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凭什么成为“中国第五城”？

说到中国的一线城市，人们向来惯于说“北上广深”，但近两年来，却出现了“北上广深杭”的说法。虽然谁是“中国第五城”还存在不小的争议，像第一财经的“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多年来都看好成都，还有人认为重庆、武汉、南京也是有力的竞争对手，而任泽平团队发布的《2022中国城市发展潜力排名》则明确推举杭州，如果你去搜一下百度，“北上广深杭”会出来2 390万个结果，“北上广深蓉”则只有307万条。

即便在城市化高歌猛进的中国，杭州的崛起也堪称一个传奇：它曾经只是一个局促于一隅的省会城市，仅仅以山水名胜著称，在上海庞大的身影下勉强才成为一个区域中心城市，但现在却获得了全国性影响力，甚至有望成为“国际大都市”——据说至少有183个中国城市提出过这样的目标，但杭州，在南宋临安的繁华消逝700多年后，看来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这一目标。

它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杭州成功在哪里？

杭州的崛起，并不只是依靠其规模。实际上，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杭州城区总人口为874万人，在全国只排在第11名，还达不到“超大城市”的门槛（1 000万人）。换句话说，杭州能跻身“第五城”，是因为拥有超出其人口规模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

这种经济力量可以在数字上直观地感受到：2021年，杭州全市GDP为1.81万亿元，低于成都的1.99万亿元，但人均GDP却比成都高出58%之多。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标准，迈进发达经济体的门槛是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越过这条线的时间，深圳是2013年，上海、北京、广州均在2018年，杭州仅晚了一年。

虽然有人提到杭州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不低，但论财政税收，2021年杭州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 386.6亿元，支出只多了6亿元，财政自给率高达99.75%；而成都同年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仅1 697.9亿元，支出却高达2 237.6亿元，财政自给率只有75.88%。实际上，除了上海、北京、深圳遥遥领先之外，杭州的财政收入在各大城市中仅次于苏州，而财政收支之平衡，在国内所有城市中排名第一。

截至今年6月末的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杭州高达6.62万亿元，排在全国第五，低于广州（7.81万亿元），却高出成都（5.27万亿元）、南京（4.95万亿元）、重庆（4.87万亿元）不少。考虑到全市人口规模，杭州的人均存款余额与南京旗鼓相当，却比广州高30%，也高出成都118%，更是重庆的3.6倍，可见其民间之富裕。

这种富裕最直观的体现，就是杭州人的消费能力：2021年全国21个超大、特大城市中，杭州的人均月消费支出3 717元，仅次于上海（4 073元）、广州（3 930元）和深圳（3 857元），甚至还超过北京（3 637元），比成都（2 632元）高出41%。

从企业的指标来看，杭州的优势甚至更明显：“财富中国企业500强”企业总部数量，杭州有23家，仅次于北京（127家）、上海（66家）、深圳（35家），比广州（17家）、南京（13家）和成都（6家）都多。坊间甚至还有“北上深杭”的说法，因为这是中国大数据“独角兽”企业最集中的四大城市。2021年，杭州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主要特征的“三新”经济增加值占GDP的36.2%，比全国平均值（17.25%）高出一倍有余。

也因此，虽然现在说起杭州，很多人第一反应还是西湖，但你现在想到杭州的时候会有某种未来感：这座城市并不只有湖光山色、历史文化，它还和“新经济”紧密相连——然而，这其实是近二十年来才注入的新内涵。

很多杭州人都还记得，杭州原本的经济底子很薄，缺乏支柱产业，城区也很小，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都一直维持着数百年来的格局，主要的商业街区就延安路、孩儿巷、武林广场这么几个地方，以至于有人开玩笑说，“连偷情都很容易撞见熟人”。和国内的很多城市一样，1992年以后，杭州开启了延续至今的城市扩张，但真正重要的转折点，是它在2000年之后搭上了“新经济”的快车。

从2000年起，王国平在杭州主政十年之久，这是让杭州彻底改观的十年，各项城市建设快速推进。也是在这一年，杭州提出“工业立市”（可见工业原本是它的短板），但它很快意识到，由互联网带动的新经济才是真正的机会。成立于1999年的阿里巴巴集团当时还只是个没多少人在意的小企业，但掌舵才一年的马云已经在一场演讲中发出豪言：“西雅图今天讲，我有微软，我有波音；纽约今天说，我有IBM； 我们希望有一天，杭州人说，我们有阿里巴巴。”

对杭州的城市发展来说，这是几乎怎么说都不为过的。尽管有个笑谈说，在阿里总部附近几公里范围内是一个“创业坟场”，但新企业创业失败率高，这在任何地方都是很正常的事，关键在于：阿里系成了“新经济”的孵化器，并的确在激烈的竞争之后进化出了一批新企业。据初橙资本发布的阿里校友创业黄埔榜，由前阿里员工创立的公司到2017年就已达924家，滴滴的程维、蘑菇街的陈琪、同程的吴志祥均出身阿里系。

与此相适应的是，杭州下属的桐庐还是“中国快递产业之乡”，快递业中“三通一达”（中通、圆通、申通、韵达）的创始人都是从桐庐走出去的，2021年仅这四家企业配送的快递就多达683.23亿件，占全国配送快递总量的63%。这一现代物流与电子商务的结合，催生了很多新型业态，构筑起以杭州为中心的高效、低成本物流生态链，江浙沪才赢得了“包邮区”的名号。

