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达夫·埃亚尔：动荡和分化中，全球化体系如何迭代

德国东部小镇施洛伊辛根（Schleusingen）附近的一条土路上，记者纳达夫·埃亚尔和制片人正驱车尾随一辆黑色轿车。给这位犹太教以色列记者带路的，是两个年轻的新纳粹分子。其中一位曾因参与非法煽动被定罪，如今正在竞选市政议会议员。此行的目的地是他举办竞选筹备会的家庭小院。

小院里，一大桶腌渍过的猪肉被陆续码上烤架，香气四溢。年轻人们悠闲地围立在烤架周围，大多一身黑衣。有的T恤上印着极右翼重金属摇滚乐队的标志，有的戴着五角星形的银吊坠。埃亚尔的到访让气氛变得微妙。顶着众人的打量，他小心翼翼地在院内穿行，与人攀谈，像是在“同鲨鱼共游”，只是“失去了金属笼子的保护”。

这天是2014年5月8日，纳粹德国向盟军投降的69周年纪念日。不过，对小院里的这些年轻人来说，德国的投降有着不同的意义。

埃亚尔是一名国际政治记者。从业20年来，他曾多次与民族主义者、极右翼理论家、原教旨主义者对话。在后者看来，接受一位犹太教以色列记者的采访，有利于扩大圈子、获得合法地位。埃亚尔的目的也很简单，“如果一个新纳粹分子对外塑造和善的形象，主张自己只是想做好移民管控。我希望能揭露其真实意图。”

很多时候，访谈会因为逐渐紧绷的气氛而中断，甚至不欢而散。然而，直面这些极端主义领袖及其追随者，让埃亚尔得以了解这些激进论调复燃的深层土壤——全球一体化造成的意义丧失和疏离感。

就在小镇那场采访的次年，德国向难民开放边界。当年到达德国的难民总数超百万，这些难民大多来自叙利亚、阿富汗和伊拉克。虽然时任总理默克尔宣称，该国可以在不增税和不影响预算的情况下应对难民潮，但难民政策带来的一系列社会连锁反应，导致越来越多国民转向“同情疲劳”。民族主义党派将移民定义为“迫在眉睫的威胁”，社会的分化和冲突为他们赢得了更多的关注和选票。

某种程度上，移民部分缓解了德国社会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压力，但也深刻地考验着社会对多元群体的融合管理能力。在埃亚尔看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发达经济体是否从移民身上获益，而在于移民政策的获益者通常是移民本人和富裕阶层;冲突的本质不在于移民对工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在于身份认同的全面变革，这深刻地影响了文化，也影响了人们对是否能掌控个人和公共生活的认知。

移民议题只是反全球化运动宏大图景的冰山一角。早在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指出全球化对身份认同的威胁，特别是对那些未能享受到全球化硕果的本地群体的威胁。而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当这种情绪在社会群体内发酵时，建制派及掌权精英没能及时、有效地回应他们的需求和恐惧。

埃亚尔提到了奥巴马在2012年竞选连任期间，总结自己在任期之初的最大错误——“忘记给美国公众讲一个能向他们传递团结、目的感和乐观精神的故事，尤其是在这种艰难时期。”在埃亚尔看来，失败的原因不在于故事没讲好，而在于故事本身。一遍遍重复那些正向却空洞的政治信条或励志格言，在陷入贫困的恐惧面前，只会沦为“背景噪音”。

这时，如果有政客或组织出现，以简单粗暴的方式肯定甚至兜售这些不安情绪，那么破坏本身就足够蛊惑人心，以至于人们不会在乎对方是否有能力或者有动力去解决他们苦难的源头。当不满成为可被利用的诱饵，后果就如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所说，基于国家、民族、宗教、派别、种族或性别等更为狭隘的认同形式日益占据上风。

社交网络时代，信息传播更加碎片化，成为谣言制造者和情绪操纵者的温床，大众更愿意追随感受，没有耐心加入客观理性的辩论。埃亚尔认为，技术时代赋予人们“祛魅”的能力，传统的权威信源屡屡遭遇“信任赤字”。当人们发现“人人都说过谎”时，就会产生一个可被利用的真空，理性被情绪填埋，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关心事实，只“相信他们想要相信的”。由平台算法等共同搭建的信息茧房让他们进一步隔绝于不同意见，也没有动力去核查他们深信的“事实”。

因此，在关于“全球化死了吗”的嗟叹背后，埃亚尔认为这种脱离情绪并非仇恨和无知的瞬间爆发，也绝非过眼烟云，仅仅为其贴上“民粹主义浪潮”或“对民主的威胁”等标签，既过分简单化，也无济于事。

在新书《逆流年代》中，埃亚尔的报道足迹遍布欧洲、亚洲、美洲和非洲等多个国家，以第一视角描绘了一张跨越全球的反全球化景象，既尝试剖解这种浪潮的框架和轮廓，也刻画出这种浪潮背后的鲜活个体。

这本书成文于2020年底。受新冠疫情影响，埃亚尔出差的机会明显减少。疫情成为他最主要的报道主题，也给了他观察全球化的新视角。

2020年4月，世界贸易组织（WTO）曾预计，受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商品贸易量将萎缩12.9%到32%。虽然世界贸易体系比预期的更有韧性，这一数据最终定格在5.3%，但疫情期间贫富差距、政治不确定性、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的加剧，以及经济复苏的脆弱和不均衡，给本就有弊病的全球化蒙上了新的阴影。当危机跨越国境在全球传导，也进一步暴露并加重了许多国家的痼疾。

