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抛锚处,成功纪念碑:企业家为何热衷建美术馆?
作者: 孙行之
美第奇家族与“文艺复兴三杰”、洛克菲勒之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这些遥远而有魅力的故事,混合着“回馈社会”“保存文化”的利他价值观,构成20年来中国企业家营造美术馆的共同语境,是他们对外宣传中光可鉴人的部分。这是故事的一面。
故事的另一面,是华尔街的一句名言:“当一个企业老板花大量时间和金钱在艺术品收藏上时,你就要卖掉这家企业的股票。”这句话绝不能用“玩物丧志”四个字来简单概括。它的背后,藏着产业兴衰和个人命运起伏的密码。
我们不妨把最近20年,那些迅速崛起的民营美术馆视为企业家为自己打造的“方尖碑”。拥有一座美术馆,是一个人财富、地位和声望都达到很高阶段的标志。但在树立这个标志之后,他们又将去往何处?
到了今天,当时代变局展开,商业逻辑转换,美术馆也将在此见证一些人的人生转弯。
- 01 -精神抛锚处
一个沉寂了8个月的公众号突然恢复了更新,内容是8个字:“祝愿大家新春愉快”,没有配图。
这条平淡无奇的信息在一群人中引起了热烈的情绪,不少人转发时为它配上一连串表情:“鼓掌”“烟火”和“笑脸”。这是一个当时正在筹备的私人美术馆的公众号,主人叫曾鸣。8个月前,在北京机场,他被迎面而来的警察带走,这个账号便沉默了。2018年除夕这一天的突然更新,让他的朋友松了口气,以为他终于安然过关。
事实并非如此。操作这个账号的不是曾鸣本人,而是他的妻子和美术馆执行馆长。当时他们正处在极度悲伤和焦急的情绪下,之所以还要更新公众号,完全是因为曾鸣通过律师带来口信,再三要求家人、同事把美术馆继续办下去。在辞旧迎新的除夕,他们商量着用这种方式宣布美术馆工程的重启。自此,工程继续,公众号没有停过一天。
曾鸣是一家文化公司的老板。2017年,他工作的中心从生意转移到了筹建美术馆上。这座美术馆与他的主业无关,纯属他的私人爱好,围绕着一个有些冷僻的门类——“印章”。他的收藏在古文字学界很受重视,被认为可以反映皇权统治疆域变化和官员制度的变迁。当时,曾鸣已经为那座在浙江R城的美术馆筹备了两年。而在此之前,这个计划在他脑海中已经盘桓了5年。他投了一大笔钱,得以在浙江R城的水岸边建造一座私人美术馆。他被带走的那天,规划刚刚落地,施工已经开始。
按朋友的理解,曾鸣把这座美术馆视为他晚年的精神抛锚处。他提前退休,把生意交给了子女,在R城重新买房、安家,全身心扑到了美术馆里。在和朋友讨论美术馆的选址时,他几次提到了美术馆到几家医院的车程,包括R城的医院和上海几家三甲医院 。“小毛小病在R城治,等将来如果有更严重的问题,就去上海。”他还曾计划在博物馆中辟出三个套间,供几位知名的专家来馆研究、看藏品时小住。
2020年,在曾鸣的家人和朋友们的努力下,他的美术馆开馆了。开馆大展朴素而隆重,许多学者和艺术家前来庆贺。曾鸣未能到场,他的刑期还有两年。
身处如此困境,一座美术馆依然让他念兹在兹,为什么?
