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篇:古都的复兴,意味着什么?
作者: 维舟近些年来,很少有哪座城市像洛阳这样,经历了如此戏剧性的复兴。尤其是河南卫视“唐宫夜宴”和“端午奇妙游”这两台火爆全网的晚会,无论是“唐宫”还是“水下洛神舞”,都充斥着洛阳元素,这座“十三朝古都”忽然变身为时尚前沿的“网红城市”。
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想象中的洛阳”,也有力地提升了洛阳的城市形象,带动了当地文旅产业,毕竟游客总归是首先对一个地方产生向往和憧憬,才会被吸引前往的。现在的问题是:对生活在其中的几百万洛阳人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两个洛阳
要理解这座城市的现状,我们首先有必要认识到一点:它其实是一座1949年之后建设起来的新城市,现代洛阳与古都洛阳之间的断裂大于继承,对于当地人来说,那些历史遗迹在很大程度上是陌生的过去和可加以利用的文化资源。正因此,当洛阳想要迈向未来时,有一个问题始终挥之不去:历史上曾有过那么多个不同的洛阳,新洛阳究竟应该是什么样?
2000年,我平生第一次去洛阳,这才意识到,我所知道的那个“古都”,除了龙门石窟等少数遗址之外,其实仅存于书本和想象中。那时的洛阳游客寥寥,也谈不上有围绕着文旅集聚起来的产业,很难说是一座“旅游城市”,因而在大部分当地人眼里,那些古迹与自己生活没多大关联。
很多洛阳人的先辈当初之所以来到洛阳,并不是因为喜欢那些文化遗产,而是为了响应国家建设的需要,在此创建一座现代化军工城镇——这和洛阳的文化脉络无关,完全可以坐落在其他地方,之所以选在洛阳,无非一是因其扼守咽喉要道的战略位置,二是本地丰富的矿产资源。
1954年郑州成为河南省会后,长期着重发展轻工业,而洛阳则依托重工业,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大规模工业建设,国家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中有7个落地洛阳(对比武汉也只有8个),拖拉机厂、矿山机器厂、滚珠轴承厂、热电厂、铜加工厂等在涧西工业基地兴起,并吸引了相关产业链上的一大批企业在此集聚。这一举奠定了现代洛阳的工业基础和省内的经济地位。
大规模的工业建设使当时的洛阳一度号称是仅次于上海、广州、北京、武汉的“全国第五大城市”。1953年洛阳总人口仅为15.4万人,短短三年后就飙升至23.1万。杨晋毅课题组20世纪90年代对涧西区271407人进行的籍贯调查发现,外省籍占统计总人数的34.11%。在这些大厂中职工数量最多的第一拖拉机厂,1958年招收工人10216人,洛阳本地人仅268人,只是一个零头。这些工厂的基本配置是“东北的技术人员、上海的技术骨干,加上河南的行政干部和工人”,在这样兼容并蓄中,作为一座工业移民城市的洛阳诞生了。

