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和做生意一样，都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事

何平方头大眼，声如洪钟，看上去活脱脱一个西北汉子，却偏偏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家乡话从他口中说出来，好像是裹上了一层壳，变得硬邦邦的。如今，虽顶着收藏家、清华大学特聘研究员之类的头衔，他的气质其实更像早年的博客名——“丝路大探险家”。

何平是最早专门收藏犍陀罗佛像的收藏家，也极有可能是中国最大胆的收藏家。

他选择深入一个极少中国人涉足的收藏领域，又为探寻犍陀罗艺术的本源，冒着生命危险去当地寻访。2014年，阿富汗、巴基斯坦战火纷飞，恐怖袭击横行，平民死伤逾10 000人。何平立下遗嘱，背上背包，一个人就去了那里。

何平不是专业学者。10多年前，他还是一个收藏的“门外汉”。他曾经有自己的公司，生意做得还算成功。2008年金融危机让行业大受影响，加之生活中其他不如意，何平干脆卖掉公司，顺着佛教东传的路线，从西安出发，一路走到印度孟买。他用西行的3个月不断与低谷中的自己对话。那次旅途以后，他对收藏萌生了兴趣，人生重心也发生了变化。

选择收藏门类

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犍陀罗”都是个十分陌生的词。它是古印度一个国家的名字，处于今天的阿富汗东部和巴基斯坦西北部，是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2000年前，犍陀罗是世界佛教中心，通过这里，佛教经中亚东传中国，再由中国传向朝鲜、日本。佛教传入犍陀罗后，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其中之一便是，改变了此前不立塑像的传统，塑造出历史上第一尊佛像。犍陀罗是佛像的“故乡”，当地发展起来的佛教美术，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绘画、雕塑和建筑。

“一下子被吸引了，很震撼，好像和我的磁场很合。”何平第一次见到犍陀罗佛像是在香港一位古董商家中。那是一尊公元3至4世纪的刷金菩萨像，呈现出一种有别于中国本土佛像的风格，它糅杂了强烈希腊化风格和印度艺术，以写实的手法刻画人体，饱含力量又凝重庄严。如今，这座菩萨像已经被何平请到了工作室的客厅。

何平在香港古董商家中见到那尊犍陀罗刷金菩萨像的时候，正是2011年。那一年，市场的热度来到了史上最高峰，交易额达到世界第一。中国艺术品价格也飙到了很高的位置，齐白石、张大千作品的价格第一次与毕加索、莫奈的作品并驾齐驱。整个市场处于极为乐观的气氛中。在全球拍卖场，中国藏家都备受礼遇，也风头出尽。

犍陀罗佛像，则是一个远离热闹的冷门。

拥有这一门类最顶尖艺术品的收藏家，很大一部分在日本。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本收藏热中，因为日本国内学术研究的推动，犍陀罗佛像收藏迅速升温。后来，随着日本经济泡沫破解，不少大富豪的藏品都被作为抵押来到了银行保险箱，低价流出，犍陀罗佛像的价格也一落千丈。

在上一轮中国艺术品市场的高潮中，犍陀罗佛像却被绕开了。在国内，大受市场追捧的明清内造金铜佛像价格已经极其高昂，顶尖的佛像拍卖价过亿元。同一时间，犍陀罗佛像的价格区间在几万元到几千万元之间，基本只是20多年前波峰的三分之一。

对这个20世纪日本收藏家们留下来的价格“洼地”，对比国内的艺术品价格，何平当时的判断是：“性价比很高，未来可期。”

何平是个“崇古”的人，对历史悠远的东西有格外的敬畏。他的内心还有这样一番评判：“明清金铜佛像，至今不过三五百年，而犍陀罗佛像，距今至少是1 500年了。”

中国人对丝绸之路的日益关注给了他更多信心。他认为，中国人对佛教东传之路的研究也会日益深入，对犍陀罗的兴趣会随之变得浓厚。中国未来会成为犍陀罗文化研究的中心。所以，如果把收藏视为投资，犍陀罗佛造像会是很有潜力的。

寻求价值证明

介入收藏后不久，何平就触碰到收藏家普遍遇到的问题：鉴定难。

对犍陀罗佛像收藏来说，这个问题尤其棘手。在中国，对这个领域的学术研究很少，主要市场又在海外，没有足够分量的鉴定专家。这就造成这样的局面：圈子里众声喧哗，对东西的好坏、真假，没有成熟的评判，收藏家之间、古董商之间，经常出现很大的分歧。每个人都在寻求各种证据论证自己的藏品是“对的”“有价值”的，很多人也在攻击其他人手里的东西是“有问题的”。而现有的实证资料和研究体系，都不足以让任何一方的话具有足够说服力。

美国、法国、日本的重要博物馆也有犍陀罗文物的专题陈列，但这些藏品都是经过严格筛选和高水平修复的，出土时的原始信息，以及这个文明的整体样貌是被掩盖的。

更丰富细微的信息、更扎实的证据，以及那种直面历史的感觉，都只有到犍陀罗文化的发源地才能找到。到了2014年，他终于下定决心到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走一趟。那一年也是联合国报告中“阿富汗最血腥暴力的一年”，阿富汗军队与当地武装部队的激战，造成平民死伤逾万人。

