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距离国际大都市还有多远？

8月25日，杭州市委举行“‘浙’十年？杭州”主题新闻发布会，宣称杭州要“努力打造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虽然国内近些年来有无数城市都提出过类似的目标，但杭州绝对是最有底气这么说的都市之一，而成为“国际大都市”也将标志着杭州华丽转身的最终完成。

一座原本扎根于乡土的城市，如何顺利实现这样的蜕变？这对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进而言之，当下的杭州究竟有多“国际化”？这些都是它在上升到目前的位置之后，我们需要去追问的。

“杭州味道”

杭州能到今天这样，是过去三十年狂飙突进的结果。这对一些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成功的故事，因而杭州也已连续15年蝉联“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称号；但对另一些人来说，这却是一个“失乐园”的过程，“杭州味道”由此逐渐丧失。

一位杭州土著跟我回忆这个压缩完成的城市扩张过程：“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在杭州成长的人来说，这些年见证的是一个城市变得越来越陌生的过程。我的小学、中学都是在武林路这一条街上度过的，我的同学也一样，但现在的话，你会发现所有的朋友，平常要约一下，那基本上都是10公里以上的距离——以前被问到‘你住哪里’，会说住哪条路，现在则说住哪个区。这个杭州和我小时候的杭州已经大不一样了。”

确实，不止一个老杭州告诉我，以前的河坊街其实已经拆完了，剩下的只有仿古建筑，“在外来游客眼里，杭州还是很有历史感，但对老杭州来说，现在地面上没东西了，当原先那种氛围消失，你眼睛看不见、身体也感受不到，那种杭州味道就没了”。

这种“杭州味道”淡化的最典型的缩影，可能就是杭州方言的命运。杭州话作为一种特殊的“半官话”，原本就是吴语方言区里的一个孤岛，通行范围很小，甚至到梅家坞，口音就不一样了，到萧山则完全不一样，那属于吴方言临绍片。这些年来随着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现在即便在杭州城区，听到杭州话的机会也不多，甚至有人都来杭州好几年了，也没听到过有人说杭州话。当然，濒危的并未只有杭州话，上海话也都岌岌可危，然而杭州人在这方面的危机意识并没有上海人那么强烈，这或许是因为它从来就不曾是一种强势的地方文化载体。

然而，对老杭州来说这是本地特性的丧失，但对“新杭州人”来说，却正因为此才更容易融入进来。像成都、重庆，本地菜式、方言，即便你用普通话问路，对方大概率也还是用“川普”来应答，甚至还发生过这样的事：上海女孩子到重庆工作，但几个月下来，到底还是无法忍受几乎每道菜都是辣味，只得逃离。在杭州生活，人们普遍感觉“杭州不排外”，普通话通行无阻，杭州菜几乎谁都能吃，更不会觉得外来移民占用了本地资源、碰到温州人很有钱也不会嫉妒，没有针对这些新移民的谣言（不像有些地方一提到河南就说“河南人偷井盖”）。多年前，在上海的出租车行业曾有不成文的规定，司机必定是本地户籍，这让杭州人得知后非常惊讶，因为在杭州很少看到本地司机。

不过，那种“杭州味道”仍然是很重要的，有时候正是这确定了这座城市的灵魂，并吸引着人们到来。一位来杭州多年的上海人说：“只要有西湖在，就算因为疫情不能出城，我也还有个西湖可去，在上海我能去哪儿？只能蹲在那个鸽子笼里面。所以相比这两个城市，我还是更喜欢杭州。” 对很多人来说，光看高楼大厦，杭州和别处又有什么本质区别？有一位朋友就直白地说：“如果我不去西湖，不去灵隐寺，我找不到杭州的味道在哪里。”

