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全球价值链的“四重冲击”

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初期，曾经负责中国事务的美国前助理贸易代表雷明（Claire Reade）就说，特朗普发起对中国“贸易战”的目的就是想把跨国企业从中国连根拔起。早在2018年之前，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产业链迁出中国的隐忧就已经凸显。就像“狼来了”的传说一样，它似乎停留在“风险提示”状态。

虽有个案，但不损害国内产业链的完整性。更何况，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还得到了加强。2022年2月底俄乌冲突的爆发和3月本土疫情的反弹是重要转折点。由于思维惯性的存在，我们可能低估了其中的利害关系。展望未来，全球价值链重构的速度或超预期。本文从历史和实证的视角分析全球价值链从形成到重构的逻辑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全球价值链的形成：战后全球化70年简史

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度和多层次嵌套式的动力系统，双边或多边协定搭建了制度框架，主权国家、国际多边组织和跨国公司是规则制定者。资本、技术和劳动等生产要素，以及商品与服务的流动是全球化的主要内容。从国际收支账户来看，商品与服务流动和资本流动是一体两面的关系。生产要素的流动会重塑国家的比较优势。由于技术和劳动往往是附着于资本之上的，跨境直接投资的分布是观察“权力转移”的重要前瞻指标。中国的快速崛起部分是因为顺势而为才看起来自然而然，其“势”之一就在于全球化所带来的产业资本的转移，以及内嵌于产业资本中的技术和知识的转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全球化可以被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5～1973年，为布雷顿森林体系1.0时期。基本特征是：政经格局为两极对立、彼此孤立，西方阵营内部实行“金汇兑本位+固定汇率+自由贸易+资本管制”的组合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黄金-美元”本位，本质上仍是固定汇率制。这主要是吸取了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教训。战后的共识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纸币泛滥和竞争性贬值是摧毁经济、导致政治动荡的重要原因。之所以要对资本进行管制，也是为了维护固定汇率和本国货币政策自主性。在“三元悖论”框架下，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不可兼备。国际金融领域最新的研究表明，只要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和货币政策独立性都很难维持。当然，经验也表明，积累外汇储备也是追求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手段。所以，在本阶段，跨境资本流动规模较小，与贸易的波动基本一致，且主要发生在西方阵营。截至1960年，99%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向了发达国家。

第二个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初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可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2.0时代。经过70年代“大滞胀”时期的停滞，于 80年代初开始形成。本阶段的全球化与第一阶段存在本质上的不同，其基本特征是：美元本位+浮动汇率+自由贸易+金融自由化。从生产端到需求侧，全球大市场开始形成，生产分工的特点是横向和纵向一体化并重，且后者在规模上居于主导地位。金融层面，在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改革措施的刺激和信息通信技术的支持下，跨境直接投资规模快速膨胀，规模和增速都数倍于贸易，并且不再局限于发达国家内部。正是因为资本的跨境流动和跨国公司的发展，价值链贸易逐渐成为主导形式。一般而言，如果一家公司能以比在本国至少低20%的成本生产一种产品，离岸外包就是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需求侧，伴随着海运成本的下降和“集装箱革命”，货物贸易急速发展。

第三阶段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一直持续至今。以贸易或资本流动规模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参考图1），2008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化的顶点，商品贸易占GDP的比例为52.46%。截至2020年，比例已经下降到42%，累计降幅10个百分点。在这个过程中，价值链贸易规模同步回落。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开始重新思考全球化的意义，效率优先的全球化时代终结，政治、安全、地缘的考虑逐次凸显。

改革开放和“中国制造”的崛起

从20世纪80年代末算起，中国仅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就建成了“世界工厂”。这不仅仅是因为外资企业助推了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还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培养了人才。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崛起、世界最大贸易国和价值链中心地位的奠定与FDI有直接关系。

改革开放首先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决策层开始重新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首先并集中体现在对FDI的看法上。面对外汇短缺，邓小平曾说，中国有强大的公有制基础，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资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性质。这为吸引和利用外资奠定了思想基础。人们开始摒弃“一无内债、二无外债”的旧观念。在改革开放同一年，中国决定接受外商直接投资，1979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首次为外资企业在华经营提供了法律依据。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在渐进式改革思维的指导下，FDI的区域性和行业性限制性条件仍然较多，外资只能经营出口加工业，国内市场尚未对外资开放。1986年，国务院专门成立外国投资工作领导小组，由国务委员谷牧担任组长，开办“三资”企业逐渐成为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任务，FDI限制条件大幅放宽，外资进入中国的步伐明显加快。

FDI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促进贸易和产业链层面。改革开放初期，通过设立经济特区和经济开发区，珠三角等地吸引了大量的直接投资，出口加工业带动了贸易的发展。这不仅解决了国内劳动充裕、资本和技术短缺的矛盾，也弥补了外汇储备的缺口。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国内消费市场逐渐对外资开放，出口加工业在进出口贸易中发挥的作用不断提升（图1），其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例在90年代末超过50%。90年代初开始，FDI加速流入，外商投资企业在进出口贸易中逐渐发挥主导作用，占比在2005年达到60%，中国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也触及64%的峰值。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随着本土企业的崛起和进口替代的推动，国内附加值占比开始提升，外商投资企业和出口加工业的比重虽持续下滑，但仍举足轻重。

在工业企业中，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在资产规模、营业收入、利润份额和就业岗位等方面占比约20%（在不同行业有显著差异）。就资产规模而言，截至2019年，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汽车制造业占比仍超过40%，造纸和纸制品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食品制造业占比超过30%；主营业务收入方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占比为55%，2013年以前超过70%。净利润方面，汽车业持续位于50%以上，燃气生产和供应业占比也接近50%。就业方面，ICT行业贡献率仍然超过50%。