他的朋友还告诉我,他曾经旗帜鲜明地反对曾鸣创建美术馆。这个反对,并非因为不理解,而恰恰是出于深深的理解:“完全是情怀,他不圈地,也不骗补贴,建美术馆不应该是个人做的事,他付出太多了,犯不着。”
他的另一位朋友则十分自信地告诉我:“对这件事,我是再清楚不过的,美术馆是千秋万代的事情,意味着他的藏品会被看到,被研究,他的名字会留在对这个领域的研究的历史上。”
“青史留名”这件事,不单对从前的知识分子有感召力,对如今这些受过健全教育的企业家来说,可能同样充满诱惑。“归根结底,光宗耀祖是人的本能,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这种本能就在许多愿望中凸显出来了。”喜玛拉雅美术馆创始馆长沈其斌说。
在戴志康决定创建美术馆之前,沈其斌也曾与他探讨过类似话题。以他当时对戴的判断,除了围绕着艺术展开的宏大商业愿景,“在大时代中留下个人印记”这一点也是很触动这个“80年代”大学生的。“当时我感到他对艺术还是很率真的,也不要求我给他多少经济上的回报。”谈话过后一年,3 000平方米的证大现代艺术馆落成,那是喜玛拉雅美术馆的前身。
他们的故事,让我想到古人在断崖上凿出的石窟,以及石窟中时常出现大大小小的供养人。因为出钱开凿石窟,这些凡人的形象被画工画在佛像身旁,借此穿越到了今天。进入现代,又有人希望寄身艺术,以此抵抗时间。
- 02 -冰山以下的部分
与外界隔绝的、高大宽阔的、“白盒子”般的展厅是美术馆展示给众人的一面。在这些“白盒子”背后,它们的底层肌理则是上一轮产业结构转型中,政府与地产商的一次协作。
截至目前,中国共有945家在民政局以“美术馆”为名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其中,地产商建立的美术馆是绝对主力。美术馆与地产商之间如胶似漆的关系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维持到2017年。
“民营美术馆建设背后的动力,根本上是中国的产业结构转型”,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副馆长尤洋分析。博物馆、美术馆从完全官办到被允许民办,再到之后受到鼓励,这一系列变化,都要放在这个大背景下去看。
按照西方国家的经验,当人均GDP超过3 000美元,文化消费会快速增长;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文化发展就来到了黄金期。在中国,2008年,人均GDP已经超过3 000美元。2018年,超过1万美元。这意味着,至少从2008年开始,中国的文化消费就来到了一个快速上升通道。
2002年,国家正式提出要发展文化产业之后,相关的扶持计划和法规不断出台,资本开始逐步涌入。2010年以后,“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逐步开始被纳入许多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中。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纷纷转入对文化资源的竞争,打造文化地标。前些年,各地对名人故里、名人陵墓、非遗发源地的争抢也是这种竞争的表现。
目前没有一份公开文件能够说明美术馆会在具体的土地出让中起到怎样的影响。受访的数位美术馆从业者认为,在政府与地产商的协商中,一个带着文化设施的地产项目会是重要的加分项。在后续的建设中,美术馆也可能得到一些优惠政策、税收减免和项目补贴。而一个知名的美术馆“IP”更会受到地方政府青睐,是要着力“引进”的项目。
21世纪头20年,地产行业黄金期与文化产业的起步相遇。房产商们既是艺术品市场的大买家,又是建设美术馆的主力军。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今日美术馆前馆长张子康看来,房地产商建造美术馆有很多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是场地问题,开发商做项目会有很多‘空场’,许多美术馆都是开发商用售楼处直接改建的;其次,地产商在经营主业时就与艺术家、设计师有很多联系、承接和交流;再次,文化艺术项目也能为整体项目增值;综合因素作用之下,地产商建造美术馆的意识就最先萌发了。”