杭州的发展可以说很好地印证了经济学家熊彼得的“企业家理论”：只要有一批创新型企业家能带动起一波创新浪潮，当时能支撑起与之相对应的人才体系，那么最终就可能推动经济发展，并给人们留下对当地的全新印象。2008年，杭州被正式授予“中国电子商务之都”的称号，企查查的最新数据显示，杭州以电子商务为主营业务的企业已多达81 034家。2020年中国直播电商领域共有23家平台获得11.7亿元融资，其中杭州就占了一半。

与此同时，杭州的各级政府不仅积极支持“三新”经济发展，还会与企业签各种框架合作协议，共同推进新区的开发，布局对应的产业生态，云栖小镇、梦想小镇、云谷、西溪谷、传感谷等等都如雨后春笋般催生出来，将市郊的土地快速变成各种园区，实现各方共赢。此前很长时间，杭州的发展都受限于资源，比较优势只是农业（如龙井茶）、旅游业（特别是西湖）和自然资源，但新经济和城市开发的结合，使它获得了不断滚动开发的内在驱动力。

由此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作为国内最富有企业家精神的城市之一，杭州的商业文化孕育出了源源不断的内在活力，形成了它相比起许多城市的一个优势，那就是它创造就业的能力，由此而来的新经济为年轻人提供了非常多的机会，而杭州市政府又出台相当大手笔的配套人才政策，从住房、补贴、退税到各种优惠，其力度之大都堪称国内少有——博士或海归人才，给个几十上百万元都是常有的事，不止一位因此选择杭州的朋友告诉我，这确实是相当有吸引力的。

当然，像这样扶持新兴产业、吸引人才、推动城市开发的思路，全国各地几乎都在做，也都试图通过内外部的联动，将各部分盘活，但为什么杭州做得特别成功？

杭州为何能成功？

回头来看，其实全国各地的创业热潮，都是在1992年前后那一波开始的。虽然杭州后来在新经济时代被赋予“互联网之都”或“科技金融之都”等美名，但在起点上并没有多少差别，甚至倒可以说，由于缺乏工业技术，它原本的基础是较为薄弱的，这就使得它后来的成功看起来尤为眩目。

当然，任何成功都不可能是偶然的。杭州没有工业社会的基础，甚至可以说在农业社会到大工业生产的转变这一步是缺失的，然而在产业转型时却可能使它因祸得福，可以没有包袱轻装上阵；与此同时，杭州周边数百年来就孕育了种类、数量繁多的特色化小企业，市场专业化程度很高，一个个村镇形成了高度发展的产业细分，加上频密互动的民间商贸网络，在加入了互联网这个催化剂之后，产生了一种核聚变效应，就此爆发出惊人的活力。从这一意义上说，义乌、淘宝兴起于这片土地上，都绝非偶然。

老杭州人还记得，杭州的商贸批发行业，起于1989年秋成立的四季青服装市场——电商经济启动的时候，很多淘宝商家就是去四季青拿货，挂到网上去卖。可以肯定，当时几乎没人能想到杭州的互联网经济能有今天这样。但从另一面也可以说，杭州原先的商业文化基底天生就适应市场经济乃至新经济模式，不仅使得它原有的优势更好地发挥出来，并且奠定了杭州乃至浙江至今都相当鲜明的一个特点：它的社会经济发展不那么依靠外部投资（无论是外资还是国家投入），而是内生的自发生长。

很多人都跟我说，杭州相当突出的一点是创业精神很强，但这并不能仅仅归功于模糊的“商业文化传统”，要不然我们就难以解释为何晋商、徽商的老家现在没有延续同样的传奇。一个城市经济产业的兴起，势必需要各方面顺应市场经济的默契配合：亲商的社会土壤、蓬勃的创业精神、城市主政者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对相关产业的扶持、人才引进的配套措施等等，缺一不可。到最后，还要看具体细节能否高效地落实到执行层面。

对于初生的新企业来说，这有时关系到生死存亡。丁香园创始人李天天曾说过自己的亲身经历：他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丁香园”就得名于哈尔滨市花），2003年去当地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成立这家医疗互联网网站时，对方送了他一句话：“你的想法很前卫，但有知识的人不上网。”因为那时网络最火的是聊天室，他们以为丁香园也只是搞点娱乐。网站审批就花了他一年，后来是偶然的契机才于2005年来到杭州，当时仅有3名员工，三个月后，时任杭州市科技局副局长的徐土松得知丁香园后，主动上门扶持。到了2010年丁香园急需资金的最艰难关口，有境外投资人愿意投资，但北京、上海的企业走完外汇流程通常需要3～6个月，而在杭州，从整理资料递交到外汇管理局，到A轮200万美元入账，仅花了18天时间，实际行政审批只有8天。李天天曾和创业伙伴感叹：“杭州让我重新认识了政府，重新认识了政府公务员。”

确实，一位在中西部多个省份生活过、现在杭州工作的朋友说，在他看来，杭州和中西部城市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行政管理水平”。早在二十年前，杭州的政府工作报告就已体现出对电子商务、互联网经济的重视，不能不说眼光相当有前瞻性，更重要的是，这些设想真的能高效地落实下去——有些地方并不是没有眼界和意识，但到执行的时候往往就变形了。

杭州最强的就在于这种内生的、自发的活力，从民间到政府都能高度协调配合，由此形成了一个源源不断推动经济发展的源泉。当然，虽然有强烈的亲商氛围，但杭州在推行一些新举措时也会遇到阻力，这时候它的办法通常是“走一步看一步”，不断地适时调整，以至于本地制定规划时往往是一年乃至半年的——先试点看看，能成就继续做下去。这种灵活性与保持目标长期一贯的结合，使得杭州的城市治理水平能不断地优化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