“这不是谁都能去的地方，不是去逛东京和纽约的艺术品市场，可以说，绝大多数搞这一时段佛教史研究的学者都没有踏足过那里。”一位知名博物馆的西域佛教美术研究者如是说。

何平自己也清楚，这个时候，一个外国人去那里，等于把命运暴露于“无常”。可另一方面，当时主流的预判是，形势还将继续恶化。2001年，塔利班不顾国际社会劝阻，炸毁了巴米扬大佛。而他们毁掉的犍陀罗文化杰作，远远不止这一尊大佛，不断有佛教遗存被毁坏，或被运到国外。这意味着，当年的观看，很可能就是“最后一眼”。何平想要为这些宝贝留下最完整、最清晰的图像资料。他在那里一呆就是一个多月。

那次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何平一路听到多次外国人被绑架甚至被割喉的消息。他自己也遇到过几次险情，令他冷汗直冒，双腿瘫软，紧张到彻夜难眠。

回上海以后，何平的母亲劝他：“你这辈子够了，以后不要再去那么危险的地方了。”他当时答应了。到了201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他发出邀请，他又按捺不住，动身走了。他印象很深，当时联合国官员用防弹装甲车护送他们，还叮嘱他们若在营地内漱口，一定要用统一发放的瓶装水，怕的就是恐怖组织投毒。

在险路上行走的过程，也是何平为自己的收藏寻找到价值证明的过程。某种意义上说，他也像是参与到一场关于犍陀罗的科研竞赛中。谁能掌握尽可能多的实证资料，谁就能在研究中占得先机，其观点就越具备说服力。

何平还用旅途中掌握的资料和积攒起来的人脉，为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支持。这推动了国内这一学术领域的热度，继而扩大了犍陀罗文化在大众中间的影响力。以学术研究和公众知晓度为基础，收藏市场也会被带动起来。

2017年，他协助中央电视台拍摄了纪录片《永远的犍陀罗》，2021年正式播放。何平还与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孙英刚合作了一本大部头的书——《犍陀罗文明史》。这本书的完成，耗时五年。学术界公认，日本学者的研究起步很早，而由中国学者执笔，完整论述犍陀罗历史，并着重将之与中国历史勾连，这是首次。

去年，他与日本知名佛教史学者宫治昭的学生、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李静杰合作在《敦煌研究》上发表了论文《三件新出犍陀罗浮雕造像论述》。

这几年，犍陀罗文化在国内明显升温。国内博物馆和美术馆推出的重要犍陀罗佛像展的背后，大都有何平的参与。

现在，收藏家们越来越认同一个道理：过去那种将艺术品“养在深闺”的收藏形式已经不再可行。艺术品需要不断地借用当代资源对其进行阐释，建立它们与当下的联系，才能增益其价值。实地探访、学术研究、文化普及，对收藏家来说，这都是为自己的收藏重新寻求当代社会认证的过程。这种认证，对收藏家的话语权和定价权至关重要。而同样的艺术品从不同的收藏家手中流出，价格会有较大差异。

具体到犍陀罗佛像这个新门类里，定价体系尚未明确，民间收藏也没有传承，话语权就显得更为重要。谁更早在这个空白地区留下足够深的足迹，就意味着占领了高地。

收藏和做生意一样，也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事

不出差的时候，何平常在他位于江边的工作室看书，或接待往来的朋友。一位客人来访，他起身去倒茶，又顺道走到客厅中央的佛塔前，点燃一支香。客人问他：“你点香干吗？”他的回答很轻，像是自言自语：“哎，就点着呀！”另一位朋友直接说穿：“是因为你来了，所以他点香呀！”他才“嘿”地笑了一声。又似乎是热情被旁人戳穿，感到有些尴尬，他很快抹平了笑容。

何平的朋友这样谈论他的性格：“话不多，说话很实在，收藏圈内的争论，他不会陷进去，也很少背后评论，可能是觉得丢份，对他认为错误的观点，也通常保持沉默。”这种个性，为他赢得了不少人的信任。

收藏犍陀罗佛像以后，何平认识了几位海外大古董商。这些大古董商都经历过日本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济泡沫。当年，藏家出手豪阔，古董商也讲究诚信，在来往中，双方就产生了一些独特的交易方式。如今，虽然市场的辉煌早不复当年，但一些“老规矩”还是保留了下来。

何平说到这样一件事：在箱根做温泉生意的冈田家族是日本最大的瓷器收藏家。他们的冈田美术馆于2012年开幕。但直到美术馆开幕前，公众很少知道日本还有这样庞大的瓷器私人收藏。这个家族行事异常低调，极少在艺术品市场露面。他们长年委托一个叫“壶中居”的古董店为他收集瓷器，每月登门一次，把店内艺术品悉数买走，从不还价，坚持了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