对于戴志康和创办了今日美术馆的今典集团董事长张宝全来说,美术馆还承载了他们实现产业转型的野心:借助艺术地产跨越到朝阳升起的文化产业。今典集团已经从房地产行业向度假产业、当代艺术和电影产业过渡。集团有综合了画廊、剧场、创意设计等元素的商业地产街区。戴志康则把喜玛拉雅美术馆镶嵌在一个商业办公综合体的 “心脏”部位,周围有艺术酒店、咖啡馆、剧场、品牌店和办公楼,在外部则是一个宽阔的、插满麦子的广场。在证大集团原本的设计中,是建立一个以艺术为中心的商业广场。艺术机构与商场、办公楼的结合,在现在已经是很常见的做法,但在近20年前喜玛拉雅中心立项时,这些设计都是相当超前的。
‘民营美术馆建设背后的动力,根本上是中国的产业结构转型’,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副馆长尤洋分析。博物馆、美术馆从完全官办到被允许民办,再到之后受到鼓励,这一系列变化,都要放在这个大背景下去看。
2009年,是另一个重要转折。“民营美术馆建设的真正井喷是在2009年”,尤洋向我说了他的观察。上海社会组织网的数据佐证了这一点:民营馆中有84%建立于2010年以后,而在之前10年间建立的只占16%。一批很具实力的美术馆如龙、宝龙、苏宁、四方、德基、金鹰等等,也都建于2009年以后。
“不论是国力,还是民族自信心,2008年的奥运会都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尤洋分析。他也提到,2008年末,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曾经推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民间俗称“四万亿”。也是在这一轮投资刺激之下,2009年以后,民营美术馆得到了土地和资金的支持。之后的若干年,民营美术馆以每年新增100家的幅度增长。
龙美术馆和余德耀美术馆的创始人都与房产商无关。但西岸的多家美术馆是政府开发徐汇滨江地块整体规划中的一部分。上海西岸,曾是“煤、铁、锈、砂”的大工业区,是被遗忘的“铁锈地带”。在这一轮城市更新中,政府对这片区域的规划,就是对标世界级文化地标“巴黎左岸”和“伦敦南岸”。龙美术馆、余德耀美术馆、刘香成创办的摄影艺术中心、乔志兵创办的油罐艺术中心等艺术机构都落户在那里。与艺术区毗邻而建的,是一些高档的住宅区。

11月中旬的“西岸艺术季”又让那里成了上海最热闹的地方。在西岸艺术集群东北面的沿江地带,是复星艺术中心、外滩美术馆等等;在对岸的浦东,则有新开幕的浦东美术馆和艺仓美术馆等等。它们沿江而立,占据了新开拓的土地中最为显要的地段。继旧中国留下的万国建筑群、世纪之交建造的摩天大楼以后,美术馆成了这座城市最新的实力宣言。
- 03 -“皇帝”不在了,“罗马斗兽场”还能继续辉煌吗?
现在,那座占地3万平方米的喜玛拉雅中心已如一座孤独的巨塔,冷落、寂静、空空荡荡。一楼商场鸦雀无声,灯光晦暗不明,全无6年前举办“敦煌展”时32万名观众入内参观时热气腾腾的气氛。三楼美术馆的灯依然亮着,这里正在举办一个名为“磁场”的艺术展。那天,我是唯一的观众。
2019年,证大系P2P“暴雷”,董事长戴志康向警方自首,创始馆长沈其斌接任美术馆法人。他告诉我,美术馆已经3年没有从集团拿到一分钱了。

在媒体给予戴志康的许多头衔,如“92派企业家”“上海滩大佬”和“儒商”当中,有一个让他与其他地产商有了明显区分,那就是“张謇门徒”。张謇是近代重要的实业家,中国第一座公立博物馆的创办者,戴志康与他同为南通人。1905年,海外游历归国以后,为了施展其“实业救国”的抱负,张謇用自己企业的盈利创办了“南通博物苑”。
在喜玛拉雅中心和美术馆的打造上,戴志康体现出的某种情结与100多年前张謇的“家国情怀”形成了应和。为了它,他下重注,布险棋,请来很有争议的建筑师矶崎新设计,前后花费10年,投资30亿元,几乎两倍于最初的预算。他曾公开对“喜玛拉雅”四个字作出注解:“我的理想是把世界最最高耸的喜马拉雅山,世界地理上最伟大的物质世界建成一个艺术、人文世界。从此,喜马拉雅不只代表了世界第三极冰川,它从此代表了上海另外一个人文精神高度。”
老板如此力挺人文建设,美术馆也的确不负其厚望,在中国艺术界引领一时。据沈其斌说,早年喜玛拉雅美术馆每年的预算是1 000万元以上。从2007年开始,喜玛拉雅就开始在办大展的路上一路狂飙。他们先是举办了“卡塞尔文献展50年——移动的档案馆”。2008年至2009年,美术馆先后举办了汪建伟、宋冬等重要艺术家的个展;2012年之后,他们办了原研哉、隈研吾、荒木经惟和肖恩·斯库利个展,之后,又是轰动一时的“敦煌展”。这些展览,都实现了影响力和口碑的双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