所以问题来了：什么是杭州？作为一种人文印象的“杭州”，可能从一开始就跟对杭州的想象是分不开的。在浙江工业大学讲授数字营销的杭州人盛婕说，这种想象本身就是杭州“最具价值的一个品牌”，相当于是“一个巨大的IP”，“但问题在于，如果西湖就是杭州形象中最最重要的财富，当你居住在离它10公里之外的地方时，就很难享受到——要是你居住在大江东或未来科技城，每年就去一两次西湖，那西湖跟你又有多大关系？”实际上，另一位也谈到了同样的问题：“这些年在杭州，你会明显地感觉到人变多了，然后地方变大了，再加上我自己买的房子又在远郊，就会觉得来市区也不是那么方便，所以好像对这个城市精神上的依恋也没那么多了。”

近年来的一个问题是：现在游客涌入得太多，网络传播又太发达，以至于杭州成了世人眼里的“网红城市”——这种揶揄在国内的语境下当然不算是个褒义词，但在某种程度上也算充分挖掘了杭州的商业价值。值得注意的是，杭州从旧到新的蜕变完成得比较顺利，如果说原先它还只是一个世人印象中有着某种“传统美”的风景名城，那这两年却和“新经济”等“未来感”产生了关联，这意味着，这座城市有韵味，但并不保守，城市性格中具有相当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如何既保持城市特性的根，又在开放中不断提升，这在任何地方都是不容易做到的。这并不只是杭州的问题，更是中国城市化的普遍问题，只不过杭州近十多年来的发展尤为迅猛，那种同质化的城镇建设模式也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放大。社区商业本应是跟随着市民生活自发延展的，但用一位杭州人的话说，杭州的很多新城区给人的感觉却是“一个很大的住宅，周围都是围墙”。

相比起广州、上海，杭州其实是一个市井气较为缺乏的城市，像上海有很多咖啡馆林立的小马路，但在杭州，大部分街区还是欠缺一种文化浸润的多样化商业形态，倒是连锁品牌众多。仅有的例外之一是中山路，这条街基本还保持着原有的风貌，基本没有拓宽过，除了很早之前的一点保护性修复，政府并未过多干涉。作为南宋御街，这条街的两边自然生长出很多咖啡店、日本料理店、西餐馆，很多都是门面很小的一间，但也因此，可以在步行距离内容纳形形色色的许多店面。

决定人们生活品质的，往往是离家5公里半径内城市生活的丰富性，比如步行半小时内是否有商场、电影院、图书馆、公园、咖啡馆等足够多的选择。这一点相当重要，就是城市生态要有自然有机生长出来的东西，因而现在评估城市的重要国际标准之一，就是在散步能到达的范围内，社区商业和文化上是否有足够的多样性和高品质——“国际”并不是空洞的“高大上”，它首先应当是这样：在容纳越来越多不同群体市民的同时，越来越好地去满足他们多样化的需求。

杭州人愿意为什么付钱？

平心而论，杭州已经给了很多人不同的选择：在上海市区，你或许逃脱不了那种大都市的氛围，但在杭州，城区的生活很便利，人与人之间的挤压感也没有上海那么强烈，精神状态相对松弛。不仅如此，只要你愿意开车半小时，或地铁多坐一小时，就可以去到一个跟市区完全不同的地方，山水、乡野、农家乐，都应有尽有。换句话说，在杭州你可以享有丰富的生活品质，但前提是你要善于发现，还得有钱有闲。

虽然杭州也不是人人都有钱，但相比起来，钱不算是大问题。从2010年到2021年，杭州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从20 219元猛增至44 609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普遍的认知是杭州人“都很愿意花钱”。更一目了然的指标是个人所得税，因为个税越高，说明当地高收入岗位越多。2021年全国个税最高的十个城市，杭州名列第四，仅次于上海、北京、深圳，人均个税4 853元，几乎是广州的两倍，更是成都的近四倍。

关于杭州民间有多富，坊间有很多段子。据说一位大叔拆迁后分到很多套房，身家半亿元，号称“蒋村皇帝”；一个每天按点上下班的扫地阿姨，平日里非常随和，家里却有20套房，以至于公司财务出了点状况后，都有人开玩笑说不如去求这位扫地阿姨注资。

