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企业家与他们的美术馆共沉浮

作者: 孙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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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美术馆(郑亚胜/摄)

经线和纬线

当企业家们不约而同地进入低调模式,微妙地居于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的美术馆,成了观察他们与时代关系的窗口。

这一年,两件围绕着美术馆的事情发生了。一个是,泰康美术馆在位于北京市中心的泰康大厦开幕。另一个是,中国最具知名度的收藏家、龙美术馆创始人刘益谦夫妇通过苏富比释出39件艺术品。这也是30年来,这对收藏家夫妇第一次公开、成规模地出售艺术品。作为苏富比亚洲50周年秋拍的重中之重,拍卖公司精心策划了这个专场,将其命名为“龙途”,高管亲自出面为之摇旗呐喊。

被国内外媒体称为“中国最大、最知名收藏家”的刘益谦,是始终活跃在艺术品市场的人物。多年来,他的一举一动已经成了外界观察中国艺术市场的风向标。即便在圈内,一些人对市场的预期,也维系在他出手的豪阔程度上。

“龙途”专场总成交额约合7000万美元,低于苏富比拍前9 440万美元的预估。39件作品中有10件流拍。专场遇冷,市场进一步出现了负面预期。《华尔街日报》当日刊发报道,写道:“这次拍卖或许提示中国的艺术品购买潮已经结束。”

30多年,始终在场的另一位人物,是泰康保险集团董事长陈东升。陈东升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艺术品拍卖业的开拓者、嘉德拍卖公司的创始人。嘉德是陈东升从零开始,打造的第一部商业代表作。在他的著作和历年公开讲话中,很容易看到,他对嘉德抱着极其深厚的情感。而他之所以愿意投入20年时间打造一座美术馆,也与这份创业经历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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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富比2023年香港秋拍预展:表现主义画派代表艺术家之一、意大利画家阿梅代奥·莫迪利亚尼(Amedeo Modigliani)画作《宝丽特·茹丹肖像》

在中国的拍卖公司里,嘉德历史长、信誉好。很多知名收藏家都与嘉德打过交道。陈东升和他的公司见证了很多企业家的起起落落。

就此而言,创办了交易平台的陈东升,和刘益谦等资深藏家们,分别像是经线和纬线,共同框出经济周期之下,艺术品收藏和美术馆的起落。

1994年,一个轰鸣的时代,两个成功的模板

公开资料中,“经线”与“纬线”第一次交集,发生在1994年。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年份。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许多好的或者不好的因素,都能追溯到那一年。政府主导的国企、金融体制、汇率等一揽子经济改革计划开始加速推进,“分税制”改革正式实行。市场的大门进一步洞开。很多之前被视为“公共品”的东西,迅速涌入市场领域。

艺术品只是其中的一小股支流。即便如此,它演绎的故事,也足够跌宕起伏。

当年3月27日,嘉德拍卖公司举办了开业后的第一次拍卖。当时开始做艺术品拍卖的,不止陈东升一人,但嘉德是第一家全国性的股份制艺术品拍卖公司。在此之前,文物都是国家专营,只有文物局管辖下的艺术品商店能够买卖,私人买卖文物处于灰色地带。直到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颁布,文物艺术品拍卖行业才得到了合法“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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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8月22日,北京,泰康美术馆举办开馆展。媒体见面会现场,泰康保险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东升与记者交流

嘉德的成立,是陈东升冲破各方阻力之后的结果。而他之所以能够突破这层阻碍,除了自己咬紧牙关坚持之外,人脉关系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是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杂志副总编。不少与他交好的校友、同事、领导都在体制内有一定的影响力,且属于支持市场化改革的“开明派”。

在申请执照和成立“中字头”公司这两个节骨眼上,这群人给了他很多支持。在2014年出版的自传《一槌定音:我与嘉德二十年》(以下简称《一槌定音》)中,陈东升坦率而详细地讲述了初次创业的艰难过程,并说道:“对我来说校友圈、老乡圈和工作关系建立的同事圈是我最大的资源,这一步(拿牌照)我是靠他们才成功的。”

而在公司开始运行后,嘉德的成功,又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他的合伙人们——王雁南、甘学军、寇勤的能量和才干。

嘉德的第一次拍卖大获成功,高朋满座,成交额惊人,引来央视等媒体报道。新公司的名号一炮打响。

陈东升清晰记得当时受邀来为嘉德捧场的人,并在《一槌定音》中做了详细记录:包括一些高级干部,如田纪云、王丙乾、王光英等,还有文化界名人以及他的武大校友和朋友。此外,还有几位被嘉德创始团队拉来购买艺术品的大富豪。

进入拍场的人里,也有刘益谦。只不过,在那个嘉宾云集的场合,彼时的他并不起眼。

直到多年以后,这位上海滩“草根富豪”成了一个传奇人物,被中外媒体广泛视为“中国最大的收藏家”。包括《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在内的西方媒体,每次提及他时,都会不厌其烦地复述他的如下事迹:箱包摊摊主、出租车司机、法人股大王。

让外界津津乐道的不仅是他的“草根”经历和购买艺术品时的大手笔。他不拘一格的行事风格,更让他的影响力溢出艺术界和金融界,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公众人物。比如,他和朋友们与质疑《功甫帖》真伪的上海博物馆学者展开长时间的公开争论,多家媒体卷入其中。还有那场接近于行为艺术的“鸡缸杯事件”:在刷了24次运通黑金卡后,刘益谦从拍卖行那里取得价值2.8亿元的鸡缸杯。接着,他当着媒体的面,用这件明代文物盛水喝。

外界于是称他“土豪”。他回应道:“我就是‘土豪’,我不认同‘土豪’是贬义词,听到‘土豪’我有一种亲切感,人要活得真实一点。”