一位洛阳朋友跟我说,她家就是典型的缩影:爷爷是交大本科,分配到洛阳,奶奶则是武汉过去的,家里吃米饭,只讲普通话,以至于她都不懂洛阳本地话——在洛阳不会因为你说普通话而被宰客。在涧西区有“广州市场”和“上海市场”,因为这两地过去的人最多,他们也不是知青,不能回城。她从厂里医院出生,幼儿园、小学、中学,都在厂里的子弟学校,人们在路上都不问“你住哪儿”,而是“你是哪个厂的”。厂子可以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所有需求。
然而,正是原先的辉煌,使它的发展模式趋于固化,以至于在改革开放之后迟迟未能抓住机遇,且不说与东南沿海城市,就是与郑州之间的差距,也越拉越大。厂矿子弟的铁饭碗心态在转型期遭遇了尴尬的现实。在这样的彷徨中,209世纪90年代成为洛阳失去的十年。
在我那次去洛阳后不久的2001年1月,在洛阳东都商厦特大火灾后不到一个月,新任市委书记孙善武提出改造旧城、建设洛南新区,并大力发展旅游业,利用其“北方少有城市”的生态环境打造出一个宜居的新洛阳。虽然他大拆大建的推进方式在民间引发激烈争议,被戏称为“孙善扒”,但几乎我遇到的每一个洛阳人,都承认洛阳城市建设真正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始于他在任那五年。
在那之后,洛阳一路高歌猛进,大力推动米字形高铁建设,力争将自身重塑为一个交通枢纽。尤其是最近五六年,城市建设很急迫地赶上来,高架桥半年就会修一个。房价也随之迅速上涨:一位医生笑说,2007年他买2 600元一平米的房子,“全科室都觉得那么贵啊”,到2017年春均价也就5000,但2018年下半年飙升至8000以上,2019年以后则达到了13000。到2020年底,地铁也有了:随着地铁一号线试运行,洛阳成为第一个拥有地铁的中西部非省会城市——事实上,洛阳在经济上长期都号称“中西部最强地级市”,2020年GDP高达5 128亿元,排在全国第45位,甚至超过不少省会城市(见表1)。

最具象征意义的是2012年起复建隋唐洛阳宫殿群“明堂天堂”,2019年应天门也得以重建,复原了古都的中轴线景观,2021年央视中秋晚会就在这里举行,“古建筑”成了“新地标”。
虽然这座古都正艰难地向后现代城市转型,但“两个洛阳”仍然并肩存在:文旅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或许象征着未来,但它带动的就业和创造的产值至今有限,洛阳经济的底气仍然主要来自工矿产业。2020年底,洛阳钼业以5.5亿美元收购刚果的超大铜钴矿,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钴生产商,也是洛阳目前最大的企业。工矿和文旅这两根经济支柱,至少还算不上同样粗细。
与此同时,老城和新区也存在“两个洛阳”的明显反差,那几乎是新旧两重天的不同世界。在这里,落后与先进并存,城内外反差巨大,甚至跨过一条街就有两种风景。到如今,外地游客对洛阳的第一印象取决于他们在哪里出站:从老城的洛阳站出来,看到的就是各种老房子,所谓“踩着皇城的路,看着县城的景”,有人甚至觉得还不如三四线的县城;但如果是在新区的高铁龙门站出来,直观感受就迥然不同,几乎像是一夜之间从图纸上变出来的,在开元湖甚至还建有亚洲最大的音乐喷泉。
对老洛阳人来说,南边的新区(洛龙区)在传统上都不算是“洛阳本地”的一部分,因为洛河南岸其实就是“洛阴”了,但如今俨然是“新洛阳”。有洛阳人跟我说,“新城区因为快速的发展,带着独属于大城市的发达和傲慢,而老城区因为不停往新城区输血,又有着小城市的破败和冷淡”,虽然地铁连接了两部分城区,缩短了距离,但这却也加速了老城区的年轻人逃离,他们“最大的梦想就是把自己的父母接过去住”。城市发展不均衡的结果之一,是每天一早往新区方向单向堵,因为生活在老区,工作在新区,而下班则是倒过来,另外半城堵。
像这样古今、新旧不同的“两个洛阳”都是真的,而这本身也体现出这座城市的既丰富多元又割裂交汇的转型阵痛,现在的问题是:从中能孕育出一个什么样的新洛阳?
新洛阳应该是什么样?
这并不只是洛阳的问题。事实上,许多北方工矿城市,都在城市转型阶段遇到了同样的瓶颈,而采取的做法也大同小异——挖掘本地文化资源,在工矿业日渐没落之际,未雨绸缪地推动城市建设和创新产业集聚,实现城市转型。在这方面,力度最大的还不是洛阳,而是“煤都”大同,那几乎是重建了一座古城。相比起来,洛阳在拆旧复建上没那么大动静,但城市形象的提振却更为成功,这除了主政者和市民的努力之外,恐怕不得不归功于洛阳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在整个中国都罕有其匹。