埃亚尔认为，如果任由全球化消退，而不采取更为积极的补救措施，后果会非常严重，比如全球减贫事业取得的成就可能因此被抹除，“当拿走人们已经拥有的东西时，他们会感到沮丧。沮丧产生愤怒，愤怒消磨理性的话语，有时甚至会导致暴力。”这不是只属于个别国家或地区的困境和课题。在埃亚尔看来，全球化的潮起潮落塑造了国际环境，而且在可见的将来还会继续。

当旧有的全球化秩序发生激变时，中国该如何应对，也是多次赴中国采访的埃亚尔试图在书中探讨的话题之一。中国和全球化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鸦片战争。自那之后，中国一度被全球化的阴暗面所笼罩。近两个世纪后的今天，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资吸收国，是一百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和维护者”、“受益者和贡献者”，中国也越来越深刻地卷入到全球化的体系中，享受着体系蓬勃带来的红利，也承受着体系颠簸带来的冲击。

近日，埃亚尔的《逆流年代》在国内出版。《南方人物周刊》采访了这位一直活跃在反全球化运动报道一线的以色列记者，探讨他眼中“逆流年代”的由来和出路、竞合时代的大国关系和责任，以及大变局中个体的处境与选择等等。正如他在书末所倡导的，要保持进步的延续，而不只是怀念。

人：人民周刊 埃：埃亚尔

“大国一旦陷入对抗的泥沼，都将遭受重创”

人：你在书中提到，“中美两国都应该记住19世纪末至1914年间美好年代的深刻教训：全球化的第一个飞跃发生了，但是国际机构和帝国联盟仍然停留在过去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学到哪些经验和教训？

埃：更近的教训来自冷战。长达数十年的冷战是对人类生命、时间和金钱的巨大浪费。第三次世界大战并未爆发，但我们距战争并不遥远，有时甚至近在咫尺。

相较于20世纪，当下的世界更为复杂。人类正面临着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的双重危机，这事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与此同时，大国关系由竞争转为对抗。历史教会了我们许多道理，有一条不该被遗忘：在现代历史中，大国一旦陷入对抗的泥沼，都将遭受重创。

人：身处激变时代，不同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国家之间该如何缓解分歧、谋求合作？中美关系如何良性发展？

埃：首先，不是所有人都能互相喜欢，不存在一种模式适合所有国家。“华盛顿共识”（注：Washington Consensus，是指上世纪80年代末出现的、一整套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这一系列理论“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的失败就是最好的例子。

正如肯尼迪所说，“和平是有理性的人应该追逐的必要且合理的目标（注：摘自1963年即古巴导弹危机结束次年肯尼迪的演讲）。”中美两国在很多议题上存在分歧。两国应该共同谋求解决这些分歧的方法，不应诉诸暴力或者暴力威胁。双方都应该认识到，有时当分歧难以化解时，维持现状好过让矛盾激化。

我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美国人，我希望双方能平和、负责任地对话，永远谨记我们共同经历的那段历史给我们的最大教训：国家和国民有能力摧毁文明，并让自己陷入大规模的杀戮之中。如果我们不够谨慎，就可能被再度拖入战争的深渊。面对众多分歧，中美两国可以展开认真严肃的对话，逐个商讨。当然，这会是一条漫长的路，并将长期持续下去。

全球化体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地缘政治的影响也越来越频繁。我们不妨思考这些问题：历史上是什么让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生活在怎样的世界？是一个大国之间摩擦不断的世界，还是商品、资本和思想的流通相对顺畅的世界？我想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很多人为极端民族主义披上民粹主义的外衣”

人：你在书中提到，二战后，世界的领导人们对大战的忧虑以及民意抑制了他们的作为。但现在，人们对战争的记忆逐渐模糊，对战争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对抗环境和宣传叙事的影响，这可能演化出一种危险的情绪。

埃：如果决策者仅以民族主义的方式治国，几乎必然会走向灾难性的结局。我们应当认清人们“挥舞旗帜”的原因，比如为什么他们反对移民。全球化不是简单移植西方的那套价值观。同时，我们要拒绝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等等。

人：近年来，和“民族主义”同样频繁出现的概念还有“民粹主义”。你在书中提出，“民粹主义”已经成为一个笼统的术语，试图包罗万象，所以非常空洞。你觉得谈论“民粹主义”时，可能存在哪些误区？ 

埃：误区在于很多人为极端“民族主义”披上了“民粹主义”的外衣。事实上，在全球范围内，我们正在见证的并非一股民粹主义浪潮，而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复苏。我没有看到任何所谓的“民粹主义领袖”真正尝试去改变社会权力等级制度。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特朗普不断被贴上“民粹主义者”的标签，但他一直都自称“民族主义者”。“民粹主义”常被极端民族主义者当作粉饰自我的道具或特效，而他们真正在做的是完全不同的事。

辩证看待全球化的影响

人：弗朗西斯·福山在《身份：对尊严的需求和怨恨的政治》中提到，民族主义产生的根源并非经济动机，而是对身份认同的需求，因此无法简单地通过经济手段得到满足。你怎么看？

埃：总的来说，他是对的。然而，在“认同”这个相对程式化的术语背后，人们想要的东西更实际：他们想以自己的方式教育孩子，他们想要工作，想有影响政治进程的自由，以及受保护的社区。

要知道，除了宗教狂热分子或者激进的环保主义者，没人会拒绝全球化带来的好处，比如智能手机、国际航班等等。全球化就像一艘豪华邮轮，许多人被困在了客舱、下层甲板和轮机舱，他们不得出声，不得作乱，好让邮轮继续远航。而现在这些处在昏暗之地的人们开始反抗，他们拒绝在全球化的体系中迷失自我。

人：你说“不平等以及在全球层面上对不平等加以利用是收入及生活水平提升的关键动因”，这是否意味着你认为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只能被消减而无法被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