全球已经形成了“三足鼎立”格局：亚洲以中国为中心，美洲以美国为中心，欧洲以德国为中心。随着地区性贸易关系的加强，未来的趋势是，价值链的区域化还会进一步推进，中国在亚洲的中心地位或要通过“反哺”周边国家而得到加强。

难以量化的，也是影响更深远的是知识和技术的外溢效应及其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在研发方面，普华永道的一项研究显示，2014年，外商投资企业占中国企业研发总支出的81%。外资在中国投资的研发中心数量从1999年的不足30个增至2004年的600个，2013年增至1 300多个，2015年增至1 500多个。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研发工作已经从低成本支持转向了当地运营、服务当地需求和基础研究领域。数百家外国公司已经与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了研究联系。例如，西门子与中国200多所大学建立了研究和技术关系。许多中国高科技衍生产品都来自5个受资助的研究中心和项目。

价值链的区域化趋势更加明显。全球已经形成了“三足鼎立”格局：亚洲以中国为中心，美洲以美国为中心，欧洲以德国为中心。21世纪以来，一个突出的变化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地位显著提升，并且取代了日本而成为亚洲价值链的枢纽，也取代了美国而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截至2018年，有130个国家与中国的贸易额大于其与美国的贸易额，其中有三分之二的国家与中国的贸易额是其与美国的两倍。随着地区性贸易关系的加强，未来的趋势是，价值链的区域化还会进一步推进，中国在亚洲的中心地位或要通过“反哺”周边国家而得到加强。

全球化与美国制造业“空心化”

在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有一座象征着美国之伟大的工业园区，主要生产家用电器。这座工业园是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家用电器的普及而走向辉煌的，它就是通用电气（GE）的“电器园”。园区内拥有六栋巨大的建筑，设有独立的消防部门、自己的发电厂，配有红绿灯的长达1.6公里的停车场，甚至还有独立的邮政编码。通用电气拥有3.7万项专利，被认为是一家自带创新基因的公司。

通用电气是第三次技术革命的产物，呈现了美国制造业兴衰的全景。1892年，正值第三次技术革命的风口期，爱迪生电灯公司和汤姆森·休斯顿电器公司合并，成立通用电气，起初主要生产电风扇、火车和X光机等产品。1910年，通用电气推出第一台电炉；1930年，电动洗衣机；1935年，厨房垃圾处理器；1942年，喷射发动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和居民部门住房拥有率的提升，家用电器开始加速扩散，通用电气也因此走向辉煌，股价、盈利不断创新高。到1955年，园区雇工人数达到1.6万人，1973年达到2.3万人，但这也是峰值。到2011年初，工人数降至不可思议的1 863人。这是通用电气离岸战略的直接结果。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美国家用电器市场的饱和。截至20世纪70年代末，主要家用电器的市场渗透率均已经超过50%。电力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全面覆盖美国家庭，电炉和冰箱在20世纪50年代中叶趋于饱和。进入70年代后，空调的扩散速度明显下降。彩电的扩散在80年代开始放缓……另一方面，通用电气还受到了来自日本和韩国的激烈竞争。离岸，也是为了生存。

第一次石油危机可被看作是美国制造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但制造业就业人数直到第二次石油危机才体现出来（图2）。一方面是由于原材料成本上升，另一方面是受到了来自欧洲和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的竞争，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开始下降，最具代表性的是钢铁和汽车产业，而它曾经是令美国崛起的支柱性产业。再加上市场规模、经济发展阶段和环保、劳工安全等监管规则的差异，外迁被视为是保持竞争力的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并且，一旦竞争对手提前布局，市场份额还将被进一步瓜分。殊不知，迁入地不会永远满足于分包和外包业务。等到本领学会了，就会变成有力的竞争者。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在1979年达到峰值（约2 000万人），占比早在1953年就达到了峰值。

个体企业的理性选择在宏观上导致了“合成谬误”，这是一种典型的“囚徒困境”式的均衡，即每个企业的个体理性导致了集体非理性。如果某一企业因为社会责任感而选择保留本土工厂，但竞争对手选择外迁了，或者国外的竞争者以更低的价格切入市场，那这个有道德感的企业的市场份额将被瓜分。可以说，美国制造业是在遵循市场法则和自由贸易原则中走向衰败的。更滑稽的是，这也是美国消费者用脚投票的结果。

在回望美国制造业兴衰历程时，曾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为“全球百位思想家”的瓦科拉夫·斯米尔（Vaclav Smil）总结道：“美国制造业的兴衰源于它的内在优势、辉煌的成就、难以名状的轻率和自作自受式的失败。”

斯米尔所说的“优势”是美国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成就”是指从南北战争之后的迅速崛起到20世纪40年代统治地位的确立，并引领战后“黄金时代”的光荣历程。“轻率”指的是一种盲目的乐观、无畏的自信和浮夸的傲慢，政商界主流观念认为：低端制造环节的外迁不会影响美国制造业的强势地位；向服务业转型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现代性的体现；源源不断的创新和新产业的诞生所带来的新的就业会弥补落后产业外迁所造成的就业岗位的损失；用更少的劳动力生产了更多的产出恰恰体现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反映出的美国教育的退化不足挂齿；从债权国转变为债务国，并得以维持，是美元“嚣张的霸权”的体现；在历经近百年的贸易顺差后，面对1971年第一次贸易逆差，以及1985年首次对中国的逆差（仅600万美元）时，美国政策当局都没有太在意，这是对不平等的多边贸易规则的轻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