在很多人眼里,这被看作是一座古城的“复兴”,但这并不仅仅只是“终于把城市建设和经济搞上去了”,还意味着城市发展范式的转变:以文旅产业为抓手,它正逐渐从工业时代向后工业时代蜕变。讽刺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原本作为“现代生活”象征的工业,如今只能让人联想到“过去的好时光”,反倒是以往曾被看作过时的那些文化遗产,成了开辟全新未来前景的最重要“矿藏”。
追溯这一历程,近二十年来洛阳的“复兴”,其实是危机的产物:如果城市也是一家公司,那2000年前的洛阳就像一家老国企,它原有的模式已经眼看着难以为继,要谋求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找到新的出路。迟来的变革使得它想要迎头赶上,就不得不以大刀阔斧的方式推进,而此时它又发现,除了工矿产业的优势之外,洛阳相比起其他城市真正不可替代的优势还是老祖宗留下的那些宝贝。换句话说,这些年来的“洛阳文艺复兴”,意味着“通往未来的道路经由过去”。

直到2002年“天子驾六”车马坑出土,洛阳仍缺乏这种新意识。当时洛阳师专的老校长叶鹏看出其蕴藏的重大文化意义,然而当时的领导竟然想把它回填,继续建广场公园,最后只做了一个小型博物馆,这至今让不少人痛心,“本来这并不亚于秦始皇兵马俑的意义”。不同于河南其他地方,洛阳人有一种遗老心态:十三朝古都,随便找个地方挖下去,都能挖到文物,好像“我祖上阔过”,所以这些都可以不在乎,没能特别珍惜。
在洛阳,和西安、郑州的对比是长盛不衰的老话题。论历史上的辉煌,洛阳完全不亚于它们,然而深入了解后,连洛阳人也都不得不承认,洛阳即便历史文物并不逊色,但文旅差西安一大截;在计划经济时代,洛阳的经济水准曾远超郑州,而现在洛阳却似乎连三线城市也只勉强够格,这对洛阳人的自信心无疑是一种打击。它的城市定位级别无疑也不如这两个省会城市:洛阳的行业年会,通常也就说“豫西北地区”,到郑州才敢说是“河南”。

尽管如此,一位洛阳本地河南科技大学的朋友说:“如果洛阳找到方法,未来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如果说郑州的城市发展是“人力密集型”的,那么洛阳依靠的则是资源和文化:无论是古代洛阳的遗产、现代洛阳的工业遗产,还是现在的新区,论丰富性,很少有哪个城市能和洛阳相比,“几乎每个年代的元素都能在洛阳找到载体,这是很难得的,但也要它自己能把握住前行的方向,才能把这些元素发挥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年来引发外界瞩目的洛阳元素,其实大抵都是“在洛阳的中国元素”,尤其是“作为大唐盛世缩影”的“神都洛阳”。在现代虚拟技术的加持之下,这既塑造了一个美轮美奂、令人向往的洛阳,给当地文旅产业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同时却也有可能更加遮蔽了这座城市现实生活中的面貌——毫无疑问的是,绝大多数因此慕名而来的游客,对洛阳的工业遗产既感陌生,更谈不上有多大兴趣,但这才是无数人生活在其中的那个“洛阳”。
我一位郑州朋友高卉曾说,郑州的关键词是“吞没”:郑州被吞没在河南的符号里,而河南又被吞没在中国的符号里。这话用在洛阳可能更恰当:外界看到的“洛阳”,其实没什么洛阳本地生活的文化元素,而都被吞没在中国的符号里,因而从这一意义上说,当下的“洛阳文艺复兴”并不是本地文化的复兴,只是中国想复兴时,不得不来洛阳找,而洛阳又借助这样的“文化寻根”来更新自身的城市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