也有人评价他重义气。在早年与他接触过的圈子里,很多人习惯称他为“毛毛”。这是从前上海家庭常给孩子起的小名,随意而亲昵。几年前,他资助一位前雇员换肝的事迹曾经广为流传,让一些原本对他持负面看法的人也颇为动容。

嘉德首拍的成交总额是1 400万元,这个数字在当时已经引起轰动。前中关村信用社可能贡献最大,一举拍下两件创价格纪录的作品——齐白石《松鹰》和张大千《石梁飞瀑》,共计成交价376万元。

刘益谦则以18万元买下两件作品——一件郭沫若的字,一张李可染的画。

此后,在追溯其收藏经历时,刘益谦把自己收藏的起点,放在嘉德的这次首拍。他还把当年踏足艺术品市场,归结为巧合:“在北京出差,凑巧看到嘉德首拍的广告,一时好奇,就跑到长城饭店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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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美术馆创办人刘益谦

但或许巧合只是表面。他是先一步跨入市场中的人。早年做生意以及投资证券市场的经历,已经练就了他敏锐的嗅觉——财富机会就藏在刚刚敲开缺口的新市场里。在这一点上,当时的证券市场与艺术品市场是共通的。

至于为什么会选择李可染和郭沫若的作品,刘益谦后来颇为坦率地解释,他只知道这两个名字。“当时胆子大”,“花了100元买了一本图录,翻开一看,只有两个名字认识:郭沫若和李可染”。2017年,刘益谦在接受《中国艺术品投资》杂志采访时说。

刘益谦的故事提供了当时的一种成功类型——出身普通,早早踏入社会,一路走到财富金字塔顶端。

陈东升则代表了另一种——受过优良教育,由体制内精英转变为市场精英。外界将陈东升视为“92派”企业家的代表人物。“92派”指1992年后受邓小平南方谈话鼓舞,从体制内下海的企业家。那次规模巨大的下海潮里,诞生了一批知名人物。“92派”一词后来流传很广,成了中国企业家“断代史”中无法抹去的一笔。

在那个一切如新的年代,陈东升和刘益谦都不是特例,而是各自代表了一批“先富起来的人”。他们在1994年的交汇,本身就说明了彼时社会的显著特征——英雄不问来处。

本质上,艺术品市场此后的狂飙突进,也恰恰就是基于这个特征。

崛起:艺术品市场热和美术馆兴建潮相继到来

艺术品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品位,也象征着来自历史的权力。它是财富人士头顶的桂冠。在那个正在经历大规模重新分层的社会,人们必然要求艺术品完成一次重新匹配。

这种广泛存在的换手冲动,造就了之后那个沸腾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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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东升

我们后来耳熟能详、活跃的美术馆创始人们,如王中军、戴志康、刘益谦等,在1994年前就已经完成了人生第一或第二次阶层跃升。

如果从20世纪90年代初算起,与新富崛起同时到来的艺术品大换手,也至少洋洋洒洒持续了20多年。在此之后是漫长的滑坡阶段。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到了2014年才开始被广泛讨论,但艺术品市场更敏锐地感知了经济气候的变化。

转折点发生在2011年。当年春拍市场规模史无前例地站上了世界第一后,紧接着的2011年秋拍,市场断崖式地下降。到了2012年,国内四大拍卖公司成交额平均下调了近一半。

虽然此后的市场上,依然屡屡有创纪录的拍卖价传出,但这些强心针已经无法挽回逐渐向下的大趋势。

宏观数字下滑的背后,其大背景,还是阶层分化的格局初步定型。参与到市场里的人群发生了变化。新进场的大买家越来越少,炒作的热钱越来越多。艺术品被抛到市场上轮番换手,有的甚至每隔一两年就出现一次。市场慢慢演化成一个小圈子里的游戏。

身处拍场的很多从业者,都能感受到气氛的转换。上海一位有20年经验的拍卖师这样回忆:“2010年前后变化很大,之前来买东西的都是藏家,你可以看到他们彬彬有礼,举止得体,拍下就不反悔,这些人是真正喜欢艺术品,也很懂行的人;后来这个市场的炒家越来越多,都是急吼吼的中间商,拍下东西不付钱的情况越来越多,价格也越炒越高,以前那些真正的老藏家们都买不起了,被边缘化了。”

马未都曾对2010年前后发生的这个现象做过一个比喻:“就像是鲨鱼和鲸在海面上把猎物分了,海鸥盘旋着下来拣点剩下的。”马未都形容,像他这样的老藏家就像是海鸥。

资本海洋里新生的鲨鱼和鲸最终把“猎物”瓜分干净了。而当他们盆满钵满地将最昂贵的艺术品捧了回去,也就意味着艺术品拍卖市场完成了它第一阶段的使命。

一轮大换手落幕了。拍卖市场的第一条抛物线趋于闭合。

周期里的“易碎品”:地产、金融和影视大佬们的美术馆

美术馆兴建潮是活跃市场的伴生物。与一代代“老钱”一样,“新贵”们完成藏品积累以后,需要一个地方去保存、展示他们的宝贝。

如同前后相接的两条抛物线,艺术品市场自顶点向下,民营美术馆建设潮才算是真正开启了。根据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发布的《私人美术馆调研报告》,中国65%的私人美术馆创建于2011年之后。

当然,保存、展示艺术品可以有多种形式。而中国民营美术馆之所以如此发展,之所以呈现如今的样貌,是因为它们还迎面撞上的另一股力量——中国房地产行业的爆发。这一轮房地产井喷,又可以回溯到1994年。当年,“分税制”改革在全国正式施行。改革为此后地方政府的“卖地冲动”埋下了线索,影响至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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