像这样拆迁暴富的故事，在各地城市化浪潮中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但杭州有所不同的是民间经商致富的也很多，以至于普遍习以为常。今年初，广州69岁的独居老太苏玉甫炒股爆仓，倒欠券商1 000万元，轰动全网，很多人怀疑这事到底真的假的，感觉一个老妇人手握几百万元都不可思议，然而就像一位杭州人说的：“在杭州，这不是很正常？家里有几百万元在炒股，这哪里不对了？”

据说此前一场追尾事故，7辆车里就有2辆特斯拉。杭州街头琳琅满目的豪车，各种牌子应有尽有，所有的新能源车品牌，在杭州街头几乎都能在第一时间看到，原因之一是“那些网红赚了钱以后，不买房，先买辆好车”。发了财的杭州人现在买新车就跟以前买手机似的，常常还以一种特殊的态度勇于接受新事物：到店里一看，“那个牌子开的人太多了，就这个挺有意思”。不管是标新立异还是开放包容，这种乐于“第一个吃螃蟹”的心态使创新更容易在这里落地生根。

这种富裕，再加上杭州生活成本较低又很便利，使得杭州整个给人感觉生活相对轻松、舒适，老杭州人甚至以“安逸”著称。然而这些年来，杭州人给人感觉却好像不太会去享受生活。杭州人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商业头脑，哪怕是买房子，也不完全是为了去住那个房子，而是把它当作一项投资的——尽管现在全国各地或多或少都这样了，但杭州人的这种意识更早也更强烈。不仅如此，外地人来到杭州后有时会发现，杭州竟然没有太多的小吃，也没有像样的早餐，很少人认真地在外面悠闲地吃一顿早饭，杭州的面馆在清早几乎都是没什么人的。

让我有点吃惊的是，杭州甚至被很多人吐槽为“美食荒漠”。杭帮菜一度盛行上海，因而上海人的普遍认知里不会觉得杭州是“美食荒漠”，然而对杭州人来说，本地饮食并没有太多选择，尤其杭州作为旅游城市，饭店菜品的趋势就是融合菜，因为这样才能迎合不同口味的各地游客，通过薄利多销做大，而专做某种特色可能因为受众太少而无法生存下来。这么一来，多样化的需求所催生的不是丰富多样的产品服务，反倒是一种“竞争趋同”的局面。有一位杭州人准确地道出了对这种单一化的忧虑：“我们不能说这种商业化的东西不好，只是说它好像太单一了。”

杭州的整个氛围似乎是：人们对这些生活不那么讲究，而觉得自己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尤其是赚钱。杭州菜的出名，也不一定是杭州人自己多么爱美食，倒不如说是为了更好地赚上海人的钱，而上海人之所以爱吃杭州菜，恰是因为它成功地迎合了上海人的口味、价廉物美等多种需求，但要做到差异化、高端化就很难，因为那要朝相反的方向演进。这种局面只有当更挑剔、专注的新一代消费者崛起之后才能打破，像“新荣记”之所以能做成高端菜，就是因为一些有钱的台州商人追捧。

无论是要打破“美食荒漠”还是“文化沙漠”，都需要一个足够的消费群体才能支撑得起来，否则就算是勉强有什么高端的生活方式落地，最终也还是没有土壤能让它扎根。这首先得有庞大、多元的人口，这样小众、高品质的事物才能有大量的消费群体。现在杭州已有相当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也正是他们带动杭州的演出、展会、艺术、餐饮等市场逐步向上提升，而只要有这样一个市场在，那么一些高品质的文化活动就算不把杭州作为第一站，恐怕也不能忽视它的存在。

关键之处可能也在这里：相比起许多城市，杭州人其实不缺钱，但关键是他们愿意为什么付钱，能否产生足够多的市场需求。因为这座城市已经有了相当完善的市场机制，也并不缺乏对创新事物的接纳态度，但如果他们自身对公共服务和文化消费的品质就没有太高的要求，那就难以持续有力地推动相应的整体性改善。