三就能成功”，他拒绝了，那不符合他的方法论，他认为目前合作的出版社“更真诚”。

关于升入大学后的内容，刘嘉森最初写了三万字左右，出版社觉得不符合受众需求，删减为三千字左右，他解释，“人家并不想知道我大学怎么过的，觉得上北大就是上天堂，你不需要去跟我们说天堂怎么过的。”

对一些人来说，考名校是上天堂，“状元”由此承载了部分文化符号意义。刘嘉森目前就职的公司总部所在地并非大城市，而是位于河北省沧州市肃宁县。历史上这里出过三位状元，被称为“状元之乡”，清代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的故乡也在这里。

刘嘉森的老板是肃宁人，教师出身，一直想创办这样一个教辅企业。刘嘉森是团队中特殊的一员，他是唯一的“明星”，唯一有状元头衔的人。在其他同学埋头于学分绩点、学生会或其他刘认为“学生气”的事务时，他学会了把状元作为方法，赚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刚赚到钱时，这位可以被标签化为“小镇青年”的年轻人，买了件三千元的杰克琼斯大衣。他列了长长的购物清单，从最便宜到最贵，甚至连将来买什么都想好了，包括车子。在未来几年收入不断增长的预设下，他列出了能想到的要买的全部。但计划执行了1%，他觉得不对劲：穿三千块钱大衣的感觉就那样了，将来三万块或者三百万块的大衣不会有什么别的感受了。

刘嘉森告诉《南方人物周刊》，由于工作原因，从几十块的酒到几千块的茅台“都喝过，威士忌还喝过两万块、四万块一瓶的”，但给他带来的感觉没区别。他提到一款达尔维尼的威士忌，说入口后能产生四种味道，“我能尝出四道，但还是觉得以前50块钱的很不错。”

“我确实已经把我想的东西都尝试过了，”刘嘉森开玩笑说，他曾经认为“茅台得是玉露琼浆、玉皇大帝喝到的玩意儿”，喝完之后“知道它好，比二锅头香，但这些远远没达到我想天天喝、不喝受不了的地步”，最后他归结为，“完全没有一本好书给我感觉更震撼。”

在他看来，书分好书与烂书，或者说，读书与不读书中间有道鸿沟，是一种黑白分明的界限，“但是大餐和兰州拉面的差别小很多，不值得我花那么多钱或者时间去追求。”

他选择的生活甚至有种过分的简单。住所就在工位旁边的小房间，10平米左右，一半用来做直播间，两盏大灯以及堆满桌子的书最为醒目，靠墙一侧是他的小木床，和学生时代宿舍的单人床差不多大小。前一段时间，有个同事搬家，家里二手的小木床闲置，送给了刘嘉森。此前，他在这里睡行军床，睡久了床，失去弹性，他的腰受不住，两个月前改睡地铺，直到有了小木床。

吃饭遵循同样简单的轨迹。他在工位旁放了个电磁炉和小锅，一包盐和一些火锅调料包是全部的调味品，后者很少用。这天，他的晚餐是青椒、茭白、珠江面、五花肉馅，混在一起煮，就是一顿晚餐，“今年猪肉价钱下来了，就吃猪肉，去年价格贵，就吃牛羊肉。”

洗菜很不方便，他只能借用写字楼走廊尽头的男洗手间，这里有淡淡的异味。“我也很希望能在外面洗，怕别人以为我有莫扎特的癖好，”刘嘉森熟练地用一把小刀切菜，“他喜欢屎。”

饭菜煮好，他就着锅吃，这样可以少洗一个碗。这种计算方式刘嘉森再熟悉不过，他曾经总结衡中模式，“很单纯地要你出成绩”，学生怎么在单位时间里刷更多卷子、老师如何在单位时间内灌输更多知识，网络上铺天盖地的跑操、叠被子都是表面化的。

刘嘉森记得在衡中一周有一小时自由活动时间，他会拿出15分钟洗澡洗衣服，剩下的45分钟做卷子。跑操前、排队打饭时，他都在背书，“没有那么复杂，就是走上那个体系，高强度的体系，要比其他人更适应。”

“精神特区”

残酷开始得猝不及防。那是2012年春节前后，当衡水中学招生的消息传来时，刘嘉森正在备战中考，当时他的综合排名能在当地排到第四名。按惯例，衡中招生办的老师会面试涿州地区排名前十的学生，少一个就补一个，家长们严阵以待。

刘嘉森迟迟没等来消息——后来他才知道，招生的消息被学校成绩最好的班级封锁了——他差点失去面试机会。这样的“差点”不是个例，在他面试时，还有一位同学被家长带着匆匆赶来面试。刘嘉森后来在书中写道，“在严酷的竞争面前大家都丧失了体面，只有赤裸裸的算计。”

一天，刘嘉森放学回家，看到父母紧张地收拾行装，“有话路上说。”在夜色中一路疾奔时，刘嘉森才得知，衡中招生的老师前一天晚上已到涿州，但在询问他的消息时总被告知联系不上。

刘嘉森的父母在那段时间一直小心打听着招生信息，听说高速公路口附近的阳光大酒店有一辆衡水牌照的轿车载着一行人下榻，他们循迹找到了招生老师。负责招生的老师业已退房，刘嘉森在轿车的副驾驶座上参加面试。开始前，老师动了车里的几个部位，后来刘嘉森才知道车内装有录音录像设备，由校级领导亲自审阅。紧张的准备过程中，他意识到，“真正面对机会时，我依然是个卑微的追逐者。”

“衡中是一个‘精神特区’，但它的不正常，不代表说它就是坏的。”刘嘉森回忆自己的高中生活，那是一种封闭的环境，校园进行军事化管理，学生没有手机、电脑，要经受那种压力，就要有特别明确的方向，“如果每天看着手机、在社会里面，不会有特别坚定的方向说我要干什么。”衡水中学副校长康新江曾在2014年接受《扬子晚报》采访时说：“我们学校营造氛围的特殊之处，就是在打造‘精神特区’，这包含三个方面：第一是追求卓越，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第二是改革创新;第三是团队精神，衡水中学按单个老师拼，拼不过很多名校，但是按照团队打造，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认为，单纯减负并不科学。现在的学生更需要磨练，他们最大的问题是没吃过什么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